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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没有？”他问。
“没有呀！那就是说这信没寄出？扣下了？”梁追问。
“谁知道？”
“怀疑我里通外国一.”
“这可是你说的。”
“你也怀疑我？”梁偏过头，问。
“那就不同你说了。当心！”
一辆长长的两节的无轨点电车擦边而过，梁把手一歪，差点碰上。
“怪不得把我弄出了部队”梁恍然大悟。
“这还事小呢。”
“还有甚么？都说了，我不会把你兜出来的，打死都不会！”梁的车笼头又打弯了。
“别把命轧进去了！”他警告道。
“我不会自杀的，做那蠢事！我还有老婆和儿子！”
“好自为重吧！”
他车拐弯了，没说的是梁列在清查的第二批名单里。
多少年后，多少年？十多年不，二十八年后，在香港，酒店房间里你接到个电话，对方说是梁钦，从报纸上看到在演你的戏。这名字你一时反应不过来，以为是甚么场合见过一两面的哪位朋友，想看戏弄不到票，连忙说对不起，戏已演完了。他说他是你的老同事呀！想请你一起吃个饭。你说你明天一早的飞机，实在没时间了，下回吧！他说那他马上驱车来酒店看你，你不好再推托，放下电话，这才想起是他，你们最后那次骑车在街上的谈话。
半个小时后，他进到你房里，西服革履，细亚麻衬衫，一条色调青灰的领带，不像大陆的暴发户那么扎眼，握手时也没见劳力士金表和金灿灿的粗手链或大金戒指，头发倒乌黑，以他这年纪显然染过了。他说，来香港定居多年了，就是他当年写信托买字典的那少年时的好友，知道他为那么封信吃了大苦，过意不去，把他办出来了。他现在自己开公司，妻儿移居加拿大，买的护照。他对你大可实说：“这些年挣了些钱，不算大富，稳稳当当度个晚年没问题，儿子又有了个加拿大的博士文凭，不愁甚么了，我是两边飞，这香港要混不下去，说撤就撤了。”还说，他感激你当时那句话。
“甚么话一.”你倒记不得了。
“别把命轧进去了！要不是你那句话，那势头哪盯得下来？”
“我父亲就没盯下来，”你说。
“自杀了？”他问。
“幸亏一个老邻居发现了，叫了救护车，送进医院救过来了，又弄去农村劳改了几年，刚平反还不到三个月，就发病死了。”
“你当时怎么不提醒他一下？”梁问。
“那时哪还敢写信？信要查到的话，我这命没准也搭进去了。”
“倒也是，可他有甚么问题？”
“说说看，你又有甚么问题？”
“甭说了，嗨！”他叹了口气。停了会又问：“你生活怎样？”
“甚么怎样？”
“我不是问别的，你现在是作家，这我知道，我说的是经济上，你明白我这意思？”他语气犹豫。
“明白，”你说“还过得去。”
“在西方靠写作为生很不容易，这我知道，更别说中国人了—这不像做买卖。”
“自由，”你说你要的是这自由“写自己要写的东西。”
他点点头，又鼓起勇气说：“你要是我就直说吧，手头上一时有困难，周转不开，你就开口，我不是甚么大老板，可”
“大老板也不说这话，”你笑了“他们指点钱—办上个甚么希望工程啦，好同祖国做更大的买卖。”
他从西服口袋里掏出张名片，在上面添上个地址和电话，递给你说：“这是我的手提电话，房子是我买下的，加拿大那地址也不会变。”
你说谢谢他，目前还没甚么困难，要为挣钱写作的话，也早就搁笔啦。
他有些激动，冒出一句：“你是真正在为中国人写作，”
你说你只为自己写的。
“我懂，我懂，写出来！”他说“希望你都写出来，真正为出那不是人过的日子！”
写那些苦难？他走了之后，你自问。
可你已经厌倦了。
你倒是想起你父亲，从农村劳改回来刚平反，恢复了职务和原工资，便坚持退休了，去北京看你这儿子，也打算日后就游览散心，安度个晚年。谁知你才陪他逛了一天颐和园，晚上就咳血。第二天去医院检查，发现肺部有阴影，随后诊断是肺癌，已扩散到了晚期。一天夜间，病情突然恶化，住进医院，次日凌晨便咽气了。他生前，你问过他怎么会自杀的？他说当时实在不想活了，没有更多的话。等到他刚能过活而且也想活的时候，却突然死了。
追悼会上，平反了的死者的单位都得开个这样的追悼会，好向家属作个交代。当作家的儿子岂能不讲点话，否则不恭敬的不是儿子对于过世的父亲，而是对不住举办追悼会的死者同志单位的领导。他被推到灵堂的话筒前，又不好在亡父的骨灰盒前推让。他不能说他爸从来没革过命，虽也未反对过革命，不宜称作同志，只好说一句：“我父亲是个软弱的人，愿他在天之灵安息。”要是有天堂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