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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集体去广州看苏联电影回顾展，坐大巴来回折腾，时间漫长，路途遥远，我一心盼望出现一个有趣的人，结果泽宁就出现了。泽宁是厂里的美工，虽是美工，却不积极争取上戏进组，反倒喜欢写影评，尤其擅长批判，无论是欧美片还是台港片，经他一评，立即就五马分尸，体无完肤。
据说他也写小说，但从未发过。从广州回来后，他积极要求调进文学部，我们此后便成为了同事。
有关王泽宁，我觉得还是要从头说起。
某一日，在广州黄花岗住地，吃过了早饭，我们几人七零八落地走在冬青树的甬道上（该住地有点像宾馆，吃饭分好几号餐厅），泽宁问我：林蛛蛛，今天你去哪？我说：去看潘玉良画展。泽宁说：一块去吧。我说：好！
当时我还不知道泽宁是否有趣，这一点对我比较重要，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不甚有趣的人，再跟一个不好玩的人呆着，肯定就会连连打呵欠。
但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认路比有趣更重要，我有一个屡教不改的毛病，就是永远不认路。因此，一听泽宁说跟我一块去看画展，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下不用发愁认路了！
（在南宁的时候，我常常到文化大院去，结果有一次竟在院子里迷了路，急出满头大汗还转不出来。到了北京，住在东四十条，到雍和宫旁边的戏楼胡同上班，骑车最多只需二十分钟，但每次只能走北新桥的街道，如果有一次走了胡同，一定就会在胡同里迷上四五十分钟，然后出现在东直门大街上，看过门牌号码，确认是东直门大街之后，才能找到雍和宫，已经试了两三遍，每次都是这样。）
我的脸上绽开了欢欣的笑容，就像一朵盛开的鸡蛋花，既纯洁又由衷。
我们到了中山四路，一看休馆，就决定就近去广州图书馆看我的大学同学，大学同学还在等签证去法国里昂，等得愁眉苦脸的。看过了同学出来，我掏出了地图，决定去六榕寺和光孝寺。
光孝寺里很安静。
我想起一个新近成为佛教徒的朋友说过的话，他说：佛教是所有宗教里最高级的，现代派根本不行（八十年代青年不论谈什么都要扯上现代派）。我觉得这个话题比较有趣，就问泽宁：佛教高级还是基督教高级？问过之后我又感到有点抱歉，觉得这样的问题实在是为难了本厂的美工，有点过份。
不料泽宁却是水来土挡，不加思考就说出了一套又一套的，让我觉得他特别有道理。
接着他就说起了圣经，他两岁的时候曾经背圣经得过奖，当时是在上海。他五岁时全家才从上海迁到广西，他父亲曾经留学德国，是心脑血管专家，母亲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他曾祖父的岳父是中国第一代传教士。
我觉得这些东西甚奇怪，像一些看不见的饰物，挂在了泽宁的前胸后背，东闪一下，西又闪一下，使泽宁看起来像稀有动物一样新奇。
他真的像稀有动物，只有在上海这样殖民化了的城市才会产生，两岁就背圣经得奖，在广西打死也找不出第二个，在全国也不会有很多，最大胆的估计也不会奖一百个，全国的大熊猫还有三千余只，可见泽宁比大熊猫珍贵多了。
在后来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我更多地把他当成一部百科全书。
在八十年代我崇尚知识，对动物缺乏兴趣，泽宁正好就是那种从小就看了很多书，对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知道了皮毛的人。
最令我吃惊的是当我告诉他我五岁就自慰的时候，他眼都不眨接口就说：我明白，那你是某某快感型的（某某快感是一科学用语，但它涉及了人体的隐秘部位，会让一些人看了受刺激，故以某某取代）。他又说：除了某某快感型还有某某快感型，幼年期自慰的比率是多少万分之多少（现在我完全记不住了）。
这种从容的态度和精确的数字完全镇住了我，在我各个阶段的男友中，此前和此后，从未有任何一个人达到如此通透的程度，大多数人大吃一惊，感到不可思议不相信是真的，以为只是我的虚构。少数人则将信将疑。
第一次发生在深夜。
在深夜里我总是盼望有意外的事情发生，像戏剧一样冲突，又像戏剧一样发展。
一切如愿以偿，雨水从天上落下，花朵张开了花瓣。
某日晚上十二点，我们从明园酒吧喝了鲜桃汁出来，四周悄无声息，泽宁陪我一路骑车回图书馆宿舍（当时我尚未搬到电影厂招待所），明晃晃的月亮一路悬在我们的头顶，所以到了楼道就像到了地洞，一片漆黑。
我们像猫一样在黑暗中走上了四楼。
同住一个套间的学日语的女孩已经关门睡下，图书馆向来有早睡早起的好风气。此时已经是万物沉睡，我觉得开灯就像扔炸弹一样惊天动地。我把窗帘拉得大大的，让满窗的月光漏进屋。
月光浓稠，质地优良。
我让泽宁坐在我的藤椅上，我坐在床沿上，我的脸对着窗口，月光和阴影在我脸上交替浮动，泽宁的脸则是一团深灰，在深灰之中又有两粒黑亮，那是他的眼睛。此外他脸上是什么表情则完全看不见。
在阴影中深灰说：蛛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