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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涕的黄老太大拉住他手不放，说：
“你们讲出了我们群众的心里话，你们才真正是毛主席的红卫兵—.”那番讨好就像革命影片里父老乡亲迎接解放他们的红军，连台词都差不多。毫无表情的老刘也对他咧嘴凝视，默默点头，显出敬意，他这位上司也在等他解救。可谁也不知道他们只有仓促凑合的五个年轻人，突然变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势力，就因为衣袖子上也套了个红箍。
有人联名贴出声明退出老红卫兵，其中竟然有林。这令他闪过一线微弱的希望，也许可以恢复他们已往的亲密。中午在食堂里他四处张望，没见到林。林或许恰恰要避这时候同他见面，他想。
楼里走廊上，他迎面碰见大年过来，打了个照面。大年匆匆过去了，就当没看见他似的，但收敛了那昂头阔步的气概。
沉闷的机关大楼一间间办公室像个巨大的蜂巢，由权力层层构建起运作的秩序。原来的权力一动摇，整个蜂巢又哄哄闹了起来。走廊里一簇簇的人都在议论，他走到哪里都有人同他点头，或叫住他同他说话，那怕平时并不相识，正如横扫牛鬼蛇神时人们纷纷要找党支部书记或政工干部谈话一样。短短几天，几乎人人又都表态进反了，每个部门都撇开党和行政组织成立了战斗队。他，一个小编辑，在这等级森严的机关大楼里竟然成了个显目的人物，俨然把他当成首领。群众需要领导，犹如羊群离不开挂铃铛的，那带头羊不过在甩响的鞭子逼迫下，其实并不知要去哪里。然而，他至少不必再回到办公室每天坐班，来去也无人过问。他桌上的校样有谁拿走替他看了，也没再分派他别的工作。
没到下班钟点，他便回到家，一进院子，见个蓬头垢面的人坐在他房门口的石阶上，他愣了一下，认出来是少年时的邻居家的孩子，小名叫宝子，多年不见了。
“你这鬼怎么来了？”他问。
“找到你可就好了，一言难尽呀！”宝子也会叹息了，这当年里弄里的孩子王。
他开销打开房门，隔壁的退休老头的门也开了，探出个头来。
“一个老同学，从南方老家来。”
自从手臂上多了个红箍，他也不在乎这老东西了，一句话堵了回去。老头便露出稀疏的牙，堆起满脸皱纹，笑嘻嘻道了个好，缩回去，门合上了。
“逃出来的，连毛巾牙刷都没带，混在来北京串联的学生当中。有甚么吃的没有？我可是四天四夜没吃过一顿正经饭，就这把零钱，哪敢花，混在学生堆里，在接待站领两个馒头，喝碗稀粥。”
一进屋，宝子从裤袋里抓出几张毛票和几个硬币拍在桌上，又说：
“我是夜里爬窗户跑的，第二天要全核批斗。我们学校的一个体育教员，说是教体操时摸了女学生的奶，当坏分子给揪出来，活活被红卫兵打死了。”
宝子额头上有道抬头纹，一副愁眉苦脸，哪里是小时候暑天赤膊光头的那淘气充？宝子在水里特别精灵，踩水，潜水，倒竖蜻蜓，他瞒著母亲去湖里学游泳就靠的这伙伴壮胆。宝子比他大两岁，个子也高出他多半头，打起架来凶狠，碰上别的孩子寻一闹事，有宝子在他就不怕，想不到这么个拚命三郎如今千里迢迢找他来避难。宝子说，他师范学院毕业，分到个县城的中学教语文，运动一开始就被党支部书记丢出来当了替死鬼。
“这教材又不是我编的，我哪知道哪篇文章有问题？我不过讲了点掌故，一些小故事，活跃活跃课堂教学，就成了重点，就我言论最多，教语文能不说话？把我关在个教室里，红卫兵日夜看守，我现今可是有家小的人，要有个三长两短，别说把命白送了，就是弄成个残废，我老婆带个刚满周岁的儿子还怎么过？我半夜里从二楼的窗户里翻出来，趴住屋檐接雨水的管子著地的，这两下子还行。家都没回，怕连累我老婆。这一路火车上都挤满了学生，也查不了票。我就是来告状的，你得帮我问问清楚，像我这么个芝麻大的教员，连党票都没有，能够得上党内黑帮的代理人吗？”
吃了晚饭，他领宝子去中南海西门府右街的群众接待站。大门敞开，灯光通明，大院里人挤人，前推后拥，他们随人流缓缓移动。院子中搭的棚子下，一张接一张的办公桌前都坐的带领章帽徽的军人，在听取记录各地来人的申诉。人头栏动，休想挤到桌边去。宝子绂起脚尖，从人头的间隙努力想听到点
“中央的精神”可人声嘈杂，挤到桌边的都大声抢话，争著问，接待员的回答又都简短，持重，很原则，有的只记录而不正面回大口。他们还隍齐到跟前便又被人推开了，只好任人簇拥，进入楼下的廊。
墙上贴满了控告迫害的大字报和党的要员讲话的摘录，这些新任命或还未倒台的中央首长们充满杀机和隐语的讲话又相互矛盾。宝子急得不行，视也桃万祆笔受有。也儿不月少，就收罗了许多这类传抄和油印的讲话，回去再细细琢磨。
楼里一间间房门大都开著，里面也接待来访，不那么拥挤，可队也俳到均外。一项一旁俚在大声哭诉，一个青年手里捏个洗得发白的旧军帽，声泪俱下，江西或湖南方云口，口音很重，听不很清楚，哭诉的是当地集体大屠杀：男女老少连婴儿也不放过，集中在打谷场上，用锄头柴刀，带铁签的扁担一批批活活打死，尸膑扔进河里，河水都发臭了。这小伙子想必不是黑五类分子的子孙，手里捏住不放的旧军帽便是他的凭证，否则也不敢上京来告状。堵在这房里和门口的人都静静听著，接待员在做纪录。
从接待站出来，到了长安街上，宝子又要去教育部，想看看有没有对中学教员的具体指示。教育部在西城，只有几站。公共汽车站牌子前大都是外来的学生，一个个挎个网上红五角星的重日包，堵在马路上。车来还没停住，便一拥而上，车里也塞满了人，下车和上车的都得往人身上直扑，车门关不上，人还夹在门上车便开了。宝子纵然有扒水管子跳楼的本事，也挤不过这些灵活得像猴子样的孩子。
他们走到了教育部，大楼上下成了外来学生的”个接待站。从楼下前厅到各层走廊里，办公室也都腾空了，到处铺满麦秸草席灰棉毯塑料布，一排排乱糟糟的被褥，地上都是搪瓷缸碗筷勺子，酸烘烘的汗味腌萝卜和没换洗的鞋袜的臭味弥漫。学生们闹哄哄，冬夜严寒无处可去，疲惫不堪的躺下已经睡了。他们都在等最高统帅明天或是后天，第七次或是第八次检阅。每次超过两百万人，半夜里开始集中，先把天安门广场填满，再排到东西十公里的长安大街两边。最高统帅由手持红皮语录的副统帅林彪陪同，敞篷的吉普从街两边冻僵了的学生们层层叠叠的人墙中驱车而过，青少年们热泪满面，挥舞红宝书，声嘶力竭，狂呼万岁，然后带回革命激情和愤怒，砸烂学校，捣毁庙宇，冲击机关，要把这陈旧的世界打个稀巴烂。
他同宝子回到那间小屋已夜深人静。打开煤炉，两人烘烤冻僵了的手，门窗缝隙透进呼呼的风声，脸上映著炉火时红时暗。这番相见出乎意料，谁也没心思去追索少年时那些恍如隔世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