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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有收买有镇压，软一手，硬一手。有时单用一手，有时软硬兼施。
我们村对付蝗虫的手段是抚慰。先是在叭蜡庙里烧香磕头，供献香草，看看无效，又到各家凑了点钱，在村中搭起戏台，请来一个草台班子，为蝗虫们献上了三台大戏。说是为蝗虫献戏，其实还是演给人看。我父亲是那三台大戏的最热心的观众。几十年后他还对当日情景记忆犹新。他说那三台大戏是：陈州放粮、捉放曹、武家坡。父亲对我们说当年演戏的盛况，四乡的百姓都来看戏，台下人山人海。儿童的印象总是放大的。我不相信在当时的情况下，荒凉的高密东北乡能集合起“人山人海”在我的想象中，六十年前的那场为了蝗虫们的演出大概是如下的情景：在空旷的原野里，搭起一个低矮的土台子，台上活动着几个涂脂抹粉的人物，台下坐着或是站着几个无聊的闲人，还有十几个孩子，其中那个头上扎着抓鬏就是我的父亲。在演出的过程中，那些蝗虫就蹦到舞台上，蹦到演员们的脸上，有的还蹦到演员们的嘴里，让他们无法开口唱戏。
也许是百姓的真诚感动了蝗虫，也许是刘猛将军的钢鞭发挥了威力——最可靠的解释是蝗虫们同心协力地把我们高密东北乡吃成了“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它们终于开始迁移了。这又是一个奇观。看到这个奇观的就不止我爷爷一个人了。十几个村中的老人，包括我的父亲，都给我讲述过蝗虫过河的情景。
我们村子后边是一条胶河，村子前边有一条顺溪河，蝗虫们要迁移，必须越过这两条河流。大雨过后，河里又有了半人深的水。蝗虫们当时都有三厘米左右长，脑袋硕大，背上背着两个‘小包袱’（发育中的翅膀），正处在既笨又丑的跳蝻阶段。让我们听听它们是怎样越过河流。
据说，那天，村里人都站在河堤上，观看蝗虫过河。人们先是听到田野里响起了低沉的嘈杂声，然后便看到田野里抽搐起来。光秃秃的土地上翻滚着蝗虫的浊浪。蝗虫结成浪，一浪接一浪，涌到河边来。小孩子们生怕大人看不到似地大叫着：来了来了，蚂蚱神来了！这时，河里是滚滚的流水，蓝色水；河外是蝗虫的浪涌，红色浪。大人们面色如土，痴呆呆地看着那蝗虫的长浪追逐着涌上河堤。飒萨洒撒，沙煞嗄唼一批接着一批，一列跟着一列，几千几万匹压着几千几万匹，层层叠叠，层出不穷。爷爷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蝗虫吃土，吃掉一条河堤也不算难事。
目睹了蝗虫过河情景的老人们补充说：蝗虫们互相搂抱着，数不清的嘴巴里往外喷吐着墨绿色的汁液，濡染着数不清的蝗虫兄弟。数不清的蝗虫肢体相互磨擦着，发出惊心动魄的巨响。在河堤上看热闹的人都吓破了胆，想逃跑，但是腿脚酥软，挪不动脚步。
话说那蝗虫的长龙在河堤上停顿了一会，好像整顿队伍一样。龙体眼见着就收缩，变得坚硬、紧密，像一根根粗大松木，轰隆隆地响着，滚到河里去了。河中顿时水花四溅，河面上远远近近都响起了水面被龙砸破的声音。时当1927年5月18日，中华民国战火连天，弹痕遍地；官僚趁火打劫，贪赃舞弊；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土匪风起云涌，兵连祸结，疫病流行；老百姓在水深火热里挣扎。
蝗虫们在河水中翻滚着，犹如一条条长龙。原本如蓝缎子似的河水此时变得千疮百孔。满河色彩，浊浪腾起，一片欢腾。
它们在众人的密切注视下靠近对岸，然后突然迸裂，分散成千千万万的个体，顿时改变了对岸河堤的颜色。
最终，它们消失在对岸的茫茫原野里。众人长吁一口气，心中好似一块石头落了地，但同时又感到怅然若失。
当天下午，爷爷便到地里去播种。
半个月后，青翠的小苗子给大地披上了一层轻薄的绿装。接下来的日子里，天遂人愿，风调雨顺。到了古历的七月份，高密东北乡的广袤大地变成了绿色的海洋。虽然麦季颗粒无收，但只要不出意外，再过两个月，丰收的秋季足可以解决百姓一年的嚼谷。
谁也不敢乐观，春天时神逝在胶河对岸的蝗虫们留下的巨大阴影，始终笼罩在高密东北乡上空。对蝗虫的恐怖像石头一样压着百姓的心，当然也压迫着我爷爷的心。
在劫难逃。
蝗虫们卷土重来那天，是农历的八月初九。那天阳光很好，天空很蓝，鸟儿很多。满坡的高粱都晒红了米。秋风吹拂，高粱前呼后拥，宛如大海的波浪。爷爷用木轮车往田里运粪，他一手扶住车把，另一手提着长鞭，便不时地抽一下在前头拉车的黑毛驴。推车送粪不用赶牲口的，这是爷爷的绝活，村子里只有他一个能，别人不能。爷爷推了几车粪，天已近正午。他突然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心烦意乱。拉车的黑驴也横冲直闯，不听招呼，好像被什么猛兽惊吓了似的。木轮车在驴子的斜拉下歪倒了。倒了车子，对爷爷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耻辱。他扔开车把，挥起鞭子，正要教训毛驴，忽然看到从西北方向的天空飘来了一片暗红色的厚云。爷爷心中一惊，手中的鞭杆落在地上。转瞬之间，那片红云便飞到了村子上空，又迅速地移到了田野上空。爷爷听到那团红云里发出了卡卡嚓嚓的巨响，好似甲胄磨擦之声。那团红云转了一会，好像进行地面侦察似的，然后，便猛然炸开，一天黄雨，万千金星，箭矢般落了地。眼前的一切，红色的高粱、金黄的谷穗、绿色的树木，都变成了刺目的红褐色。毛驴将硕大的头颅钻到车子下边，屁眼里呲呲地往外窜着稀屎。田野里有十几个农人惊慌失措地奔跑着，一边跑一边恐怖地喊叫着：回来了蚂蚱神回来了
爷爷僵立着，像一棵枯死多年的树木。两行热泪从他的脸上淌下来。
第一批是先头部队，随着它们的降落，大批的蝗虫源源不断地飞来。天空中翻滚着一团团毛茸茸的云，无数的翅膀扇动，发出令人胆战心惊的巨响。天空昏黄，太阳被遮没，腥风血雨，宛若末日降临。
村人们惊魂稍定之后，纷纷跑到自家的庄稼地边，敲打着铜盆瓦片，挥舞着扫帚杈杆，大声呐喊，希望蝗虫们害怕，不要在这里降落。但蝗虫们根本不害怕，它们依然铺天盖地降落下来。数月不见，它们背上已生出发达的翅羽，后腿变得坚强有力，春天时柔软的肢体现在好像用铁皮剪成的一样。它们疯狂地啃嚼着，田野里响起急雨般的声音，满坡丰收在望的庄稼转眼间便消失了。
爷爷说：春天时它们是往肚子里吃；现在它们不吃，只是咬，咬断就算完。前者是为了生存，后者仿佛存心破坏。见识过飞蝗之后，回想起春天时的跳蝻，才感到它们实在是温柔善良。
天过早地黑了，大批的蝗虫还从西北方向往这增援。它们到底有多少部队？好像永远不会穷尽。偶尔有一缕血红的阳光从厚重的蝗云缝里射下来，照在筋疲力尽、嗓音嘶哑的人身上。人脸青黄，相顾惨淡。就连那血红的光柱里，也有繁星般的蝗虫在煜煜闪烁。
入夜之后，田野里滚动着节奏分明的嚓嚓巨响，好像百万大军在操练。人们关闭门窗，躲在屋子里，忧心忡忡地坐着，连小孩子也不敢入睡。人们听着田野里的声响，也听着冰雹般的蝗虫敲打房顶的声响。村庄里的树枝卡巴卡巴地断裂着，它们被蝗虫压断了。
第二天，人们费劲地推开房门，看到村里村外都被蝗虫覆盖了。片绿不存，连房檐上的枯草都被啃光。蝗虫充斥天地，俨然成了万物的主宰。既然它们把可吃的东西全都吃光了，村人们也就不害怕了。你们总不能吃人吧？！在爷爷的号召下，村民们被动员起来，与蝗虫展开了大战。他们操着铁锹、扫帚、棍棒，铲、拍、扫、擂。他们越打越愤怒，越愤怒越打。蝗虫啃草木充满了破坏的快乐；村民们打蝗虫充满了杀生的快乐，充满了报仇雪恨的快乐。但蝗虫是打不完的，人的力量却是有限的。死亡的蝗虫堆集在街道上，深可盈尺。被人的脚踩得格格唧唧响，黑汁四溅，腥臭扑鼻，令大多数人呕吐不止。
爷爷说村里有个名叫五乱子的人在村头上点燃了一个柴草垛，烟柱冲天，与蝗虫相接；火光熊熊，蝗虫们纷纷坠落。村人们添柴加薪，增大着火势。柴草烧光了，就往里投木料，木料投完了，就卸下了家里的门板。为了与蝗虫斗争，我们的先人豁出一切。我们不求叭蜡发善心，不求刘猛显神威，要保护老百姓的庄稼地，全靠我们自己。人们还把那些死蝗虫用铁锹铲进火里去，于是油烟滚滚，恶臭冲天，几个老人当场晕倒，并且再也没有醒过来。
十几天后，像来时一样突然，遍野的蝗虫消逝了。它们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只余下光秃秃的树木和坚硬的植物根茎在秋风里瑟瑟颤抖。
蝗虫，这种小小的节肢动物，一脚就能捻死一堆的小东西，一旦结成团体，竟能产生如此巨大而可怕的力量，有摧枯拉朽、毁灭一切之势，号称万物灵长的人类，在它们面前，竟然束手无策，这里隐藏着发人深省的道理。
蝗虫，这肮脏的昆虫，总是和腐败的政治、兵荒马乱的年代联系在一起，仿佛是乱世的一个鲜明的符号。这里同样隐藏着发人深思的道理。
1927年高密东北乡的蝗灾，给爷爷们带来了灾难，但也给他们留下了关于这个世界的惊愕印象。爷爷们看到的仅仅是头上的一角天空，实际上，在这一年里，蝗虫像飓风一样横扫了山东大地，又波及了河北、河南、安徽数省，受灾面积近百万平方公里，灾民数百万人。爷爷们亲眼目睹的情节已让我惊讶不止了，更令人惊讶的情景爷爷们没有看到。据一位在胶济铁路上当过火车司机的老人说：那一年，蝗虫伏在铁路上，累累如山丘，挡住了火车的去路，胶济铁路交通中断了七十二小时。
我们只能想象那惊人的情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