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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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那四个肩上抬着担架的人来。他们汗流浃背，一步一滑地向前挪。救护车距离这里还有1。5英里。路面状况很糟糕，高低不平，泥泞溜滑。我曾在一两天前帮助抬运一个伤员，深知这是个苦差事。在许多地方，白杨叶碰到担架边缘又轻轻地拂过我的脸，这使我感到能够活在一个有白杨树的世界上是多么美好。可是手臂的疼痛像恶魔一样缠绕着我，使我忍不住骂出声来，但终于还是忍住了，因为每次过于用力的呼吸都会使血从嘴里涌出来。

    医生给我重新包扎了伤口，注射了一针吗啡，然后就把我送到了谢塔莫。谢塔莫的医院设在临时搭建的木屋里。伤员通常只在那儿停留几小时就被送往巴巴斯特罗或莱里达。我虽然被吗啡麻醉着，还是感到疼痛无比，几乎不能动弹，不停吞咽涌上来的血水。即使在这种状态下，没经训练的护士仍然试图让我咽下医院的标准餐——汤、鸡蛋、油腻的炖菜等——这是西班牙医院典型的做法。看到我不愿下咽，她似乎感到很惊讶。我想要一支烟，但在那个烟草奇缺的时期，医院里哪怕一支烟也找不到。不久，有两个请假暂离前线几小时的战友来到了我的病床边。

    “你好啊！你还活着，是吧？太好了！我们想要你的手表、左轮手枪和手电筒。如果你有小刀的话，我们也想要。”

    他们带着我所有随身携带的东西离开了，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一个人受伤以后，他所有的东西都会被分光。这再正常不过了，因为手表、左轮手枪等在前线都是非常珍贵的东西。这些东西如果放在伤员的行李中带离前线，那就一定会在途中的某个地方被人偷走。

    到了傍晚，病号和伤员不断地被送过来，等到凑满一辆救护车时，人们就把我们抬上车，送往巴巴斯特罗。这是怎样的一段历程啊！人们过去常说，在战场上，手脚受伤的人一般都会好起来，而腹部受伤的人活下来的希望不太大。我现在知道其中的原因了。因为没有一个内脏受伤的伤员能够侥幸熬过那数英里颠簸不堪的碎石路，那些道路被重型卡车碾压得破败不堪，而且自开战以来从没整修过。砰砰！哐哐！乒乓！这不禁使我想起了童年在白城展览中见到的那个叫做“摇来摆去”的怪物。人们忘了应该把我们捆绑在担架上。幸亏我的左手还有点力气，没让我从担架上摔下来。有个不幸的人被重重地摔到车厢地板上，天知道那会有多疼。另一个人歪倒在救护车的角落里，呕吐得到处都是一团糟。巴巴斯特罗的医院非常拥挤，病床挤得几乎连在一起。第二天早晨，人们把我们中的一些伤员抬回医院的火车上，送往莱里达。

    我在莱里达待了五六天。那是一个很大的医院，病号、伤员和平民病人几乎完全混杂在一起。我的病床中有些人伤势很重。我旁边的病床上躺着一个黑头发的年轻人。他吃下去的药物使尿液变得像翡翠一样发绿，床前的尿瓶成为病房中的一大奇观！一个说英语的荷兰共产党人听说医院里有一个英国人之后，像朋友一样地对待我，还给我拿来了英文报纸。他在去年十月的一场战斗中受了重伤，后来在莱里达医院安顿了下来，还娶了这儿的一位漂亮的护士小姐。由于所负的伤，他的一条腿萎缩得像我的胳膊一样细。两个休假的民兵——我们是在前线的第一个星期碰到的——来医院看望受伤的朋友，认出了我。其实，他们只不过是18岁左右的孩子。他们尴尬地站在我的床边，试图说些什么，但最后作为一种表达对我受伤感到难过的方式，突然掏出口袋里所有的烟草塞给我，然后转身就走了。他们走得那么快，以至于我根本来不及把烟草还给他们或者道个谢。这就是典型的西班牙人！后来我才知道，在这小镇中的任何地方都买不到烟草，他们这是把一周的配给量都送给了我。

    过了几天，我已经能够胳膊吊着绷带下床走动，但不知什么原因，把胳膊放下时还很疼。当时摔倒造成的内伤也疼得厉害，我几乎完全失声，而伤口本身却没有什么疼痛。事情似乎总是这样：一颗子弹引起的巨大震荡会麻木局部的神经，而杀伤力较小的细小的弹片却会像魔鬼一样折磨你。医院的院子里有个不错的花园，园里有个水塘，养着一些金鱼，还有一些灰色的小鱼——反正，我觉得它们颜色比较灰暗。我常常坐在那里注视着它们，一看就是几个小时。莱里达医院的行事方式，使得我对阿拉贡前线的医院体制有了更深切的感受——不知道其他前线医院的情况是否也是这样。在某些方面，这些医院都还挺不错。医生个个精明能干，也从不缺少药品和医疗器械。但我敢肯定的是，由于两个方面严重的失误，也许使得成百上千个原本能够救活的人死在这里了。

    第一个方面就是，无论在什么地方，靠近前线的医院基本上都只为伤员清创包扎。如果你没有伤到不能动弹的地步，你就得不到任何治疗。从理论上说，大部分伤员都被直接送到巴塞罗那或是塔拉戈纳，但由于受运输条件限制，通常得在路上耗上一周甚至十天。这些伤员被滞留爱谢塔莫，巴特斯特罗，蒙松，莱里达或其他地方。除了偶尔清洗一下绷带，他们得不到任何的治疗，有时甚至连清洗绷带也不可能。被炮弹炸成重伤或骨头被炸碎的伤员，多数均被巴黎产的绷带和石膏裹得严严实实，就像被装在硬壳子里一样，伤势记录则用铅笔直接写在硬壳上。通常，他们只有在十天后抵达巴塞罗那或塔拉戈纳后，这个壳子才能被打开。若想在路上检查伤口绝对不可能，少得可怜的几个医生也根本来不及这样做。只有在匆匆忙忙经过病床边的时候，他们才会说：“好啦！好啦！到了巴塞罗那就会有人给你治疗的。”可是谣传却说，医院的专用列车谁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开往巴塞罗那。医院的另一个失误就是缺少训练有素的护士。很明显，在西班牙根本就找不到多少护士，这可能是因为在战前医院的护理工作多由修女来完成。我这并非在埋怨西班牙的护士。她们在护理我时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与和善，但毫无疑问，她们也相当缺少专业培训。她们人人都知道如何量体温，有些人还知道怎样缠绷带，但仅此而已。结果，那些身负重伤无法自理的人就惨了。这些护士会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伤员连续便秘一周以上，她们也很少过问那些虚弱得无法为自己清洗创伤的人。我记得，有一个被炸断了胳膊的可怜家伙告诉我，他已经三个星期没有洗脸了。病床也可以好几天都不给整理一次。医院的伙食好得很——简直是好得过了头。似乎除了西班牙之外别处没有这样的传统：那就是用丰盛而油腻的食物去填塞伤员的肚子。在莱里达，伙食简直棒极了：早餐从六点开始，有汤、煎蛋卷、炖菜、面包、白葡萄酒，还有咖啡；中餐那就更加丰盛——而这时，大多数西班牙人都在忍饥挨饿、营养不良。看来西班牙人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清淡的饮食，因为他们给伤员和健康人吃的食物毫无二致：一样的油腻无比，无论哪一样食品总是用橄榄油浸泡。

    一天早晨，医院宣布，我们这个病房的人当天将被送往巴塞罗那。我设法给在巴塞罗那的妻子发了电报，告诉她我很快就要回来了。不久，人们把我们抬上汽车，送往火车站。可是，直到火车开动时，随行的医院勤务员才漫不经心地告诉我们，列车根本不是开往巴塞罗那，而是开往塔拉戈纳。我在想，说不定又是火车司机改变了主意。“这很像西班牙的做法！”我想。但他们同意停车让我再去发一个电报。这也是很典型的西班牙做法，而更典型的是那封电报从未送达。

    人们把我们抬进一节最普通的三等车厢，里面只有木椅子。许多人伤势很重，那天早上还是他们负伤以来第一次离开病床。不一会，由于酷热和颠簸，几乎有过半伤病员发生虚脱，有些人更呕吐得满地秽物。随车的医务人员在横七竖八地躺着的有如死尸般的伤病员中穿梭，他们抱着装满水的大山羊皮水袋，不停地把水灌入一张张嘴里。那水非常难喝，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那种怪味。太阳快要落山时，我们到了塔拉戈纳。铁路是沿着海岸线铺设的，离海面很近。我们乘坐的列车进站时，正好有一列满载国际纵队士兵的军用列车出站，天桥上的人们正向他们热情挥手。那列车很长，车上面载满了士兵，以及拖着野战炮的敞蓬卡车，每门野战炮下都站了很多士兵。车厢好象要被挤爆了一样。至今我仍异常清晰地记得那列火车在昏黄夜色中驶过的情景。一扇扇挤满笑脸的列车窗，一根根斜放的长枪筒，一条条飘动的红丝巾——所有这一切都在青绿色海面的映衬下从我们的眼前慢慢地闪过。

    “外国人，”有人说道“他们是意大利人。”

    这很明显。因为除了意大利人，没有人能组成如此优美的队伍，也没有人能如此优雅地回应人们的欢呼致敬——这优雅并未因列车上近一半的士兵喝得人仰马翻而稍逊本色。后来我们才听说，这些意大利士兵是取得三月瓜达拉哈拉战役胜利的部队的一部分。他们刚刚休整过，现在被调往阿拉贡前线。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在几周后的韦斯卡战役中阵亡。在我们的列车上，一些尚能扶杖站立的伤员在车窗前挤来挤去，向那列车上的意大利人欢呼。一根根拐杖伸出窗外不停地挥动着。一只只缠着绷带的手不停地敬礼。这简直就是活脱脱一幅战争的讽喻画。满载着士兵的列车骄傲地呼啸而去，满载着伤员的火车慢慢地停下来。那卡车拖着的大炮像往常一样令人胆寒，那种恐惧无论如何挥之不去。但这场战争毕竟是光荣的。

    塔拉戈纳的医院非常大，里面住满了来自各条战线的伤员。看看这儿有些什么样的创伤吧！这儿有一种特殊的治疗创伤的办法。我想也许是根据某种最新医疗实践发明的。但这看上去却异常可怕。这种方法完全不用包扎伤口，而是尽量让伤口充分暴露，然后用涂满黄油的棉布蒙在罩住伤口的铁丝网上遮挡苍蝇。透过油布，你可以看到那半愈合伤口上血红色的胶冻状物。有一个伤员脸部和喉部受了伤。他的脑袋被套在一个涂满黄油的棉布蒙成的圆形头套里，嘴被封住，只能通过插在双唇之间的细胶管来呼吸。可怜的人！他看上去非常孤独凄惶，眼神飘忽不定；他只能透过棉布罩木然地看着你，更是无法说话。我在塔拉戈纳待了三四天，体力渐渐恢复了。一天，我竟能慢慢地走近沙滩。海边的一切仍像往常一样奢华，这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海滨步行街上高档咖啡馆比比皆是，肥头胖脑的当地资产阶级们悠闲地躺在折叠椅上沐浴阳光，好象战争远在千万里一样。但我的确看到一个游泳者被淹死了。这样的事竟发生杂那样浅而温暖的海水中，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离开前线***天后，终于有人为我检查创伤了。手术室里，医生们正在检查刚到的伤员。他们用双手握住长柄大剪刀剪开护胸甲，然后摞好。在前线急救站，肋骨、锁骨，以及其他部位骨折的伤员，一般要被套上护胸甲。在大而笨重的护胸甲的领口上方，你可以看到一长焦虑且肮脏的面孔，嘴巴上长满了乱蓬蓬的胡子。那位医生，三十岁左右，精神饱满，模样帅气。他让我坐在椅子上，然后就用粗糙的纱布包住我的舌头使劲地向外拽，接着把一面牙医用的小镜子塞进我的喉咙里，要我说“啊”他一直这么拽着，直到我舌头上渗血，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他这才告诉我，有一侧声带麻痹了。

    “到什么时候声音才能恢复正常？”我问道。

    “声音？哦，你的声音永远都不会恢复正常了。”他很高兴地说道。

    但是，我以后的经历证明他错了。在大约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只能用非常低而细小的声音说话。但从那以后，我的声音突然恢复正常，另一边声带竟然康复了。我的手臂疼痛，大概是因为子弹损伤了脖子后面的某处神经。手臂部的这种神经性阵痛大约持续了一个月，晚上疼得尤其厉害，几乎难以入睡。我的右手手指基本上处于半瘫痪状态。直到现在，五个月过去了，食指依然麻木——这是颈部受伤留下的一种奇怪的后遗症。

    我的伤势成为医院里的小小奇闻。许多医生在给我做检查时，全都禁不住咂舌感叹：“运气真好！运气真好！”其中一位医生用极其权威的口吻告诉我：子弹和动脉之间只有不到一毫米的距离。我不清楚他是怎么测量出来的。我那时遇到的所有人——医生、护士、实习医生和病人——都说，你被子弹打穿脖子竟然能活下来，实在是太幸运了！但我却禁不住地想说，要是根本就没打着，那岂不是更幸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