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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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掘壕固守的阵地战中，最重要的东西莫过于以下五件：柴草、食物、烟草、蜡烛和敌人。如果按其重要程度来排列的话，在冬季的萨拉戈萨前沿阵地上，敌人只能排在倒数第一位。除了在夜间，即使遭遇意外袭击——突然袭击总是难免的，谁也不会太把敌人当回事。远处的敌人有如一些黑色的小昆虫，偶尔也能见到他们忙忙碌碌地来回走动。战斗双方的当务之急是设法抵御严寒。

    老实说，我在西班牙的这段日子里，自始至终，几乎没碰到过什么真正的战斗。从一月到五月，我一直待在阿拉贡前线。从一月到三月底，除了特鲁埃尔以外，那里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战事，或者说只发生过几次很小的冲突。三月，在韦斯卡周围发生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战斗，我自己只在战斗中扮演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六月，进攻韦斯卡的战斗遭受了惨重损失，一天之内就有数千人阵亡，而我在那之前就已受伤，丧失了战斗能力。我几乎从没有想过人们一般很在意的那些战斗荣誉之类的事情。我既没有遭遇过任何一架飞机在我身旁投下一枚炸弹，也没有遭遇过任何一颗炮弹在我身旁五十码之内爆炸，我只遭遇过一次白刃战（哪怕一次也嫌太多，我完全有理由这样说）。当然，我们常常遭遇重机枪的火力压制，但通常身处安全距离之外。如果你采取合理的自我保护措施，即使在韦斯卡的前沿阵地上，一般也不会遭遇什么危险。

    从这里再往北就是环抱萨拉戈萨的群山。战斗处于胶着状态的时候你只能感到疲劳和厌倦。整天过着有如城里小职员那样的既忙忙碌碌，又机械单调的生活。站岗、巡逻、挖战壕；挖战壕、巡逻、站岗。在那边的每个山顶上，都有一群法西斯分子或保皇党分子龟缩在他们的旗帜下瑟瑟发抖；他们每个人都裹紧肮脏破烂的衣服，试图抵御寒冷。漫无目的的子弹没日没夜地在空旷的山谷间游荡，但在某个人身体上找到归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通常我会环顾周围的冬天景象，并对这一切感到十分惊奇。这种战争的进程实在是太难以预测了！在较早的时候，大约是十月份，所有这些山头上都曾进行过残酷的战斗；接下来，由于交战双方均严重缺乏战斗人员和武器，特别是火炮，以至于谁也无力继续发起任何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双方的士兵都在各自攻占的山头上挖掘战壕，作为隐蔽和藏身之所。向我们的右边看去，那里有一个不大的前沿哨所，它也是由我们的马统工党民兵守卫的；在我们左边的支脉上，跟我们呈150的位置，是一个加联社党（p。s。u。c。，加泰罗尼亚联合社会党。——译者）的阵地，阵地的对面是一个更高的山头，在那个山头的顶部有许许多多法西斯分子的小型哨所。这种所谓前沿阵地基本上呈之字形曲折延伸，如果不是由于每个哨所都竖有一面旗帜的话，那么谁也无法弄清这些哨所究竟属于交战的哪一方。马统工党和加联社党的旗帜是红色的，那些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帜是红黑相间的；法西斯分子通常打着君主制时代的旗帜（红—黄—红），但有时也打着共和政体的旗帜（红—黑—紫）。[1]这里的景色令人惊奇赞叹，但前提是你必须忘却每个山顶上都驻扎着部队，而且五花八门的空罐头盒被扔得到处都是，其一些甚至还残留着粪便。在我们的右面，山脊向东南方向延伸，但在前方被一条峡谷断开，那条宽阔的峡谷岩层裸露，一直通向韦斯卡。在平原中部，散乱地分布着一些正方形的房屋，如同一把掷出去的骰子。这是罗布莱斯小镇，已经被保皇党派占据。早晨，这儿的山谷总是被大片云雾所遮蔽，突出在云雾之上的群峰，形状扁平而且泛出蓝色，这就使得这里的景色与照片的底片有着奇怪的相似之处。在韦斯卡以南，有更多这种类型的山峰，和我们这里一样，当群山被大雪覆盖以后，雪的纹路每天都会变化。在更远的比利牛斯山脉的那些巨大山峰上，积雪终年不化，所以看上去就像浮在空中。即使山脚下的平原上，看起来也是光秃秃和毫无生机的。我们对面的山岳是灰暗的，岩石的皱褶就像是大象的皮肤。天空中几乎看不到什么飞禽。我想，我还从未见过鸟类如此稀少的国家。常见的只有一种鹊鸟，以及会在夜晚突然鸣叫、吓人一跳的山鹑。此外，只有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才难得一见的苍鹰，它们在天空中缓缓滑翔，根本不理会阵地上来复枪的射击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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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奥威尔死后，在他的遗稿中发现了一张勘误表：“我现在不确定我是否看到过法西斯分子打着共和政体的旗帜，尽管我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有时会摇动这样的旗帜，上面带有纳粹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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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夜晚和有薄雾的天气，我们通常会派出巡逻队，在我们和法西斯分子对峙的山谷间巡逻。这桩差事并不受人欢迎，因为天气太冷，又很容易迷路；而且我还很快发现，只要自己愿意离开阵地，以巡逻为借口就可以了，想离开多少次都成。在这个巨大的、锯齿状的山谷中，没有任何现成的道路可走；你只能循着巡逻队以前所走过的路线，并看清他们留下的最新路标摸索前进，这样才不至于迷路。即使从最靠近的法西斯分子哨所里射出的子弹，相距我们至少也有七百米远，而按唯一可行的路线巡逻则必须绕行一点五英里以上。在黑暗的山谷中跌跌爬爬地前进，流弹在我们的头顶上方掠过，发出有如红脚鸢的鸣叫声，想想也觉得挺有意思的。雾天巡逻比夜间巡逻要好一些，但浓雾通常会持续一整天，而且喜欢停滞在山顶周围，给山谷中留下了清晰的能见度。当你在离法西斯分子阵地很近的地方行进时，你不得不轻手轻脚地如同蜗牛那样爬行，而要想在山坡上悄无声息地爬行那就更困难，特别是那些灌木丛和石块，稍稍一碰就会发出声响。到了第三、四次，我才找到了接近法西斯阵地的路。雾非常浓，我轻手轻脚地爬到铁丝网旁。我能隐约听到法西斯分子在战壕里面说话、唱歌。

    然后我警觉地听到几个法西斯分子朝我所在的山这边过来，我侧卧在一簇突然感觉十分矮小的树丛后面，并悄悄地端起我的来复枪。然而，法西斯分子分成两路走开了，根本都没进入我的视线。在我藏身的树丛后，我看到前面战斗留下的物品——一堆子弹壳，一顶带有弹孔的皮帽子，还有一面红旗，显然是我方部队的旗帜。我把旗子带回我们的阵地，之后它却被无情地撕成了若干块抹布。

    刚抵达前线，我就被任命为下士，或者叫做ca波（班长），并负责指挥一支十二人的队伍。这个小分队只是一群毫无训练的乌合之众，成员基本上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在民兵中，年仅十一二岁的少年儿童到处可见，他们通常是来自法西斯占领区的难民。让他们参加民兵，也是养活他们的最简便的办法。通常，他们会被安排在后方从事轻松的工作，但有时他们也会设法逐步地进入前线。在前线，他们给大家造成了威胁。我记得有个小混蛋将一颗手榴弹丢到防空壕的火堆里，事后还说那仅仅是“为了开个玩笑”在波切洛山（montepocero），我虽然认为那里的任何人不会小于十五岁，但大家的平均年龄肯定不到二十岁。这种年龄的孩子根本就不该被送上前线，因为他们无法忍受长期睡眠不足，在前沿战壕中缺觉那可是家常便饭。起初，要想让我们的岗哨在夜晚正常执勤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的这个小分队的坏小子们，你只有把他们从防空壕里拖出来才能把他们弄醒，然后就在你转过身来的一刹那，他们便离开岗哨，重新溜进了防空壕。有时候，尽管天寒地冻冷得可怕，他们竟然也能斜靠着战壕壁酣然入睡。幸运的是，敌人也同样缺乏进取精神。在我看来，在许多个夜晚，我们的阵地完全有可能被二十个拿气枪的童子军攻占，此外，二十个拿着羽毛球拍的女童子军说不定也能干成这件事。

    在那时以及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加泰罗尼亚的民兵始终坚持自己在战争开始时的立场。在佛朗哥政变的早期，各种工会和政党大都匆匆忙忙地组建了自己的民兵队伍；每一个民兵组织实质上就是某个政治组织，它们效忠于自己的政党，有如效忠中央政府。人民军——在名义上是一支“非政治”派别的部队，但它从组建开始就在相当程度上依附于常规阵线（ordinarylines）——是在1937年初建立的，该党的民兵从理论上来说已合并到人民军中去了，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一切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新组建起来的人民军的大部分人马迟至六月才开赴阿拉贡前线。在此之前，整个民兵制度依然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调整。这一制度的根本特征在于官兵之间存在着普遍的社会平等。民兵组织中的每一个人，从将军到士兵，大家拿同等的薪金，吃同样的食物，穿同样的衣服，一切都完全平等。如果有个士兵拍拍将军的背，向他要一支香烟，他完全可以这么做，每个民兵部队都相当于一个民主政体，而非等级组织。命令应当被执行，这也是大家都能理解的，但当你发出命令时，你所发出的命令是同志式的，而不是上级对下级的方式，这也大家都能了解的。这里虽然也有军官和军士（n。c。o。），但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军阶、军衔、徽章，以及咔嚓一声立正敬礼之类的东西。军官们试图在民兵中组织创造一种暂时的无阶级社会的模式。当然，这种平等还不是人们理想中的平等，但这比我在战时曾经看到过或想到过的一切都更接近于理想。

    不过我得承认，我对最初见到的前线军事进展感到十分惊骇。这样的一支军队怎么可能赢得战争呢？这也是当时人人都在谈论的话题。尽管这些都是事实，但大加指责则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民兵部队实际上已经够好的了。一支现代化的机械部队并不是从地面上冒出来的，如果政府坐等现有的部队完全训练好了才投入战斗，那么佛朗哥的进攻就不可能遭到有效的回击。此后，指责民兵成为一种风气，甚至连训练不足和武器奇缺的责任也被无端地归咎于民兵中的平均主义制度。事实上，任何一支刚刚组建起来的民兵队伍都不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原因并非在于军官们被称为“同志”而是因为任何一支军队在草创时期全都必然如此。事实上，民主的“革命”式的军事纪律比最初预期的要好得多。在一支工人民兵队伍中，军事纪律在理论上也是同样应该被自愿执行的。这种纪律建立在忠诚于本阶级的基础上。相反，一支从资产阶级中征募的队伍，其纪律则最终是建立在强制和恐惧的基础之上。（取代民兵的人民军则介于这两种类型之间。）其他军队中盛行的欺凌和辱骂行为，在民兵队伍中是任何时候也不能被容忍的。在民兵队伍中正常的纪律处罚依然保留着，但处罚只被适用于最严重的过失。当某个人拒绝服从命令时，不会立即让他受到惩处，人们首先要以同志式的友好态度对他进行劝导。从未管理过士兵且愤世嫉俗的人会立刻指出，这样做决不会“起作用”但事实表明这样做从长期看的确是“起作用”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哪怕是民兵中最不守纪律的一些人也都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在一月份，为了让十二个新兵达到要求，把我的头发都快折腾白了。在五月，我一度担任代理中尉的职务，指挥三十个人，其中有英国人，也有西班牙人。几个月来，我们持续遭受进攻，在下达命令或要求自愿从事某项危险工作方面，我几乎从未遇到过什么困难。“革命”纪律要靠政治觉悟来执行——要理解服从命令的原因，要把这种观念推广开来需要时间，但是要把一个人训练成兵营里的机器人也同样需要时间。嘲笑民兵队伍的新闻记者也许很少记得，当人民军尚在后方训练时，是民兵们在前线坚守着。从根本上来讲，民兵能守在阵地上，这本身就是对“革命”纪律的力量的一种颂扬。直到1937年6月，民兵们能够留在那里。靠的完全就是对本阶级的无限忠诚，逃兵有可能被枪毙——在偶尔和特殊的情况下也确有逃兵被枪毙的。要是强征入伍的队伍处在同样的情况之下——在战地指挥部转移之后——恐怕早就作鸟兽散了。而民兵们却仍在固守前线阵地，临阵脱逃者更是极为罕见，尽管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赢得胜利的可能性是多么微乎其微。在置身马统工党民兵中的四五个月里，我只听说有四个人开了小差，而且其中有两个人无疑是间谍，他们来到民兵队伍中完全是为了获取情报。我所带领的新兵队伍，最初显得混乱不堪，从未经过训练，任何一项命令都要至少争吵五分钟才能得以执行，这一事实令我十分惊骇和恼火。我具有英国式的军事观念，而毫无疑问，西班牙军队完全不像英国军队。然而，我认为，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其实他们比起预期的要好得多。

    同时，柴草问题——永远是柴草问题。在那段时间里，我的日记中可能无时无处不提到柴草，或严重缺乏柴草的问题。我们的阵地高处海拔大约两千至三千英尺，正值隆冬，寒冷是不言而喻的。气温倒是没有低得太过分，有些夜晚甚至没结冰，冬日的阳光在中午还常常会灿烂上个把小时。但即便如此，我也敢向你保证，那天气还是令人难以忍受。呼啸的寒风会不时掀掉你的帽子，把你的头发吹得东倒西歪。浓雾会如同液体一般随时涌进战壕把寒冷渗进你的骨髓。这里经常下雨，即使只下一刻钟，周围的环境也会变得令人无法忍受。石灰岩上的那层薄土会迅速变得油脂般的滑腻，因为你总是要在这种斜坡上行走。在黑夜里，我每走出二十码的距离，差不多就要摔倒六次。而这很危险，因为这会造成枪走火或让泥土堵死枪管无法使用。许多天来，每个人的衣服、靴子、毯子和枪上差不多都被弄上一层泥巴。我通常穿上我能扛得住的所有厚衣服，但许多人只能有少得可怜的衣服遮体御寒。我们阵地上的大约一百人，总共只有十二件厚外套，这些外套必须在哨位上相互接递，大多数人只有一条毯子。在一个冰冷的夜晚，我在日记中开列了一份我身上所穿衣服的清单。战士一下一个人的身上究竟能够穿着多少件衣服，也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我同时穿在身上的是：一件厚背心和内裤、一件法兰绒衬衫、两件套头衫、一件羊毛夹克衫、一件猪皮夹克衫、一条灯心绒裤子、一副皮绑腿、一双厚袜子、一双靴子、一件结实的军用短上衣、一条围巾、一副马具革手套，还有一顶羊毛针织帽子。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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