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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三十多年后，我和一群作家到南京领一项高级别的文学创作奖，当作家们晚上聚在一起大谈特谈个人初恋的经验时，我没有别的可以炫耀，便说了这段脖子的故事。在座的朋友们却一个个嗤之以鼻，他们说我并不是跟那个动人的小女孩谈恋爱而是跟“一根”脖子谈恋爱；那算什么“初恋”只不过是可笑的“脖子情结”罢了！我对他们用“一根”这个数量词非常反感，他们亵读了我童年心中唯一可以留念的审美对象，使我对这些文学家品味的估量大大降低，怪不得现在在“创作”“写作”这类高尚的心灵活动前面往往加上个低级的“搞”字。但午夜们心自问，与他们多彩多姿离奇古怪温柔缠绵两相情悦青梅竹马的初恋相比，我不能不暗自惭愧：我“青春期”时与异性的接触确实少得可怜。如果我能像他们一样交游广泛，视野开阔，当时周围比那片三角区更加能吸引我的东西一定还很多。可是命运就是如此规定，我的性格决定了我偏爱一些别人不太注意的细节。这大约也是我后来还能靠写小说吃饭的原因。
一颗草的种子在贫瘠的土壤中破土而出，如果再没有其他植物在它周围生长，它便会成为童山秃岭上一株夺目的大树。我对白色三角区的怀恋何尝不是如此。在那耀眼的光芒以后再没有别的发光体照耀过我，于是我也像我祖父似的敝帚自珍，在我以后的岁月里从劳改队进进出出，一直怀揣着对她的思恋。那是我缺少异性滋润的贫瘠的心田里的一株树。现在我又回到南京，当然要去顶礼膜拜。
我还记得她家住的地方。我说我造孽造得很早的一个罪过就包括我曾悄悄地跟踪过她。我至今还能依稀地看见她黑色大辫子摆动得合度得体，就是在三十多年前放学的路上发现的。但我并不是有意跟踪她而是她主动吸引我，走着走着我不知为什么就会跟着她走。后来我才知道世界上许许多多事情都身不由己。我可以保证此后我再没有跟踪过另外一个女人，因为再没有哪个女人有那样的头发。长大后我听说女人的头发长了发梢会分叉，现在很多香波就以解决这个难题做广告。可是那时我认为她的头发绝对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每一根都能够单独剔出来做成标本，难怪古人在诗词中把它比作“青丝”那时我虽然已经戴上近视眼镜，奇怪的是我仍能远远地看见她头发根底白皙的皮肤，那是迷人的三角区的衍化。我第一次跟她到家，以后便轻车熟路了。原来她家离我家很近，她到家后我往前再走二百米也就到我家了。跟踪其实不过是顺路而已。她家在一个菜市场前面，我每天吃的菜都要—一经过她家门口。
和作家朋友们聊了初恋的第二天，我说我要去“寻根”看看祖父那座大花园现在怎么样了。前面说的那位好友——著名作家兼编剧作为授奖会的东道主之一，发动几个友人跟我一起去。于是大家坐了一辆面包车直奔三十多年前曾经为我的家。按我提供的准确地址：xx路xx号，司机很容易找到地方，可是我家已经成了一个制造电机的工厂，门牌号却依然没变。早先悬挂拉联的门柱上如今一边是工厂的牌子一边是工会的牌子，倒也很对称。大门已不是原来的大门。我记得原来的门是厚重的本头门，镶着几排铜钉和两个铜环。现在大大缩小了的黑色铁门上莫名其妙地涂着好些红白油漆，大门仿佛成了画家的一块调色板，远看又好像抽象画派的作品。几个作家走近仔细一看，才认读出是退了色的“大跃进”和“文革”的口号。一时我竟有些眩晕，几个历史时期叠印在一起，压缩了多少人间的悲欢离合！时间便如此无情地匆匆而逝，不管对国家对社会对个人来说多么伟大重要多么惊心动魄的事都会过去，都会变为陈迹。
我的好友是南京的知名人士，对看大门的老头一说老头便领着我们从旁边的小门鱼贯而人。不出所料，曾经为我家的花园早已面目全非，楼台亭阁无影无踪，绿树花草也被雨打风吹去。小溪变成一条平坦的柏油路，看门的老头说路下面埋了条排污管道，那大概就是我记忆中清澈的小溪了；荷花池被压在车间底下，花房改建为一排砖木结构的简陋平房。老头还记得花移出来后都死了：“一棵都不剩！”老头也会发出感叹。看来，人要比花木的生存能力强得多。
老头仿佛是失乐园中的维吉尔，—一指点给我看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时候改造的。改造真的非常彻底！一家人的生活场所变成了公家的生产场所。但工厂近年也很不景气，竟败落到与抗日战争时期我的大家庭一样，要工人各自去寻找生路，老头说这地方将要被港商买去，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厂房静悄悄的，既没工人也没机器的响声。一堆堆锈迹斑斑的电机半埋在凄迷的荒草中，那大约就是这家工厂的产品了。花园败落了，工厂也败落了。不管是花园也好工厂也好，不管是属于私人公家或是港商，人们在土地上忙来忙去只不过是来来去去往返的风，这片土地还是这片土地。友人们怀疑说你是不是弄错了，又有人开玩笑指着车间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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