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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的存在，又大惊小怪欢呼一声，上来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我笑着推开她“去去去，同男朋友亲热够了，把剩余热情施舍在我身上，才不稀罕呢。”顺手拖过我哥哥“这是唐禹，你未来老板。”
唐禹反正没份献殷勤，索性板起脸来做足一个老板应有的戏份，微欠一欠身，庄重地说：“欢迎陈小姐加盟敝公司。”
黛儿眯起眼一笑：“没想到我会有这样年轻英俊的一位老板。”
哥哥脸上不由又是一呆。
接着我们一行四人去香格里拉吃自助餐，说好了唐禹请客，可是高子期不做声地到柜台把帐结了。
我对他更加好感，称赞说：“这才是绅士风度。”
唐禹仍然莫名其妙地吃醋“嘴乖腿勤而已，导游的职业病。真奇怪为什么女人都喜欢小白脸。”
我笑：“吃的好没来由的醋。哥，你不是有女朋友吗？”
“吹了。”
“为什么？我听说她条件不错，还是个什么经理呢。”
“妈妈对女强人不感冒，说她比我还像男人，我要是娶了她，将来准没好日子过。”唐禹悻悻说：“看着吧，下次我非找个女人中的女人，胸大无脑那种，白纸一张，随我涂画。”
我大笑。
经此一役，唐禹对黛儿再不抱暇思绮念，坦坦荡荡只拿她当女秘书看待。黛儿反而诧异，对我说：“难得有男人在我面前这样正人君子，你们唐家的人个个不同凡响。”
我笑：“南方的秀才北方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西安城的地底下埋了那么多的皇帝，滋养出的子民又怎能没几分皇家气派？”
后来我将这番话转述给老哥，唐禹得意，从此越发矜持。
唐禹的皮包公司原本发际于我那一十五只金镯子。如今三年之期已过，唐禹却一直不提赎回的事，我心知事情有变，也只好不问一字。难得公司渐见规模，有闲时我曾专门去参观过一次，写字楼里租用着小小一个套间，传真电脑也都还齐全，书柜里装满大部头封面烫金的商业书，不知是用来看还是用来摆设，但总算已经上了轨道，我那镯子也就算没有白奉献一回了。
转眼冬至，黛儿在秘书岗位上已经驾轻就熟，虽然不会十分出色，却也胜任有余。只是，她好像不大开心，常常显得神色恍惚，又总是喜欢选择那些意境凄美结局哀艳的童话来读，比如海的女儿、小意达的花儿之类，弄得有些惨兮兮凄切切的。也许，投身爱河的人都是这样神不归窍吧？不过这完全无损于她的美丽，反而更增添了几分沉静之气。
空闲时，我们仍然喜欢逛古玩市场，像书院门，北院门，八仙庵，化觉巷，最喜欢去的，要数书院门。
从西大街一路散步至钟楼，向南一拐，书院门就赫然在望了。那可真是有种令人眼前一亮的惊艳感：路口横空一道牌坊，古香古色，华丽典雅，清楚地提醒着你这是一座有着优久历史与优美传说的不可多得的老街，一旦低头从这牌坊下踏过，就仿佛转瞬间乘上时光飞船，从千禧年飞驰而至大明盛世了。
这条街的最大特色就是“古韵”两旁小店均为仿古建筑，高高的房顶，雕梁画栋，古朴雅致，通常两层楼，楼下是店面，楼上有嵌花格子，顶上还有飞檐斗角，有的屋角还蹲着兽头，像个庙。名字多唤做“阁”、“轩”、“楼”、“斋”念上去，有种口角噙香的感觉，且往往出自名家手笔，刘文西、吴三大、赵朴初的都有。店里卖的，多半是文房四宝、古玩玉器之类。
黛儿每次逛街前，都要花上大半天时间，把自己着意打扮成一个古装少女，以便同街道的韵味相衬。看着她穿长裙，着木屐，擎竹骨纸伞于青石板铺就的小路上迤逦而行、施施然走进古老时代里去的样子，就仿佛看到一幅会活动的古代仕女图；可是一旦停下来想买点什么了，便又立刻恢复城市人的本色，精刮利落，讨价还价，连消带打，绝不含糊。几乎每次都会有所斩获，淘到点新玩意儿，有时是一只色泽纯正的玉芙蓉镯子，有时是一套罕见的皮影戏儿，有时则干脆是一把香扇几张剪纸。
西安这一类的古旧建筑物不少，南大街，雁塔南路，北院门，都有好些，但都不如书院门来的地道有味。只可惜后人不懂得维护保存，窄窄的街道上已经是行人拥挤了，还要放了车辆来践踏。又抽掉了旧的汉青砖，灌了水泥，捣腾得面目全非，失了真味。
黛儿对此十分愤然，抱怨说：我真不懂那些砖好好地呆在这里，他们为什么要刨了去，又刨去了哪里。是要送到博物馆做展览吗？还是以保护为名扔在什么不见天日的仓库里烂掉？我敢说，如果青砖有灵，懂得说话，为自己的利益争取权力，它们一定会说，我们宁可呆在书院门被人踩被人踏，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位置。
又怂恿我：别再采访那些谁家老婆偷情，哪个名人同性恋什么的无聊隐私了，不如用心写篇文章呼吁一下，让所有的人都来关心古文物的维护重建，也算文以载道。
我不禁汗颜。从见习记者转为正式工后，我的收入大幅度增高，虽然薪水仍然三百，但是加了编辑费，按版面支取，多劳多得，应付日常消费已经绰绰有余。加上间或写些小稿投递其他杂志，收入颇为可观。可是随着我文笔的越磨越快，文章的品味却越来越低，用黛儿的话说就是：挖人家墙角以为自家稻粱谋。
可是没办法，不知怎的如今期刊圈盛行一股所谓纪实风，各大报刊都在四处搜求案例奇闻。就是乱伦。古人云：君子不饮盗泉之水，连写着“盗泉”两字的水源都认为不洁，渴死不肯饮用。而今人心不古，我辈枉为文人，遇盗泉岂止饮水，简直甘之如醴，想来真令人志短。
这会儿受了黛儿几句激，我遂摩拳擦掌，壮志踌躇地说：好，我今晚就动笔，写一篇催人泪下的大稿，拿出国人申办奥运的那种煽情劲儿来，让人看了痛心疾首，恨不得马上拿出钱来捐款重建。再不叫你小瞧我媚俗。
晚上，我挑灯夜战，查了大量资料，增删数次，洋洋万言。又特意援引了西大街城隍庙的例子为证。
城隍庙就在我们住处对面，最早建于明太祖洪武二十年（1387年），比书院门的历史悠久得多。可是自从“文革”后，年久失修，日渐萧条，千年的古刹，如今竟成了市集，四处挂满琳琅满目的靴袜内衣。门外的石狮子，上千年的文物，就那样随意地闲置在泥地里没人理，风吹雨打，已经侵蚀得厉害，下场比书院门的青砖还可怜。
都说佛门四大皆空，城隍庙却是四壁充实，塞满了货，也挤满了人。而城隍香火，却屈居于庙后一户人家的窗台上，险危危地搭着个台子，挑着杆旗子，算是个临时烧香点。
我在文中慷慨陈辞：城隍庙会如今有会无庙，庙即是会，本为庙中香火吸引来的商贩们居然喧宾夺主，请菩萨搬了家，自己当了庙堂主人，开起店铺来。人类的忘恩负义在这里表现到了极致。佛也无奈其何，这，便是金钱的力量吧？
黛儿击掌叫绝，说这才叫痛快淋漓，言之有物！
然而当我兴冲冲把那篇自以为字字珠玑的城隍泪交到主编桌上时，却被他批得体无完肤，一钱不值。
“这叫散文还叫随笔？它有什么价值？”主编耐心地开解我“你是个好编辑，好记者，笔头快，思路广，可就是太天马行空了些。老是看不准方向，拿不准题材。要知道，咱们杂志要竞争，讲的是发行量。发行量凭的是什么呀？是文章的质量。文章质量指的是什么？是题材。什么才是好的题材？就是大家愿意看，想看，却看不到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什么？是隐私。是案例。是悬念。知道吗？”
“可是，生活中不应该只有暴力和色情，应该还有更美好的东西，更值得珍惜和珍藏的，不是吗？”
“也许是，但谁关心。有几个老百姓想要知道城隍庙的石狮子有多少岁年龄？他们喜欢看到的是和自己生活贴近的东西。”
“美好的东西不是没有，咱们杂志主旋律的稿子也很多呀，头题从来都是正面稿件”
“捐眼换肾那些？”我闷闷“可是那些血淋淋的煽情一样让人不消化呢。”
“那才刺激呀。”主编亲切地拍拍我的肩“你年轻，有干劲，想创新，这是好的。但纪实风格是咱们杂志的特色，是多年的实践得出来的经验，是发行的保证。没有发行量，再美好的理想也是空谈，知道吗？”
“知道了。”我灰溜溜地答应着，再不敢以正义自命，替天行道。
主编呵呵地笑了：“小唐，你虽然是个新人，可是前途不可限量。上个月，你是咱们编辑部上稿量最大的，尤其那篇关于明星恋爱的是是非非，真不错。好好干，我对你很有信心。知道吗？”
“知道。”这次我答得响亮多了，因为清楚地意识到所谓“上稿量最大”意味的是什么。
自从以版面计算工资后，编辑之间的竞争明显激烈。文人相轻本就是千古积习，更何况记者编辑还不能算纯粹的文人，而且编辑部搬出竞争上稿的法宝，无异于有你没我，你死我活，同事之间的笑容更加虚伪，仇视却是如假包换。
所以只要没事，我总是懒得在办公室多呆，乐得让出时间位置给那些乐衷拍马的人觑准机会舞其长袖去，自己则每天挟了相机四处采访娱乐花边，虽然情调不高，毕竟无碍健康。
渐渐与各影视公司混得烂熟。
导演戏谑：“其实唐小姐眉清目秀，如果肯演戏，何必采访人家，自己就是现成的大明星。”
说得我心动起来，便也想客串一回，过一把戏瘾。
导演答得爽快：“好呀，最近有个电视电影的本子，青春片，讲大学生的，你年龄正合适，就演女班长好了。”
但是本子拿到手，才发现统共三句对白。
“我叫张洁，暂代班长。”
“没关系，你睡下铺好了。”
“老师好。”
完了。
制片还要开我开玩笑：“还有名有姓的，不错了呢。”
不错，主角好过配角，配角好过龙套，龙套里有名字的好过没名字的，没名字中露正脸的又好过侧脸的一个半小时的片子里，人物早被分了三六九等，等级森严，羡慕不来。
我于是为了三句台词辗转反侧，想方设法出奇制胜，硬要从平凡中见出不凡来。
到了演出那天，我对着镜头露出璨然一笑：“我叫张洁。”
微微停顿，欲语还休，谦虚中露出骄傲“暂代班长。”
导演说：“好！”居然一次过，我颇为得意，走到一旁看别人继续表演。
这件事除了黛儿我没有告诉其他人，通场三句台词，小到不能再小的角色，有何颜面启齿。
但自己的心里是兴奋的，日复一日地扳着手指算播出时间。
一日自片场回单位，刚刚上楼，听到同事张金定抑扬顿挫的男中音：“唐艳？我们杂志社没这个人。我是新来的，不清楚，或者已经走了吧”
一阵气血上涌，我真想推门进去大吵一顿，但立刻意识到吵架不是办法，最关键的，是我绝对占不到上风。
张金定者，今年27岁，和我同时进入杂志社，是主编在工作会上公开评价最有发展前途的两个编辑，故此敌对也最强。最近社里有消息说新买了几套住房，除了照顾管理人员和老编辑外，另有一套是奖励新编辑的，而这新人之中，又属我和张金定可能性最大。张某家境清贫，世世代代培养出这第一个大学生来，难得考入文化单位来，自觉鲤鱼跃龙门，恨不得以社为家，刻苦非凡。加之新近交了女朋友，对那套房子正是志在必得，因此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扑杀脚下而后快。
在他的心目中，女友是女人，女同事却是老虎，尤其与自己同工同酬同等职位的女同事。
可是正因为对方已经出此下策，如果我接招，就等于把自己和他划了等号。而且他是男人，可以骂脏话，我却不能，骂了，就是泼妇。
男女同工同酬，女人却要比男人承受更多的压力和管束，真不明白男人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意见。
我到楼下转了一圈又一圈，努力地劝自己平息怒气，不要七情上面，弄得大家尴尬。很多事都是这样，你可以做，我却不能说，说了，就是小气。这是文化人的游戏规则。
直到气定神闲了，我才重整笑容上楼走进办公室，见到张某人，如常微笑问候。他的笑容也真诚亲切，完全看不出刚刚才否认过我的存在的样子。
他的虚伪，我的无奈，都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吧？我很怀疑这种竞争会有什么正面效应，但是主编坚持认为有竞争才会有进步，我们也就只有为了他的一声令下而厮杀拼搏。
像不像一盘棋，无论将帅兵卒，都不过是奕者手中的一枚棋子，本已贱如尘芥，棋子与棋子却偏还要自相残杀，更加贱多三分。
坐下来，我开始整理自由来稿，张金定走过来说：“主编让我把稿子送过去，你看完了吧？”
按规定，我们除了负责各自稿件的编辑外，还要彼此交换稿件做对方的二审，而我和张金定正是搭档，故此他的稿子都放在我这儿。我将稿件取出放在一个大档案袋里一齐交给他，本能地说一句“谢谢”
这时代，礼貌同微笑一样，都是假的。好莱坞导演吴宇森有个大片变脸轰动全球。其实有什么稀奇，我一天变脸次数不知凡几。只是没人颁我奥斯卡奖。
临近中午时，主编打电话上来：“小唐吗？小张特意说过这期他写了一篇特稿我怎么没看到？他说交给你了，你见过没？”
“见过，我记得还特意详细加了二审意见，刚才不是让张金定一块给您送去了吗？”
“没见到，你看看是不是还在你那里。”
我赶紧把桌子翻成废墟状，却仍然一无所见，只好跑到楼下跟主编商量“的确不在我这儿。不过稿子是电脑打字，张金定那儿一定有存盘，不如重新输出一份吧。”
“也只有这样了。”主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竞争是要的，但应当公平，知道吗？”
我一愣，不由情急：“您的意思是说我故意把稿子藏起来？”
“你这孩子，怎么性格这么急？我可没说你什么，别人说什么我也不全信，不过做事还是应该小心谨慎些，不要让别人落下话柄，知道吗？”
又一句“知道吗”倒真是让我知道了，一定又是张金定搞的鬼。但是证据在前，理亏的是我，说什么也没人相信，我只有吞了这个哑亏，拎起相机袋子出了门。
怨气一天天闷在心里，我怀疑胆结石就是这样形成的。
回到家我对着黛儿诉苦：“你就好了，只对着我哥哥一个人，工作简单，人事简单。不像我，同事间就像王熙凤说的，个个乌眼儿鸡似的，不是冤家不聚头，恨不得将我赶尽杀绝。”
黛儿说：“不被嫉妒是庸人。你文采好，笔头快，别人越攻击你，就越证明你优秀，何必介意？”
我惊讶：“看你不谙世事的，倒是练达人情即文章。”
“习惯了嘛。”黛儿言若有憾，心实喜之“从小到大，我一直被嫉妒包围，不习惯也不行啊。”
我“哈”地一声笑出来，有黛儿这样精彩的良友相伴，真是我枯燥如泼墨山水画的黯淡人生中最亮丽的一笔。
终于等到片子在中央六频道播出，吃过晚饭人我便牢牢守在电视机前等候自己出场，那种感觉十分奇特，好像同一个神秘的人约会，走了几天几夜去赴约，但是总预感到对方会失约，所以越走越急，越急越走不快，浅浅的兴奋中有着十分无奈的真正悲哀。
黛儿则比我还紧张，一会儿开音乐一会儿弄咖啡，一刻也坐不稳。
终于我出现在荧屏上，是个大场面，人头济济，而我远远地一晃，表情根本看不清，声音亦很僵硬。“我叫张洁，暂代班长。”
一下子就过去了。
我错愕“那不是我的声音。我练了那么久的台词，我根本不是这么说的。”但立刻反应过来，这八成是后期录音，随便找个工作人员录入的，电影公司当然不会为了三句对白再找我一次。
怒极反笑，我忽然觉得滑稽，生命原来是这么讽刺的一回事，在你眼中看去大得不得了的喜怒哀乐，在别人眼中不过是一秒钟的剪辑。
黛儿拍拍我的手：“万事总有开始。那些专业演员也都是打这个阶段走过来的。”
我关掉电视，不想再看到自己的另外两次现眼。
就在那一刻，我下定决心誓必出演一次大角色，让那些小觑我的导演制片悔断肠子，对着我的剧照吐血去。我像于连那样握紧拳头对自己起誓：“这是任务！”
电话铃在这个时候响起来，是高子期先生找陈黛儿小姐。
只听黛儿说：“看电影？现在？可是我我有点累，不太想出去要不”
不等她说完，我已赶紧起身：“反正没事，回家找老爸聊天去。”
朋友是用来同甘的，至于苦，自己吞咽已经算了，犯不着株连九族。何况子期常要带团出差，与黛儿见面机会并不多，每一次约会都被黛儿视为生命中大节目，我不愿令她为难。
关门前，正赶得及听黛儿说最后一句话：“等等，现在我又想去看电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