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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的上海空前地繁荣，空前地混乱，空前地动荡，空前地凄美。
劫后余生的美国大兵们从昆明、从冲绳、从关岛一批批地涌到上海来，他们犒慰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寻找爱情。异乡风味和战争经历给他们涂上了浪漫的色彩和阳刚的意味，使他们成为斯文柔弱的上海男人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毫不费力地俘获了上海姑娘的心。
几乎每天都有新的爱情故事上演，而其中大半是悲剧。婴儿一批批地被生下来，这是世界和平的国际产物，是军民友好的副产品。他们的国籍问题后来成了亘久为难的一个疑点。但是在当时，狂欢的二战胜利浪潮里，年轻的心照例是想不到这些现实烦恼的。胜利的喜悦是催情剂，离乱的哀愁是生春药，三个月，或者五个月，萍水聚散，云雨欢情，上海大美电台里专门租着一个频道用来播放美国流行歌曲，而机场和海港天天上演着生离死别的剧目。美国大兵和上海姑娘当街拥吻成为常设街景，连围观都引不起来的。
每天都有舍不得走的人不得不走。
每天都有想走的人被迫留下。
每天都有人为了走或者留而烦恼，而哭泣。
黄裳也不例外。
出国的事是早已经定下来，可是她总找着各种各样的借口拖延着。虽然手续一直在办，却总是不大上心，也总是不肯相信，真的就这样与卓文告别了。一夜夜，梦魂无据，飞渡千里，可是山长水远，她望不见卓文，找不到卓文。一张张汇款单长了翅膀飞向酆都，却换不回片言只字。而今，她要走了，自己也成了流浪之身，负债累累。她再也没有能力接济他，可是，又怎能放心就这样离开？
直到有一日，在电影院，散场时，她随着人流往外走，忽然有人碰了她的肩一下，扭转头，是个戴着黑色鸭舌帽的男人，态度很谨慎，可是眼中没有恶意，迅速地塞她一张字条，说：“蔡先生要我交给你。”
她一愣，那人已经消失在人群中。事后很久她才想起，那大概就是她从黄家风手中救出的两个抗日分子之一，可是分不清是胡强或者裴毅中的哪一位。应该是胡强吧，因为学生腔的裴毅估计没有那么快的身手。
她一直走出电影院很久才敢打开那字条，匆草的，只有几行字。首先触入眼帘的，不是内容，而是字体，熟悉得令人心痛。
“我走了，不必打听我的下落，也不需要再给我寄钱。大概没有机会再见面，但我说的每句话，都做数。”
没有署名。
但她当然知道他是谁，也知道他说的什么。如此隐晦，该是因为害怕出意外，遗人以柄吧？他仍然这样地替她着想。
她站在路边的灯柱下哭了。
路边的桂花被吹落了，落在雨中，却仍然散发着依依的芬芳。
又是雨季。
她知道再也不会见他，这张字条，便是他们的最后一次接触。是诀别了。
她忽然想起去年，在鬼城，卓文看到蝙蝠飞出望乡楼，曾叹息说：“有个故事，说蝙蝠非禽非兽，立场不稳，结果在禽兽大战中，两边不讨好，最后不得不躲起来，昼伏夜出，惶惶不可终日。我如今，也就好比是一只蝙蝠，里外不是人。日本人、汪精卫、国民党、共产党，不论谁得了势，都不会放过我。我的逃难生涯，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重新见得到光。”
每每想起他说这些话时脸上那种落寞无奈的忧戚，她的心就一阵阵地疼。然而她自己的处境，又何尝不是一样？她这短短的一生是矛盾的，也是暧昧的，救过汉奸，也救过共产党，她不知道她在整个的社会革命中到底站在一个什么立场上，历史又会对她做出怎么样的评价。以前卓文尊称汪精卫为汪先生她觉得不屑，可是看到报上说汪精卫在南京梅花山的墓被挖开，鞭尸谢众，她又觉得惊心。倒并不关立场的事，她有的只是人性本身最原始的喜恶取向。至于政治，她是完全不懂得也不关心的，可是却逃离不开，卷在政治的漩涡里，糊里糊涂地被左右了一生。
以前她一直拒绝政治的，时世再动乱，她也有本事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可是现在不行了，战后比战时更加热闹，逼着她瞪大眼竖起耳来关心时政，为了风吹草动而心惊肉跳。
不久前，国民政府又把她请去问了通话，还是关于蔡卓文的下落。方式虽然不同，审问内容却同日本人如出一辙。她以不变应万变，照旧一问三不知，抵死不承认。然而小报上已经开始有记者含沙射影地骂她“通日”“脚踏两只船”当年阮玲玉感慨“人言可畏”现在她懂得了。虽然柯以安慰她一切总会水落石出，可是她已经深深厌倦，不想澄清什么，也不想解释什么，而只想远离这一切。
可是，真说到走，她又有着千丝万缕的不舍得。这是上海，是她与卓文相遇相识相亲相爱的上海哦，怎忍心就这样一挥手走了呢？而如今，她终于知道，就算留在上海，她也再见不到他。卓文大概已经先她一步离开中国了，他们空有一个来生的约会，然而今世，大概再也不会重逢。
她并不是没有他不行，没有了他，她一样会活下去，可是她会活得不快乐，就好像扇子失去了风——扇子是生命，而风是扇子的魂。
失去卓文的爱，她便失了魂，从此再不是那个灵动如水的才女编剧。
上海已经再没有她的位置，她终于决定要走了。
缠绵的雨里，迟开的桂花愁怯怯地香着，为她送行。
它们是没有明天的，此刻还高高在上，不染红尘，可是不到天明，就将变成落了一地的残骸，踩在泥里，沾在鞋上，蹭掉甩脱还要被骂一句“讨厌”
有人将落花时的雨称为“香雨”落花的土地称为“香尘”可是踩在鞋底的残花呢？可算香魂？
每一只蝴蝶都是一朵花的鬼魂。可是踩在鞋底的花是变不成蝴蝶的。
这天晚上回到家里，黄裳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理东西，晚饭也没有出来吃。忽然翻出一堆手稿，却是当年关在“鬼屋”里时写给阮玲玉的悼念文章，开篇写着：
她的一生虽然短暂却沧桑而多彩——少年受尽折磨，忽然上帝将一个女子可以希祈得到的一切美好都堆放在她面前：美貌、盛名、财富、甚至爱情，如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可是其后又一样样抽走，换来加倍的辛酸苦楚，当她开至最美最艳的时候，也是她的路走到尽头的时候，于是不得不选择一死以避之——人生的悲剧莫过于此。
黄裳看着这段文字，只觉字字刺心，说的都是自己，忍不住用被角捂着嘴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似乎想把一年来所有的委屈一同哭出来。一年来，她时刻担心着卓文，思念着卓文，渴望着卓文。虽然也多次想过他们大概难得再见，可总是不死心。如今，一切终于尘埃落定了。他去了哪里，她不知道；她将要去的地方，则无法通知他。即使有一天他重新想起她来，也再找不见她了。
哭声细细地传出门外，崔妈大为忧心，敲门问了几次，里面只是不应声。崔妈急得也哭起来，劝着：“裳啊，你这几天忙里忙外的，有日子没好好吃顿饭了，今儿我做了你最喜欢的合肥丸子，好歹看我面上吃几个吧。我老了，手慢脚慢，也不知还做不做得出当年的口味来。”
黄裳听着不忍，到底开了门，接过丸子来刚吃几口，忽然电话铃锐响起来。
崔妈奔过去接听，听到一半，大惊失色，抬起头来，望着家秀和黄裳惊疑地说：“是大爷府上打来的——钟小姐，没了！”
黄裳只觉心里一痛“哇”地一声，不但是刚刚吃下的丸子，就连昨夜的饭也一并吐了出来。
早晨，第一缕阳光射进北京黄家祠堂里，黄家风便醒来了。
他并不是睡好了，而是瘾犯了。从昨天来到黄家祠堂到现在，他还一针吗啡也没有打呢。昨天，他太累了，在可弟的按摩和劝慰下，坐在躺椅上就睡着了。此刻，他只觉浑身不舒服，只想马上打一针来解乏，可是他醒来的时候，可弟却不在身旁。他大声叫：“可弟，可弟！”
没有人回应，只有角落里一只正在结网的蜘蛛惊惶地窜去。空空的祠堂，仿佛有回声似的，嗡嗡地，有种渗人的空洞。
黄家风大为不悦，勉强站起来向外走，可是走到门前他才发现，祠堂的门竟从外面锁上了，他不禁勃然大怒：“我还在这里呢，就把门锁了！可弟，可弟，你去哪里了？”
他拉直了喉咙，一连喊了十几声也没有人回应。他怒了，搬起椅子来砸门，同时大骂起来。而且他越来越惊惶，怎么会这样呢？难道可弟把他一个人扔在这里走掉了？她带走了他的钱？他把手揣进怀里，那厚厚的一叠银票还在。那么，她并不是卷带私逃。她一定就在这附近，或者是出去买菜了，很快就会回来的。她不是存心，只不过忘了他在祠堂里。或者，是她忘记叮嘱孙佩蓝，是孙佩蓝锁的门。
想到这里，他又大声喊起孙佩蓝的名字来，可是一样没有人回应。而他的毒瘾发作起来，开始浑身难受，直像千百只虫子在咬噬一样。太痛苦了！他从没想到瘾发是这样痛苦的一件事。以往每次他略有一点想往，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想往，可弟已经很体贴地主动给他注射。可弟，可弟哪里去了？！
太阳一寸一寸向西边移动，天色渐渐暗下来。整整一天，可弟没有出现过。
黄家风砸碎了屋子里能砸碎的一切东西来泄愤，只除了祖宗牌位不敢妄动。
这一点自制他还是有的。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祖宗。
天彻底黑下来，他睡了一觉又醒来，毒瘾发作得更厉害，厉害得他几乎想咬死自己。可是这时候他听到了一种声音，熟悉的，却又是奇怪的，是可弟的声音。是可弟在背诵圣经：
“耶稣告诫众门徒：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
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有人想要告你，要拿走你的衬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黄家风大喜，完全听不清她在说些什么，就狼一样地扑到门上去，嘶哑地叫着：“可弟，是你吗？快，快把门给我打开，快给我打针，我难受死了，快！快！”
可是可弟不闻不问，仍然平静地背着经文：
“有人强迫你走一里，你就同他走二里；
有求你的，就给他；
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
黄家风拍门大叫着：“你在念些什么鬼话？我叫你开门，你听到没有？你再不给我打针，我会掐死你！你等着，我出来后饶不了你！”他又大声喊起孙佩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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