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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相遇大概是前年冬天吧，我正在家里为报纸赶写一篇报道。
大约是早晨九点钟左右，听见有人不住气地敲我的门，敲门声看来不是询问能不能进来，而是非要时来不可。
我厌烦的事情又发生了，只好把笔扔在稿纸上，前去开门。在这个过程中，敲门声一直不断，而且相当没有规矩，我生气极了。门一打开，我看见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生人。
来人年纪不大，约摸十八九岁，脸上汗淋淋的，一对黑眼珠灵活地转动着，张开嘴只管对我畏怯地笑着。从他那身半新半旧的制服和手里那个落满尘土的大黑人造皮革包，一看便知道这是我家乡那里来的人。我一时想不起来他是谁。
“你是刘叔叔？”“是。”我说。听他说话的确是家乡口音。
“我是张家堡的。”他说。
“谁家的娃娃？”我问。
“我父亲叫张志高。你认识”
“噢”我这下才看出他脸上有一些我所熟悉的特点。是的，他简直就是我童年认识的张志高。
我把五叔的后人让进家门，给他冲了一杯茶，把糖盒放在他面前。他拘束地接过茶杯，坐在椅上，端着那坏茶，也不喝。“你来省里有什么事吗？”我直截了当地问他。
小伙子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嗫嚅着说：“我父亲在这里被拘留了。我来看他。”“什么？”我惊讶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为什么？”我问他。
“为倒贩粮票。”“现在在哪里？”“新城区公安局”“你见他没有？”“没走时我妈安咐我，让我来找你”我坐在椅子上，脑子像乱麻一般没有了头绪。
我透过水的窗玻璃，望着外面冬日灰暗的天空，开始盘算我该怎样对待这件事。
我知道五婶叫儿子找我来的意思是什么。记者在我们家乡人的眼里也是一种不小的“官”甚至我父母亲都这么认为。这多年，凡是家乡来省城办事的人，包括县上我所认识的那些半生不熟的干部也翥找我，让我给他们走这样那样的“后门”他们来，当然都不空手，总要给我带些家乡的土特产；我自己自然也要给他们管饭。我爱人为这些事早已经叫苦连天了，和我吵了好几次架。我自己心里也相当烦。但没有办法，乡里乡亲，远路风尘来到你门上，能把人家赶出去吗？这不是说我已经“修”了，看不起家乡来的人；也不是小气得不愿给他们管饭。关键是这些事太耗费人的精力了。我的家快成了个办事处，有的人甚至把这里变成他们在省里办肥事和做买卖的碰头地点。并且不时让我给他们“走后门”其实我在这方面并不开窍，只能帮他们找找旅社，买买车票而已。
现在，五叔的儿子又找上门来，肯定是要让我想点办法把他爸领出来。这真是开玩笑！我怎么敢去触犯神圣的法律呢？“你父亲还当大队书记吗？”我随便问五叔的儿子。
“当着哩。”他说，手里仍然拘束地端着那杯一口也没喝的茶水。“你住下了没？”我又问他。
“住下了，在建华旅社，离你们这里不远。”
我考虑了一下，对他说：“我现在忙着要写一篇稿子，你先回去，等我把稿子写完再说。”
小伙子立刻站起来，脸上显出一副感激人的表情，就机灵地过去拿起了那个黑色人造革皮包。
我也机敏地意识到，我又面临那老一套子，赶忙先发制人，过去捉住他的手，不让他把那些我已经熟悉而厌烦的礼物给我留下。我知道这些人虽然不识字，也没经见过世面，但懂得一条经典性的格言：你吃了我的，就得给我说个什么！
结果，五叔的儿子用劳动锻炼出来的力气，打架一般把我一巴掌推到了墙角里，我没站稳，把地上的痰盂也踢翻了。小伙子趁我收拾痰盂之机，麻利地拉开了黑皮包的拉链。他怕我腾出手又来拒挡他，竟然把那一包红枣、瓜籽和没有肃壳的落花生“哗”一下全倒在了我的办公桌上。我是个爱干净的人，见那沾灰带土的礼物把一张干净的办公桌弄得一塌糊涂，连稿纸、笔记本和钢笔也被埋了，于是又绝望地扑过去。结果又客人一巴掌把我推到了原来站的地方。这种送礼的方式的真诚到了野蛮的程度。我虽然又气又急，但还不能发作，只好忍气吞声接受了这份恼人的馈赠。
五叔的儿子看我失去了拒绝的信心，就满意地一溜烟跑了。我沮丧地站在屋角里半天不能动弹。我为五叔悲哀，也为我自己悲哀。我怀着痛苦的心情来到阳台上，接连抽了几支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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