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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喻章长得很像印度人。
黑肤，高鼻子深眼窝，神情严峻，对人有震慑力。很奇怪，他不是那里的人，他就是玉林人，而且不是某个大院的，就是玉林街巷里长大的孩子。你很难想象这个人怎么就是玉林本地的人，他很奇怪的，他应该来自远处，一个我们不能到达的地方，比如印度。但他就是玉林这个地方生长出来的。他以另一种风格来到了，不由分说，带着雷朵一生的命运，以及日后他们的孩子们的命运，以雷霆万钧之势到来。
雷霆万钧，我想到的就是这个词。
像风暴一样，他摧毁了雷朵原有的一切价值观，整个世界都改变了，原来有意义的不再有意义，艺术、工作、生活，成功和失败，生和死。
先是工作，雷朵师范毕业后当小学的美术老师，喻章不工作，她养着喻章。后来她有了孩子，她也辞职了。他们没有生活来源，但他们有一伙人，有饭大家吃。他们认为多食是一种愚蠢和浪费的行为，节食则可保持头脑清晰，增强精神。所以他们每天中午吃一顿饭，晚上只喝清水。有时喝一碗米汤。
雷朵后来又生了孩子。一九九八年我听说她有两个孩子，二00五年夏天，雷红说雷朵有三个孩子了。雷朵和喻章两个人早就放弃了任何职业，三个孩子都不上学，由他们自己教育。早年他们在桂林的漓江边住着，很多年过去了，二00五年夏天，我听雷红说，他们现在在昆明郊外生活。他们有饭吃。但我始终不知道他们靠什么为生。种菜？养鸡？还是养了猪呢？
脱离了现代社会，在乡下养一群猪，每天剁猪食，煮猪潲，还要清猪屎，这是我所想象的，一个反社会的人，一个离群索居的人所拥有的日子。不然就是养一群鸡，一只公鸡，十几只母鸡，或者更多。每天把鸡赶到山坡上，或田里，晚上再去赶回来。这是我三十年前插队的时候干过的事情。但喻章雷朵不杀生，他们不吃任何动物。那就让他们种一片玉米吧，纯粹的、美的、有益的植物。宽大的叶子，头顶着红缨，饱满而结实，甚至也是多情的，诗意的。整个山坡种满了玉米，不需要太多的劳作，却绿叶红缨，蔚为壮观。我的朋友雷朵，她头戴大草帽，站在玉米中。
她让人心疼。一个美好的女性，为了喻章，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她献出了自己。这是所有人的看法。
他们不会养猪，不会养鸡，也没有种一大片玉米。他们没有生活来源，但他们有饭吃。就是这样。
像邪教一样。
用了二十年时间，雷红终于接受了雷朵的生活方式。整个八十年代，整个九十年代，每次提到雷朵，她就说，太邪了，简直像邪教，好好的一个雷朵，为了一个喻章，不要工作，落到这个地步。二00五年夏天，雷红终于说，雷朵比我们所有人都活得好。
一开始，喻章只有十八岁，他不是我们认为的邪教领袖（所谓邪教领袖，也只是雷红想出来的一个骂人的词，喻章抢走了她的妹妹，不如此不足以出一口恶气），他只是一个美术青年，像文良波一样，画素描，搞创作，画着油画。他的画上永远都是浓绿的森林，林中有一条小路，或者是山坡，色彩仍是各种绿。
他来到n城，把画拿给我看。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到n城，寻访同道和知音。我那时已经大学毕业，在n城工作，他和雷朵也从师范毕业，雷朵当上了小学教员。雷朵让他来找我，他看上去很沉静，却能说出许多自己的见解，那是文良波所没有的，而且一辈子都不会有。
八十年代风行现代派，现代派如同一匹猛兽疾驰过大地，文学、音乐、美术，一切艺术门类，无不以现代派为最高价值。但喻章喜欢俄罗斯巡回画派，他甘愿落伍，猛烈否定毕加索以来的各现代派画家，异常坚定自信。他一个中专生，没有多少学养和见识，却如此有自己的主见，这使我刮目相看。第二次来，他不再带画，他谈宗教，却不是我们认识肤浅的那种。我只能听他说，基本无法对话。
后来他就不来了，我们也不再通音讯。
他带着我少女时代最珍贵的朋友，渐渐远去，头也不回。他们在这个社会失去了影踪，像两颗珍珠，沉入了大海。他们永远也不会再探出头来了。
二00五年夏天我回到南流，清理旧物，发现了一封喻章写给我的信，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信，用很黑的铅笔，写在一张十六开的白纸上，字很疏朗，天头地角都不留空，左右两边也都顶到头，没有任何东西能束缚他。他在信中说，艺术不是一种用来出人头地的东西，也不是荣华富贵的筹码，艺术存在于天地之间，源于自然，又归于自然。
有一段时间，我和雷朵互称姐妹。我们写信，她称我为飘扬姐姐，我则称她为雷朵妹妹。
一九七七年四月，我在六感插队，她在念高中二年级。我到玉林参加一个通讯员学习班，一日上午，忽然有人进来冲我说，那个，李飘扬，你的妹妹来了，他身后一闪，雷朵就蹦出来了，真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吃惊之极，目瞪口呆，无论如何，太让人难以置信了！
她就在那里，门口，阳光明媚，从天而降，一个人。
我问她：你怎么来了？她说，我一想，我就来了。我又问：你一个人来的？自己坐班车？她点点头。又问：学校请假没有？她点点又摇摇头。她整个人光亮明媚，也如同阳光。
所有的人，也都脸上一亮，不知道从哪里蹦出这样一个女孩子，那样美好，那样不可思议。主事的是个老头子，他问雷朵：小家伙，你是从哪里来的？雷朵也不怕生，她落落大方说，我是李飘扬的妹妹。老头又问：叫个什么名字呢？她朗声应道：我叫雷朵，雷电的雷，云朵的朵。老头说：好，好，这名字真漂亮！又问：你也写东西吗？雷朵抿嘴一笑，说：我不写东西，我画画！老头连声说：好好好！好好画，好好画，哪天把你的画拿来我看。又连连差人叫来一个专职美编，把雷朵一番介绍。美编是个年轻小伙子，他没说什么，转身就回办公室找出一个厚厚的速写本，送给了雷朵。
一个十足专业的速写本，厚厚的纸张，宽大的开本，雷朵一遍遍摸着这本子，把它贴在脸上，又紧紧抱在怀里，她脸上笑成一朵花。
那是最灿烂的日子。空气中满是蜜蜂的声音，甜丝丝的，纯金般的音色终日缭绕。
我最后一次看见雷朵是一九八四年，我从n城回南流，路过玉林，我到雷朵供职的小学去看她。她当时住在走廊尽头的一间房子里，室内陈设简单，仅一床一桌，有两只木箱。她和喻章已经结婚了，但房间里没有多少喻章的痕迹。她还没有辞职，她心态平和宁静。我说，在小学里当美术老师是很轻松的。她笑笑。
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我们两家都搬了，不再住医院的宿舍。有段时间她们家住在教育局的宿舍，在陆地坡那边，要过圭江大桥。每次回南流，我都要过桥去找她们，没有电话，只能碰。我没有碰到过她们一次，一次都没有。
她们的母亲是一个忧郁的大眼睛女人，神情淡漠。雷红不在，她说。雷朵呢？雷朵也不在。我以为过年，她们至少会回来。但她们一个都没回来。雷红当时正陷入一场昏天黑地的爱情，在八十年代，很是惊世骇俗，她爱上一个有妇之夫，两人私奔到外省，她放弃了稳定的职业，n城的户口，与父母闹翻。
我一次也没有找到过她们。后来她们家就不知搬到哪里去了。
即使找到雷朵，我们精神上也早已远隔重洋。
雷朵啊，李飘扬，时光夺走的东西，就再也不会归还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