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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惫地打住了话。道静轻轻地给他揩去额上的虚汗，小声说：“华，今天你太兴奋了，说的太多了。歇歇，不要张口好不好？”
“不累。我们应当多谈谈心。”江华微笑着继续说道“静，没有党，我也是没有今天。是党挽救了我这个流浪儿。从我当学徒起，党就在培养我、教育我，后来我进了党办的中学受到更多的教育。什么时候一想起我妈妈生了妹妹以后躺在床上那张惨白的流着眼泪的脸，我就想，这个罪恶的社会必须改变！”
“妈妈还在吗？”道静轻轻插了一句。
“四年不通音讯了。”停了一下，他忽然睁眼说道“我都说了些什么？脑子迷迷糊糊的。还有一件事没有告诉你，许宁又被捕了。”
“什么？许宁说是上陕北，怎么又被捕了？”
“他没有走。党派他到东大去帮助工作。他是和我在同一个晚上他跳墙后，躲在一个人家的大姑娘的被窝里被捕的。”
东北大学的同学在“九一八”后遭到了国破家亡的深重的痛苦，也遭到了因为饥饿、流亡而更深一层的欺骗与压榨。
为了求学，为了学校“赐给”的两餐粗茶淡饭，他们饮泣吞声忍受了四年的奴隶生活。当“一二九”那天他们冲破了学校当局的各种欺骗与威吓，毅然参加了游行示威归来之后，立刻一幕幕的丑剧就在他们面前排演起来了。
东大同学刚刚游行回来，就被集合去听学校当局的堂皇的训话：“同学们，告诉你们，刚才已经有两个日本人来过咱们学校了。他们问我们还能约束学生不能？要是不能，他们可要直接约束你们来啦！我们赶紧说：‘能！能！学校当然能！’”
这奴颜婢膝的讲话刚完，接着秘书长又换了腔调骂起街来。他说：“不怕死的小子们！你们有骨头，是他爸爸揍的，直接拿枪去打日本呀！干么干么在学校里穷捣蛋！”
接着，堂堂大学的大门口就被武装军警把守起来。学生们成了囚犯，不准出入。但是他们在校内依然毫不畏惧地展开各种爱国的活动。于是，又过了两天在十二月十一日大雪纷飞的深夜里，更开来了大批东北宪兵把学校团团包围。
这时情况更加严重了，斗争更加紧张了。江华、许宁和东大党的负责同志一直没有离开学校。由学生组织起来的纠察队来报告，大家虽然立刻知道了这个恶劣的消息，但是黑夜沉沉，大雪纷纷，而且四面被围，同学们又往何处逃避呢？江华他们更不能立刻走出。因此大家只能分头在校内各处寻找隐身的处所。天快亮的时候，一辆辆的囚车随着又一批荷枪实弹的军警继续开来，于是由学校当局向导，由宪兵拿着用“东北大学公用笺”开好的名单，开始在全校各个宿舍各个角落搜查起来。学校献出的人名单一共三十多名。宪兵按名单搜捕之后，学校更又立刻宣布了“紧急戒严令”由秘书长和军训主任任戒严司令，宪兵把守校门，严禁学生出入。这时情况更加紧急了，写在黑名单上的学生领袖们不得不迅急逃避了。江华越墙碰到一家人家的木头上，挨了一钉子还是逃出来了；可是许宁呢，他矫健地蹿上了东大西边的一垛矮墙头，翻身落在一家人家的院子里。他想经过这个院子开开街门蹿出去，但是他没有来得及后面的军警发现了他，在急骤的枪声中，大批宪兵跟踪而至。这家人家的主人一个老头和他年轻的女儿听见院子里咚地一声响，他们惊慌地下了床开开屋门向外窥探时，许宁一看情况不能向外逃走了，他就奔到屋门对老头说：“老大伯，救命！我是学生！”老头和他的女儿愕然一惊，但是却立即说道：“进来！”惊慌中他们刚刚把他用被子蒙住头，女孩子靠近他把自己的身子挡住这个大被卷时，一大群恶狠狠的宪兵就追进屋里来了。他们大声吓唬老头：“人在哪儿？赶快交出来！”老头和他的女儿不承认：“不知道，不知有什么人。”那些宪兵大骂道：“放屁！
明明看见有人进来，还有满地的脚印，你还想帮助共匪造反吗！不说，你老杂种就要同罪！”老头和他的女儿还是说：“没有！没有！”虽然女孩子的身子在许宁的身旁一个劲地发抖。许宁这时再也不能隐藏了，他突然毫不迟疑地站起身来，就这样被捕了。
江华倒在枕上似乎睡着了，但又忽然睁开眼睛严肃地瞅着道静说道：“全市大多数学校罢了课，反动家伙一定又要想法子破坏。斗争只会越来越复杂，道静，你的经验还很不够，可要再接再厉地干下去呀！可可不要因为北大的工作才有一点成绩，就自满，要不懈地要不懈地斗争下去”说到这里，他已经昏沉地睡去了。
道静站在床前，默默地望着那张憔悴、焦黄然而又是那么刚强而坚毅的脸。伤的挺重，但他绝不喊一声痛；在和爱人相会的欢快中，在极端疲乏、几乎昏沉过去的景况下，他仍然念念不忘当前的斗争和工作；念念不忘鼓励爱人的进步而且对于她那怀念别人的诗虽然他明知她的爱情属于那个死去的同志比属于他的更多、更深，但他毫无怨言。他只是在尽一切可能使她感到幸福、感到欢愉，虽然，他能用在这方面的时间和力量是这样少她这样想着，默默地凝视了他好久。一种近似负疚的感情，开始隐隐地刺痛着她的心
看见他的棉袍扯了几个大口子，她找出针线开始替他缝补。在棉袍的口袋里，她发现了一个揉得皱皱的小纸条。她打开来，这是江华清晰的笔迹：“静，对不起你，我这是第三次失信了”不知怎的，道静看了这个平淡的小纸条没有寄给她的小纸条，忽然，眼睛潮湿了。
“路小姐在家吗？”
“谁？”道静一惊，放下手里的东西轻轻地开了屋门。一看，原来是任玉桂的父亲任老头现在他已经是市委的通讯员了。道静又高兴又惶恐地握住老头的手，拉他进屋来小声问：“老伯，什么事？”她向睡着的江华一努嘴“他受伤了。”
因为她知道，如果不是有重要的事情，市委是不会派人来找江华的。
老头点点头，关切地站在床前望望江华沉睡的脸，然后扭头对道静说：“他什么时候受的伤？同志们并不知道呀！今夜里有一个重要的会，要是去不了，我就去告诉当家的。他的伤重不重。”
道静望望江华黄黄的没有血色的脸，轻轻地说：“他自己说不重，也不叫我看。他说叫钉子钉在腰上了，好像流多了血有点儿弱。您看叫醒他不呢？”
“不用叫他了。”老头儿怜悯地摇着头“我去告诉当家的，就叫他在你这儿养几天。”老头说着就往外走。
“大伯，等等！一块儿走。”江华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醒来坐在床上了。他说着话就下了床，一边从容不迫地穿着棉衣，一边对道静抱歉似的小声说道“对不起，又失约了。你睡吧，别等我。太晚，我就不回来了。”
她默默地送着他。看着他高大的身影随着瘦小的老头蹒跚地消逝在胡同的转角处，不禁轻轻自语道；“卢嘉川林红他，都是多么相象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