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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里有报纸，我在晚报上看到了你讲创作的广告。”惠畅说“我给人家请了半天假，专门来听。”
“我的那点子本事，你还不知底儿吗？”我不好意思地说“你跑来凑啥热闹呀！”
“不！我就是要看看，你是怎样走上讲台的！”惠畅扬起手，神采飞扬，竟然激动起来“记得吗？那年咱俩听老肖的文学讲座回去的路上，在那个骡子拉的水车旁边，我说过啥？我说，十年以后，我要以作家的名义登上讲台讲创作。怎么样？我没有登上台去，可你登上去了！咱俩总有一个人”
啊！我不由低了头，不敢再看他喜形干色的脸孔。二十年前，他自信，我自卑：他以他的顽强的自信的气势，给我鼓励，给我影响，终于使我从泥泞的乡村小道上，歪歪扭扭地走过来了。可是他呢？
他夭折了！
他自信。他刻苦。他顽强。他敢于藐视一切，有一股虎气。他浪漫，思想开阔自舒。他具有成为一个作家的禀赋和气质，有十个惠畅就可能成长起十个中国的青年作家。可是，他却在刚刚迈开一步之后夭折了！
我抽着烟，不想说一句话。我从来没有这样深切地为他惋惜过。他被整垮的时候，我为他惋惜过，却没有今天这样强烈。我参加给他平反的大会的时候，替他惋惜过，仍然没有今天这样强烈。我由惋惜进而感到难受了。是的，心里十分难受。
“为我的朋友终于实践了我没有实践的诺言，干杯！”惠畅端起啤酒杯来。
“为你们二位患难与共的乡下来客在此欢聚，干杯！”老张也端起酒杯，站起来。
“为了一个夭折了的天才”我举起杯子，却说不下去了。
我们重新坐下。
几杯酒下肚，惠畅的脸颊、额头都红了。他的兴致高涨，话特别多，盯我一眼，不满意地说：“你说我‘夭折’了？我还不服哪！还是老话一句：十年以后再说！”
我申辩说，只是惋惜，并不是说他已经完结了。“老张哇！咱俩今日初面，你不知道，俺俩年轻时，为了文学这个神秘的字眼，受过多少苦哇！”惠畅激昂地说“我们穷得买不起稿纸，买不起一盒二毛二分钱的纸烟！我们住下三毛钱的黑店，晚上叫蚊子、臭虫给咬跑了！我们肚里填的豆渣、野菜，嘴里却讨论的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问题我们从乡村打出来，太不容易了”
惠畅说着，伏在桌沿上，呜咽起来了。
我很心酸，看看四周那些食客在盯我们，我劝他不要太伤感了。老张也受了感动，诚恳地劝他吃菜，喝酒。
“现时的文艺政策太好了！在这样好的文艺政策里，我心里真是急得痒痒，可是我没有本事！”惠畅痛苦地摇摇头，瞪着有点红丝的大眼珠“放开手写吧！多写！写好东西！你写下好东西了，我感到高兴，还有我们的那个马罗大叔，给你放火铳”
我再也忍耐不住感情的潮水，搂住他的肩头，这金子般的言语啊“我已经如愿以偿了！我虽然趴下了，一时三刻难以站起来，没有关系。我们俩总有一个人没有趴下，这就够了！”他诚挚地说着，神态安静“没有办法，我现在还要去做工，要养活孩子，供给他们上学。你日后在哪里发了作品，甭忘了给我一本”
我点点头，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就默默地坐着，喝着酒。老张让我们聊着，自己先告辞走了。
我和惠畅走在古城的街道上，谁也不想去挤汽车或电车，只是悠悠地走着。街道两边的一株株古槐，浓密的叶子变成墨绿色了，初秋的天空，洁净而高远。
“生活怎样？”
“活泛多了。我包这批门窗活儿，马上就要完成了，能分几百元。”
“孩子念书行吗？考学有希望没？”
“考学？我看玄乎！娃娃倒是用功。”
“注意身体，挣得够养家就行了”
“你也保重！咱们都不是二十年前那时候的体力了”
惠畅打来电话，约我到他家去，口吻执拗，不容推辞，他说有重要事情相商，暂时保密。
我走进惠家庄，他在原址上的厦屋已经拆除，留下一堆废旧的土坯。问问临近的人，说是不用再问，惠畅已经在村子东头盖下新屋，那幢两层楼房便是。
走过村巷，刚刚泛绿的杨树枝桠中，可以透见一幢漂亮的小楼房，红砖墙，天蓝色的楼栏，米黄色的窗棂，在嫩绿的树叶的映衬下，使人容易想到是退职还乡的高干的居室。
惠畅正在院子栽花，抖着手上的泥土，哈哈大笑：“如何？看看我这别墅如何？”
他在自压井管下洗了手，摔着手上的水珠，引我上楼，说：“请你先参观我的书屋。”
二楼东边一间屋子，摆着三个书架，散发出油漆的气味。书架上摆满了一色新的书籍。临南窗摆着一张书桌，笔墨整齐地置于案头。我真有点惊呆了。
“如何？”惠畅得意地笑着“这个学习环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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