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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秋天母亲带领我们一家六口人搬出了老街，搬迁到城西新村去住。搬了整整一天的家，一辆发动机有毛病的解放牌卡车拖了我家的老式家具锅碗瓢盆和坛坛罐罐，在小城里打了三个来回，累得七窍生烟，掉了两个排档。母亲让我押车去新居，我站在一张棕棚床和一只铁皮煤炉的缝隙间，第一次在汽车上瞻仰了我们的老街，我家的房子表情复杂越退越远，那房顶上长了十八裸褐色的瓦楞草。
我在搬家途中分析着老街的房子，分析着沿街而流的臭水河为什么途经我家后门就越发地臭，分析左邻右舍看到我们搬家时会是什么心情。我还想到前院的老贾会不会先自把两家合用的灶披间都占了，新来的房客就要吃亏了。其实这些事情对于乔迁者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但我还是抛不开老街人的思维方式。最后我想到了放在阁楼上的那只纸箱。老贾你千万别捡走当了引火柴烧掉，纸箱里珍藏着我十岁的图画本，本子上画满了我想像中的各种漂亮房子，都是七八层的大楼房，五彩缤纷，令人炫目。
带四个阳台的楼房。大圆顶的楼房。安装避雷针的楼房。拱形圆门的楼房，尖顶上挂大钟的楼房。雕梁画栋的楼房我们的老街上没有一栋这样的房子，不知道我是从哪里看到了这样漂亮而威风的房子。我还给它们安排了住户，住户有我们一家子，还有邻居，记得那栋安装避雷针的楼房就是给老贾住的。老贾千万别拿图画本当引火纸烧掉啊。人去屋空。我为什么要把十岁的图画本移交给陌生的新房客？现在恐怕对谁也说不清。隔开的房间
如果是挥手自兹去，旧屋浮现在我眼前的先是那个后门，后门由两副颜色发青的杉木板组成，打开其中一副，就看见隔壁化工厂的输油小码头巧妙地攀在我家的沿河石阶上，一早一晚油船停泊时后门升起铺天盖地的白雾，白雾是从油泵房的排气管里升起的，白雾是热哄哄湿漉漉的，所以有时候从后门看不见那条河，只闻见河水年复一年散发的铜锈味，你就不知道河水为什么会发出这种气味。
打开后门，记忆中露出透明鲜亮的一角，看见我和姐姐小飞蛾站在河边晾衣服，如果那时候我十岁，小飞蛾就是十四岁。我扛着长长的竹竿，小飞蛾噘着嘴双手绞拧一件件湿衣裳，然后拎起来朝阳光里一抖，就像一名老牌家庭妇女一样有条不紊地晾衣裳。可以在晾衣服的时候望一眼我家沿河的窗子，窗子里就是我和小飞蛾住的小房间。春天窗台上站着一只玻璃药瓶，瓶里插着三五株桃花。我记得那些花枝是小飞蛾派我到化工厂苗圃去偷来的。我还必须告诉你们，十岁时我还和小飞蛾钻一个被窝，她曾经抓住我冰冷的脚放在她胸口焐，焐到发热为止。当然后来我逃离了小飞蛾的被窝，我一个人搬到了新搭的阁楼上去住。那是因为有一天小飞蛾突然向母亲诬陷我，她说“小弟不要脸，偷看我上马桶。”
我时常站在木梯的某个横档上发愣。站在梯子上也就是站在童年生活的最高位置上。我俯视着我的家，目光穿越灰墙看到了父母的房间和姐姐的房间，他们的房间之间也隔了一道灰墙。我看见他们在熹微的晨光中酣睡，父亲头发蓬乱，瓦匠的双臂勾勒着母亲睡，母亲的睡姿因而很艰难，她睡着表情总像在失声痛哭，总像在等待橱上闹钟的突然鸣叫。在另一个房间里，姐姐小飞蛾会在梦中发出朦胧的呓语，我发现她的手臂像起重机吊臂一样升起，又落下，似乎要装卸什么重物。那就是我家的早晨。我熟悉这样的早晨，在这样的早晨里我家的腌菜缸放出庞杂的酸味，夜巡的老鼠听到了我的脚步声后逃之夭夭。为什么我常常第一个醒来，我怎么能知道？只记得那个图画本上的第一栋楼房就是这样伏在阁楼楼板上画的，蓝色晨光透过天窗照耀我设计的第一栋楼房。第一栋楼房有三层高，美丽辉煌，世界上的任何建筑都无法比拟。底层竖起木栅栏，门大窗大房间也大。底层给我父母住。陪伴他们的是一垛干草。干草出现在我的画上很奇怪。二层窗台上放了一盆桃花，窗户挂上花布帘子，二层住着我姐姐小飞蛾。三层是我的。三层楼上飞起一群鸟，蹲着一条黑狗一只白猫，从三层楼到楼顶到天空一切的一切都是属于我的。小飞蛾有一天手持拖把入侵我的阁楼，她拖着楼板发现了我的图画书，本子上的三层楼房溅上了星星点点的污水，变得怪模怪样的，小飞蛾说：“该死的小弟，你不好好学习，瞎画的什么呀？”“房子。我们家的房子。”
“我们家的房子怎么是这样呢？”小飞蛾气愤地拍了我的头顶，紧接着她就尖起喉咙朝阁楼下喊：“妈，你来看小弟，他画的一堆干草！”问题就出在一堆干草上。我母亲看着我设计的第一栋楼房发呆。后来她问我：“小弟你为什么要画一堆干草呢？”“你看不上妈割草卖钱，是不是？”小飞蛾见我没话说，抓起我的手臂猛摇一气，她说：“你是不是看不上妈割草？”我蠢头蠢脑地无言以对。我只想着我设计的第一栋楼房，并且迈出一只脚想进入那栋美丽的房子。干草和竹篮
记忆也就在一堆干草上。假如我现在已经是个老人，儿孙满堂，家道富有，我仍然要提起多年前的一堆干草。我的做工人的母亲曾经割了两个秋天的草，割了一千四百斤重的干草，卖给牧牛场的收草人。两个秋天多得了两百元钱。我们家的第一台缝纫机就是用那笔钱买来的。我还要告诉我的儿孙，那是台伟工牌缝纫机，现在几乎绝迹了。母亲割干草的计划公布时，我家分成两大阵营，一边是母亲和小飞蛾，主战派；一边是父亲和我，反战派。我父亲始终认为母亲要用草给他脸上抹黑。他们争吵了三个夜晚结果还是母亲占了上风，她给父亲准备了一副箩筐一条扁担一把镰刀，像牵着一匹懒马牵着他出了门。都说去割草的路上父亲和母亲还在吵个不休。小飞蛾跳到前跑到后地劝解她的双亲。她手里也抓着一把镰刀，腰间挂着我家唯一的军用水壶。我们家的割草队伍本想偷偷潜过清晨的老街，但父亲的铜锣嗓怨气冲天地骂着什么，惊动了街上好多人。好多人都在自家窗户后面窥视那支吵吵闹闹的割草队伍，由此留下深刻的印象。两个秋天里我们家纷扬野外干草的气息，屋顶下每天有一垛干草堆黑趑地言语不清。那两个秋天里我长得特别大。母亲和小飞蛾用一辆板车把伟工牌缝纫机驮回家时，父亲正在街口杂货店里对着糖果柜喝白干酒。他把空酒瓶砸到板车上，听见一声闷响，父亲伏在杂货店柜台上独自饮泣起来。人都说他喝醉了，我母亲却径自拖着板车一声不吭。我知道问题就在那些干草上。父亲和母亲后来延续十年的不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一堆干草点燃了他们的战争。战争的内容延伸到情欲、嫉妒、钱财、家权各个家庭枝节，原先潜藏于水线以下的冰山在两个秋天里浮水出面，浮出水面后就是火山爆发。两个秋天里我真是长得特别大。我去从前的教会小学校上学，一个女教师在操场上托起我的脸说：“哎呀你怎么满脸苦相？”她又说：“你的美术作业很好看，你画的房子很漂亮。”我对那个女教师咧嘴一笑，记住了她的脸。我一点也不知道自己满脸苦相。以前从没有拍照的习惯，所以直到现在我无从回忆十多年前的模样。还有一只竹篮印象很深。我父亲去杭州工人疗养院回来带了那只竹篮，母亲因此发怒，她说：“我让你带一只杭州篮，杭州篮。你带的是什么鬼篮子呀？”父亲二话没说把篮子扔在地上，像踩水车一样踩烂了那只竹篮。我姐姐小飞蛾去捡的破竹篮，她把破竹篮挂到了后门的挂钩上。
那只竹篮后来还是派了用场，母亲把买来的蔬菜放在里面，保持鲜洁。破竹篮常挂后门，探出几棵绿油油的青菜随风摇荡。小输油码头喷出的油雾熏黄了不幸的竹篮，我有时候站在竹篮下俯瞰臭水河，沿河而过的船上人，你们谁看到了我家的后门？谁闻到了从后门涌出的郁郁不乐的干草气息？
火灾
再想想我们的老街真是一锅杂烩汤。
围绕我家的房子有旧日棺材店陆家，有三流木匠老贾家，有苏北移民阿八大家，还有一家灰黑色的新兴化工厂。陆家曾经有一条杂毛狗，善扑猫和小鸡。我一度很喜欢那条杂毛狗，狗后来死在棺材店最后一口柏木棺材里，我和狗主人陆先生一起把狗从棺材里拖出来，放在我家后门的臭水河里水葬了。“要是有狗棺就给杂毛睡了。”陆先生凝视狗在水上浮动时对我说。杂毛狗死时陆先生也年届七旬了。我在水葬之日初次感受到了老街上生生死死的气息，我看见从陆先生眼角上滴落的老泪是黄褐色的，那就是死亡的颜色。最后一口柏木棺材就竖在对门陆家的厅堂里，沉静而庄严——我站在家门一眼就看见棺木的姿态。陆先生银发白髯独坐厅堂，面对他的寿棺听着老街的市声。街闹人静。陆先生银发白髯独坐厅堂，偶尔向他所敬重的勤勉妇女招呼，其中包括我母亲。陆先生说：“小弟他娘，又去割草啊。”母亲放下箩筐说：“割草的命呀，陆先生您坐着。”陆先生就这样银发白髯地坐着坐着就老去了。
陆先生睡了他的柏木棺材。停灵三天三夜，丧礼古朴隆重。他是老街上最后一个享用棺木的老人，母亲带着我和小飞蛾向陆家要了唁章佩在手臂上，参加了陆先生庞大的守灵队伍。隔壁化工厂的火灾就是和陆先生的丧礼同时发生的。是夜里，半街人聚集在旧日棺木店门里门外陪伴死者，突然看见化工厂内红了半边天，有人在发疯似地敲铁皮桶。化工厂刹那间翻了天。消防车的警报声从街的尽头响起来，震动我们的百年老街。消防车是又红又大的，旋风般驶过办丧事的陆家和人群。我听见车上有人大声吼叫：“救火去——你们怎么不救火去——”救火去——救火去。这声音在街的这边或者那边回响，我拔脚往化工厂跑，却被母亲一把抓住了。母亲说：“别去，那鬼厂烧光了才清净！”我仰望化工厂的火光，心有所动。我发现街坊邻居都在为陆先生守灵，没有人去救火。但是那火光在暗夜里汹涌喷溅，映红了陆先生的旧日棺材店，映红了这一群悲哀的老街居民。那场火灾过后老街未伤皮毛，只是老去了陆先生。有一阵子人们在暗地里回味那场火，各种意见神秘莫测。化工厂人说是一根烟蒂从墙外飞进了油库着的火，老街人却不信，他们心目中藏着一个神圣的纵火犯。
“陆先生亡灵放的火。活着不敢，死了就不怕啦。”母亲也这样说。表情留下好多空白。让你去想，让你去猜。我只知道老街人对化工厂的入侵怀恨在心。陆先生可能一样。但是陆先生活着的时候没说过什么，都说他是一个好脾气会忍耐的老先生呀。一棵梧桐树
到我小学毕业为止，我已在图画本上建造了数以百计的美丽楼房。现在我已无从考虑这种特殊癖好的来由，只记得那时候一个人睡在家中小阁楼上，梦见自己光着脚无数次走进那些楼房中，然后爬到楼顶晒太阳，晒得很温暖。画到第二百栋楼房时，母亲和前院老贾商量，要给我们两家合盖一个灶披间。我家反正有瓦匠，他家正好有木匠。地点只有选用两家之间的小天井了。
小天井里长着一棵不大不小的梧桐树。
问题就出在一棵不大不小的梧桐树上。
盖屋之前先伐树。木匠老贾在伐树，他发现我母亲推开了窗户注视着他和树。母亲说：“老贾不用你动手的，我们来伐好了。”老贾：“不客气了，我自己来，当木匠的动动锯斧还不容易？”他们说着话渐渐都明白了对方的意思，我母亲浓墨的眉毛先拧起来了。她叉起手指弹击窗玻璃，佯笑道：“老贾，梧桐树是谁栽的？”老贾说：“嘻，难道是你家栽的吗？”母亲便不再笑了，她三步两步冲到小天井里，在那棵欲倒未倒的梧桐树上摸索着，她的手停在树根梢的一块刀刻的疤节处不动了“老贾你睁眼看看这是什么字？”
那是什么字？树上刻的是我的乳名：小弟。刀刻的字迹长了数年长得斑斑驳驳、丑陋艰难，像两只灰蝴蝶飞不起来。
我站在一边看见木匠老贾愣住了。我忽然想起七八岁刚会写字的时候，母亲教我在梧桐树上刻下了自己的乳名，她说：“在树上刻下你的名字，将来给小弟打家具娶媳妇。”可是天井里这棵梧桐树到底是谁家栽的？我一点没有记忆。老贾明明记得他在十五年前栽的这树，母亲却记得是生我那年她从街上买的树秧，两毛钱一棵。他们争执不休，我母亲在院子里的第一次骂街耍泼就这样开始了。她乱发飘洒，摇撼断树，枯唇裂血，气冲我家屋顶。她一定要老贾说梧桐树是我家栽的不是他老贾栽的。老贾和母亲围着一棵树争执不休。我看见老贾的脸最后涨成猪肝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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