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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寡言，拚命劳动。
不久，高仁山老汉发现在他们出山干活的路上，到处栽着一些小石片，上面用白粉笔写着一些“洋字码”老汉认出这不是中国字，而又写在这山野里，弄得心惊肉跳，以为是出了外国特务，他把这件神氦的事告诉了老婆却不以为然地对他说：“你没看咱们茅而里的石头上也写着？”大儿子忍不住笑了，对父亲说：“你真可笑！外国特务路到咱这里干啥呀？‘特务’就在咱家里。那是大年写的英语单词。”
“那是怎啦？”父亲问大儿子。
“怎啦，他还想考大学！”
老两口惊讶地张开了嘴巴，仁山老汉摇摇他那已经苍白了的头，说：“还是好好劳动吧，咱先人的坟墓没得着好风水！”
不管怎样，大年重新奋发起来。他首先从他考得最糟的英语开始复习。他不愿意呆在家里埋头学习，以免不了解内情的人把他看成个二流子，知道内情的人又乘机笑话他。他有他的自尊心。
但是这种学习是极其艰难的。每当他背着一捆庄稼从山上下来时，汗水腌疼的眼睛已经分辨不清他栽在路边小石片上的那些英语单词了。但他仍然拚命完成每天的学习计划。日月流逝，他变得像一个苦行僧一般，经常累得眼睛迷迷糊糊，走路摇摇晃晃，头总是有敢无力地耷拉着。但是，他觉得自己的的精神却从来也没像现在这样高扬过，看吧，他走路念念有词，他上厕所念念有词，他在煤油灯前伏案演算，常常因打盹把头发烧着，满头一片焦黄所有这一切，他都忍受着。有时，痛苦的浪潮猛然又袭上心头，折磨得他死去活来。每当这时，他就在心里默念着那句话：“当我再见到你的时候”
此刻，痛苦也正的折磨着另一个人。这不是别人，正是小丽她妈。
冬去春来，冰雪消融，土地解冻，大地又孕育着一种勃然生机。可是这季节，对一关节炎病人却不是好兆头。
小丽她妈每到这时，腿关节就疼得像钢针扎着一般。今年开春尤其严重。寡妇算不上幸福，也算不上不幸。丈夫虽说过世太早，她亲爱的女儿却考上大学。回忆往事辛酸不少，瞻望未来倒也甜甜的：再熬上几年，等小丽大学一毕业，她就好跟上女儿享福去罗！
但是，眼前的日子的确不好过。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而土地都分到了户，庄稼谁给她种呀？过不久就要耕地，她不知又该求村时机哪一家。要是往年，她不熬煎，有高仁山一家人哩。如今还有什么脸面去求他！
这一天，她到沟底的水井去提水。返回时，该死的腿走到半坡上，疼得怎么也走不动了。她把水罐放到路边，双手抱住膝盖，嘴一张一张的，就差没放开声哭了！
偏巧这时高仁山父子三人正从后山沟里回来，在河那面的小路上往自己家里走。他们三人都看见了河这边的情景。大年他哥显然幸灾乐祸了，瞧他嘴一撇，照旧往回去，大年看了看父亲，父亲低倾着头也只顾走路，装作没看见什么的样子。
大年站住了。他望着前面走去的父亲和哥哥，心里很不是滋味。父兄埋头苦干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可那狭隘的农民意识又多么叫人不能尊敬。
他独自默默地拐到河湾的小路上，向小丽她妈走去。他是个遭过痛苦的人，因此也说同情眼前这个有病痛的人，尽管他的痛苦正是她的女儿带来的。
他来到老妇人的面前，一句话也不说，提起她身边的水罐。小丽她妈痛苦的脸上，一下子涌上了难言的表情。但她只是在后面说：“年娃，门开着哩，热水瓶里有开水，桌子上有茶，抽屉里有纸烟，娃自个寻着吃。我这阵腿不灵活，走不快呀”说着声音便哽咽了。
他提着水罐进了她家，把水倒进瓮里。
他往出走时，忍不住朝墙上的相框里瞥了一眼。是她，站在大学门口的校牌下，脸笑得像一朵花，几乎完全不像原来的模样了
他尽量克制着，不让眼里的两包泪水涌出来。
他出了院子，在以前经常等待沁丽地地方站定。一切过去的印象是那么近，那么清楚，又是那么远，那么模糊他看见小丽她妈正一瘸一拐地从坡里上来了，嘴里不停地呻吟着。他于是很快从另一条路下坡。他不愿看见她那痛苦，也不愿自己痛苦的你让她看见。
第二天早晨，他父亲把农具准备好了，让弟兄俩跟他去耕地。
他走到父亲面前，说：“先去给小丽家耕吧！”他的话惊呆了两张粗糙的农民的脸，他哥忍不住说：“你羞先人哩！那还是你的丈母娘吗？”
“你不愿去，你就滚！”他突然发火了。
他哥把犁一摔，进屋去了。
他转脸去看他爸。
他看见什么了？啊，挂在那张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的皱脸上的，是一丝内疚的表情。善良、纯朴的本性又在老人身上复苏了。
谁也没有料到，去年落榜的高大年，今年却考上了北京一所著名的大学。
是的，他考上了。为了这一天，他痛苦了一年，奋发了一年。他在这一年付出的艰辛，山上的小路，路边的小石片，家里的煤油灯，比他周围的人更清楚。
当他捧着大学录取通知书从县返回时，又一次来到村前的打麦场上，让身子躺在堆金黄的麦秸里，尽情地让欢乐的眼泪刷刷的流淌。他爸，他妈，他大哥，都先后跑来了。他们也者知道考上了，三个亲人围成一圈，一个个满脸喜气，蹲在他面前，都不知该说什么好。
他别的什么也没说，只对哥哥说了一句话：“哥，我走后，小丽家有些活要你帮着做哩，她妈腿不好”他哥又高兴又尴尬地对他直点头。
他告别了亲爱的高家村，告别了雄伟壮丽的黄土高原，乘罢汽车，顺着涓涓的溪流，沿着滔滔的大河，出了山，出了沟，驰过无边的平原，进了车水马龙、繁华喧嚣的省城。他在火车站附近存放了小件，买了当天去北京的车票，然后就想着去师范大学看小丽，离上火车还有六七个钟头，他有足够的时间。
他提着一包炒得金黄的家乡南瓜籽，搭上了去师大的公共汽车。师大坐落在郊区，是这路车的终点站。他下了车，心狂跳着，向校门口走去。这地方虽然没来过，但并不陌生，他照片里见过。
当他走到小丽照相的校的校牌下，猛地站住了。“我来这里干什么？”他突然问自己。
他的心感到一阵隐隐的刺痛，为自己感到羞耻。他知道，他想见小丽，分明夹杂着一种说不清楚的心理因素：莫把人看扁了！这岂不是无言的报复吗？
“我怎么能这样！”他开始在内心里严厉地谴责自己。他想：我确是忍受了巨大的痛苦，但痛苦的火焰同时也烧化了痛苦本身，使我在精神上和生活上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是的，我曾痛苦过，但因此也得到了了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该再对小丽抱怨，倒是该感谢她—尽管这一切是多么地令人辛酸！
他双手把那和袋南瓜籽捂在胸前，靠着墙，闭住眼睛，让不平静的内心平静下来，然后，毅然搭上一辆进城的公共汽车，返回市里。
他来到市中心邮局，匆忙写一张字条：“小丽，请你尝一尝咱家乡的南瓜籽，大年。”
他把字条塞进口袋，在柜台上拿起缝包裹的针线，笨拙地缝好这袋南瓜籽，写上地址，寄了。
傍晚，当美丽的夕阳在城市的一边沉落的时候，去北京的直快列车开动了。车轮的铿锵声越来越快，越来越响；大年淳朴的脸紧贴着车窗，望着广阔的平原和无边的蓝天，眼里涌出了两颗亮晶晶的泪珠。
1981年1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