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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考试接二连三地不及格。班主任对我越来越不满意。我无力解释什么。
我又把果冻给叫了出来。他总在我心情不好时听我诉说苦闷和彷徨。他说我是个有问题的小女孩，一个因为太敏感和自卑而心疼受伤的人。我们去了北大。银杏树落叶洒满地，黄黄的一层，风吹着很美丽。多么幸福。我们沿着未名湖散步。我不由得叹了一口气，湖水是多么美，湖光塔影里生活的人们是多少幸福。果冻突然说：“前面有几个人在钓鱼。”真的吗？刚才我还看见这竖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此为人工湖，禁止钓鱼游泳。”但我刚说到这，就停住了，因为我清楚地看到前面有几个人蹲在那儿钓鱼。有一个人还刚钓上一条小鱼，正在那儿乐。一瞬间，我只觉得湖光塔影已经褪了色。果冻什么也没说，只是说我太偏激了。我离开他，向前走去。
我们坐在一张椅子上，我用很“壮烈”的口气告诉他我和李分手了。
“分手？你们从来就没有好过，怎么谈得上分手？”他不屑地说。他说我一直不能看清自己的地位。我在李心里没地位。
我目瞪口呆。原来我和李根本没有在一起过，根本没有分手的资格。那我以前的痛苦忧郁又是从哪里来的？天哪，我是傻到家了。我一言不发，摇摇头。
然后我们谈到死亡的话题。果冻说多希望能有人给他一枪啊！他说跳楼很疼，所以就彻底打消了我如果自杀就跳楼的念头。我想知道的是怎么能又不疼又体面的死。这真是一个艰巨的问题，始终没有好的答案。又谈到了蓝草。他说你至今还提他，是否对他还有感情？这是当然的！我说，不会再有人让我有那么强烈的感情了！又偏偏不是爱情！果冻又不明白了，友情可能那么强烈吗？当然可能！而且在我身上体现得绝对可能！
“也许我还记得他的电话，6421xxxx，但不知道对不对，也许一会儿在北大校外我会打一个试试看”
我刚说到这里，果冻就把手机拿了出来，说“现在打吧！”我愣了一下，骑虎难下了！打一个试试吧。居然通了。他爸爸说xx不在家，上学去了。我这才放下心来。刚放下电话，就感觉很奇怪：似乎蓝草已经是上个世纪的童话了，我居然还记得他的名字，还记得他的电话！就像一下子回到一千八百年之前一样，传奇。但我仍不想以后再给他打电话，和初三那会儿比起来，现在的我仍然无法在嘴舌上与其抗衡。
生逢其时
果冻说他和他的妈妈住在一起。
他的房间里很引人注目地放着一台电脑(在当时的确很引人注目)。床很低，他说如果床很高他会有高原反应。屋子里有许多图片，其中有两张放大了的，一张是他二十四岁时照的，还有一张是他妹妹十九岁时照的。书架上有顾城、北岛、西川的诗集以及让我眼红的许多书。
下午时我去找果冻。他的另外一个朋友也在。那个人又矮又小，还很黑，果冻说他叫王同志。我们站在果冻家院的门口聊天，一个推自行车的男的走近王同志，悄悄地问：“有白的吗？”王同志没明白“什么呀？”“粉儿啊！”“没有”差点把王同志吓个半死。果然那男的刚走不久，一对警察就走过来了。“哇噻，不会吧，我看起来像抽粉儿的？我太倒霉了！”我和果冻只是冲他乐。
回到屋子里，王同志突然对“朋克”一词起了疑问，说他们太虚伪，太自以为是口气半真半假，他说“小朋(克)啊”我和果冻都被他气笑了。后来他干脆管我叫“小朋”（小朋友）了。他说了很多大道理，我很生气了，说：“现在我不和你讲话了，我从不和合不来的人讲话。”他俩就笑。一会儿有一个女孩给果冻打电话约他去天安门，果冻推脱不过，说：“我这儿还有两朋友，今天实在对不起”放下电话，王同志问谁打的。“北影的一个女孩。”他说“干脆咱们一会儿去天安门吧。”
后来我们果然去了天安门。人很多，王同志愤世嫉俗地说这帮傻b干嘛不呆在家里。又故意气我，我说什么他就反着说什么，比如我说以后要买一部手机，他就说：“小朋啊，我们搞朋克的可不能这样有呼机就不错了。”结果一路狂笑。王同志和我一样，容易迷路，把我们带着走错了两次。后来我们来到一家酒吧，他们喝酒，我喝橙汁。我不知道我们那天在酒吧呆了多长时间。因为我不让他们告诉我时间。我不想想到还要回家。他们唱卡拉ok，我没有唱。果冻问为什么？我说不好意思，就以后再唱吧。
“什么时候？”他追问。
“以后吧。”我说。
王同志唱歌总是慢半拍。果冻唱花房姑娘低了八度。他们喝了好长时间的酒。离开时绝对已是凌晨两点以后了。但我不知道具体的时间。
外面的风很冷，忘了果冻什么时候惹我生气了，因为他问了一句“你什么时候回家呀？”一段时间我不理他，暗自伤心。他可能感觉到了。出租车奔驰在茫然的大道上。我害怕他再问我一遍同样的问题。夜像风一样吹进心里。又有一种绝对的不安感。我将头伏在他的肩上，抱着他的胳膊，我的手很冷。思维呈跳跃性。我说：“有些话我不想说。不，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他安慰地说：“那就不要说了。”终于，车停了。那是一段短暂而又漫长的时间。我恐惧在凌晨回到家，我的父母会杀了我的。果冻什么也没有说，他只是搂着我的肩，说了一句话：“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吧。”走了几步，我停了下来，说：“看天，有一颗星。”“那儿还有一颗。”果冻指着天空说。真是画面一般，小区静静的，静静的。我们像真正的兄妹一样，慢慢地走着。
上了楼，他给我端来一盆温水，说：“洗脸吧！”一会儿他把水端出去，又端进一盆来，说：“洗脚吧！”他把他的床让给了我，自己睡在沙发上。
第二天我很早就起来了。看了很长时间的书。我走出去，看到他已睡在了大屋的床上。被子有一半垂在床下。我轻轻地把被子盖在他身上。他睁开眼睛：“这么快就醒了？”我搬了一个小凳子，坐在他的床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我说从你家的窗口向外看，可以看到胡同，这让我想起一支我采访的第一支乐队。我想他们。
那时我十四岁，刚刚喜欢上摇滚乐。他们也都才十七八。
那会儿是冬天，乐队的两个吉他手在车站接我的，在他们的那间阴湿狭窄的小屋里，我第一次接触到真实的地下摇滚生活。也第一次听到活生生的地下摇滚音乐。我有些发疯般地爱上了那种清贫、悠闲还有一点点浪漫的气氛。我也很喜欢乐队的主音吉它手，每次采访结束后，都恋恋不舍地离去。
也许是因为我的笨拙沉默抑或是他们的年少轻狂，我们很快起了争执。缘自一次黄昏我非要节奏吉它手送我到地铁站。“每次你都这样。你太不独立了。”那人轻声嘟囔了一句。“那你别送我了。”我真有点怕了。可他却坚持送我去地铁站，在路上他说了许多幼稚真诚的话，把我和别的记者反复对比。终于他说完了，我逃一般飞快跑了。于是从此以后再也没去见他们。
“后来呢？”果冻问。
没后来了。除非时光倒流，一直流回到我十四岁的时候。
我十四岁的时候我仿佛又看到那时的自己：短头发，穿着蓝色校服，每天挤一个小时的地铁去做采访。
午饭是果冻的妈妈给我们做的。果冻的妈妈很善良，她一再让我多吃点儿，我喜欢这样的气氛！她做的饭很辣。我想起果冻说过他们的老家四川。我们吃得很饱，回到屋子里，果冻送给我红星i，因为里面有许巍的两天。我们吃完饭，听许巍和胡嘛个的歌。“天哪，我们怎么了？天哪！我们在他们眼里到底怎么了？”听到那土里土气的歌声，我们都笑了。然后是许巍。我垂下头发，绝望像水一样浸向我。我怕回家。我真不知道我妈会怎么看我。十点时，我告辞了，我得去一个学琴的学校。果冻很真诚地说"能不能下午再去？吃了午饭？"我知道他的诚恳，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他送我到我放自行车的地方，反复告诉我怎么走。
到“宏和”音乐学校时，黄亚正坐在楼顶练琴，我坐下，他说你弹一个试试。我弹了一段，很生疏，他问：“你练了吗？”我说：“练了。”但事实上我还没他弹的一半好。他教我应该怎么弹。我下决心回家好好练，别这么丢脸。好笑的是黄亚在弹a波utagirl时将和弦记错了，一个男孩告诉了他，他的脸红了。他说，操，回家好好练，真他妈的露怯。我发现这是他的口头语。我问他老家在哪儿？“福建。”他说。带着浓重的乡音。我们聊天也挺好玩的。他说他晚上一练琴人家就说吵。“那你别理他们不得了吗？”我说。“不理不行啊，”他苦笑“那是我爸，我哥和我弟，不理他们我就死定了。”他说他爸是来北京做生意的，他准备和他弟弟组一支摇滚乐队，现在正在努力把他弟弟拖下水。
下午时我们饿得要命，去买面包。我拿出钱，说买两个汉堡。他说：“操，多没面子，我出钱。”挺乐的。
他问我：“在你眼里，我是不是挺内向，挺害羞的。”
“对。”我说。
“其实我在我们老家时根本不是，他们甚至有人叫我疯子、变态，喔，一到这儿，就变了，变得连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内向啊。那会儿在福建时，朋友一大堆，在这，朋友就这几个”说得我一边吃一边笑，他的口音太逗了。他说刚到北京时，普通话都不会说，每次都得考虑用哪个词好。我让他说一句福建话，他说了两个连我怎么写都不知道的读音，后来他告诉我那是“玩”字。天！我都听晕了，差别太大了，福建话太难学了。他看了一眼在旁边狂笑的我，说：“有时我觉得你不是这么大你有这么大吗？我觉得你只是小孩！”我盯着他，竭力想分辨他是夸我还是损我。也许在他面前我是表现得很孩子气，他说有一次我坐在他身边，看着他的脸，突然说：“哇！你戴耳环啊！”说完摸了一下他的耳垂。“当时我就在想，这世上居然有你这么可爱的好玩的人。”他说。
我兴奋得脸有些发红。
少年的冬天
我的高一第一学期放假了。
学校自然又全体集中到操场上讲话。看着台上那胖胖的教导主任“大老王”面目慈祥，耳里听着他殷切的教导，觉得正统教育还是蛮有乐趣的嘛！
“不许去那舞厅迪厅那些不适合学生去的场所，现在外面有一种叫什么‘练歌房’还是‘恋歌房’的，我看不是什么好地方！也别去河上滑冰，听说咱这条长河这几天又淹死了一个人！想滑冰什么时候和家长去趟首体，随便那么滑两下得了！咱学校以前也不是没有例子，上届初中部有三个学生，叫什么雷，什么娜，什么的呃，给他们留个面子。这寒假玩疯了，十多天天天去舞厅跳舞，回到学校后成绩直线下降，其中两个勉强参加了中考。那个男学生在左耳朵上扎了一溜儿耳环，染着黄毛——一个男同学！让我给赶回家去了。整个儿一个大痞子！”
“轰”底下学生全乐了。
我穿着那双脏兮兮的鞋和牛仔裤。牛仔裤紧绷着大腿。在立交桥下等紫予。我以为我迟到了，可紫予居然还没有来。这种人！太嚣张了，这段时间每次都是他比我晚到。我在冬天白色的阳光下，在这空荡荡的马路边支着破旧的自行车，觉得有点太傻了，就又手足无措地站了几分钟。
一会儿，紫予从对面的马路骑过来，可能在找我，那种迷茫的样子像只企鹅。我戏谑地笑了。
“今天阳光挺不错的。”他小心翼翼地骑到我身边，目视前方，说。可我只看到他的嘴动了动。
“什么？”
“我说今天阳光挺不错的。”
“哦。”
晚上出门时，我将那件白色羽绒服脱了下来。虽然我不喜欢那件深蓝色的短大衣。今天紫予和我一样穿着白色外衣和蓝色仔裤，看起来像一对没有头脑的连体婴儿。
这次是他比我先到。谁都不知要说什么，只好那么骑着车。
“咱们先去杰奇酒吧看一眼吧，我想去看一下杨志国他们乐队的演出。”沉默了一会儿，我说。
“成，要是那儿还不错咱就在那儿看吧。”
“不！”我飞快地接了过去，因为我想他这么做是想省“忙蜂”的门票，我对他这种吝啬越来越反感。
“杰奇”酒吧就在“燕京饭店”的对面的街上，一路上我们都在找“燕京饭店”但始终没有看到。他固执地说还在前面，直到我下车问了一个过路人才知道早已骑过了“燕京饭店”我们出去玩每次都是紫予带路，可这回他居然在长安街上迷了路！
“要不然咱们再折回去？”
“不用了！”我又缓和了一下说“直接去忙蜂吧。”
到达忙蜂时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我盼望着乐队给我一个巨大的震撼，让我跳起来，喊起来。我只想听歌，我只想跳舞。楼下没有卖票的，该不会不用门票吧！我轻松了一下。上了楼，酒吧的门口，立了一张桌子，一个男人笑眯眯地坐在桌子下面。那洁白的牌子上面有几个鲜红的字：门票五十元。我想我有点头晕了。“这么贵呀？”我转身对紫予说。“我付吧！”他有些勉强地说。“我付吧——你没有多少钱。”这几乎是每次付账时他挂在嘴边的话。我厌恶里面的虚伪和自大。或许他希望我感恩于他的打肿脸充胖子。我摸出钱，他没说话，拿出一百块钱给那个男的，那男的又把手边我刚给的五十块钱找给他。他收起钱，我们进了酒吧。
和所有酒吧里的演出一样，时间向后推迟一个小时是常有的事儿。紫予买了二瓶可乐。幸好不是百事可乐，那玩艺儿我喝了想吐。
前排已经被坐满了。我们坐在后排，离门很近。很显然，目前我们的问题是怎么消磨这一个钟头。我们互相看了一眼，彼此都知道这个很难。我们没有什么好说啊。我们太熟悉了。脱了外衣才知道，天哪，他和我一样穿着白色的衬衣。
“天姿呢，天姿他们来了吗？”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在我身后响起来，我抬起头来搜寻着，哦，是刘峰，我曾经采访过的“冷血动物”乐队的一个朋友。在百无聊赖的时候，碰到一个认识的人，真像掉在水里捞到一根稻草。我在拼命捞稻草。
“刘峰！”我喊道。他走过来，看着我笑：“你，你是——对不起，我一时想不起来你是谁了。”“没关系，”我笑着说“我是嘉芙，你的头发短了。”“噢！是那个记者啊。”他热情起来“我想起来了，你现在在干什么？”“还是那样。”我说。我们又聊了几句，他说：“失陪了。”就走到别的地方，我又看到了谢天笑和李明几个人。头发都好像长了不少。
找点事儿干吧。我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开始琢磨他们的性别。来客大多是乐队的人，基本上是黑色、蓝色仔裤，深色上衣。看这个人和我们一样穿着和我们一样的白色上衣，虽然眉眼之间有点那种感觉，但他这件上衣颜色暴露了他的身份，只有大学生才对白色如此钟爱。校园里的诗社，草地上的聚会，白衣胜雪
上场的第一支乐队是“地下婴儿”我今天上午刚买到他们的专辑觉醒。让他们第一个唱真是可惜了，因为观众的情绪还根本没有被调动起来，事实证明今天他们的情绪都没有被调动起来。
我和紫予挤到前面站着，烟雾燎绕。
当第三支乐队上场时我惊讶地发现主唱就是那个穿白衣服的学生。他们热情在讴歌着爱情和理想，唱着心上人不理解的苦闷，那支乐队每唱完一首歌就能赢来如雷的掌声，乐迷麻木地瞪视着他们，等他们发现情况不对自觉点儿下去。可那支乐队也不知是因为演出机会难得还是怎么着，就是死抱着乐器不下，那主唱还拼命摇他那本来就不长的头发，我低着头都有点不忍看了。
广告上说的“苍蝇乐队”始终未上场。冰天雪地“冻死苍蝇”？
又晕晕糊糊地听了几支狗屁不是的乐队后，我头已经晕得一塌糊涂了。可乐让我胃疼，烟味让我头疼。
好在“冷血动物”乐队上场了。这支曾被李旗贬为“给山东人丢脸”的乐队今天可真是挣了大脸。谢天笑穿着短袖的t恤，背后印着英国国旗，露出瘦骨嶙峋的胳膊，背上英国国旗的背带，他们唱了几首我采访时听过的歌，一曲唱罢，人们都呆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鼓着掌。“好牛逼耶！”后面一个男的用女声夸张地喊道。我听出是刘峰的声音。
现场气氛较刚才几支乐队活跃了很多，谢天笑使出他浑身解数又唱又跳，并且说了几句“跳起来吧！”之类的傻话，但根本没人理他。
休息的空档儿，我在前排找了张椅子，坐在上面，这样就舒服多了。但面前的人越站越多，挡住了我的视线。我干脆站起来，坐在身后的桌子上，两腿踩在椅子上，紫予也坐在桌子上，两脚踩着地。这时，旁边一个男人的话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似乎说到了“江熙”这个人，而且似乎还说他的诗不错。
“你说的是那个原来在音乐生活报的江熙吗？”我问他。那个人镜片闪烁地看了我一眼：“对！你知道他呀？他的诗真不错！比伊沙之类的强多了。”
“我喜欢伊沙！”我赶紧说。
“你知道他？”
“不就是西安文友的那个编辑吗？”
“他现在在北京。”
“什么？”
“他明天在黄亭子酒吧读诗。”
说实话，我明天真的想去，可那时我大概已经在回老家的火车上了。
“这支冷血动物乐队挺不错的。”我对他说。
“什么？”
“我说这支冷血动物乐队挺不错的。”
“那你就热爱他们吧！”他站在远处嬉皮笑脸喊道。
一会儿，眼镜端着杯啤酒走过来，坐在我身边说：“你在哪儿上学？”
“北大。”
他看着我，半信半疑地说：“大几？”
“大一。”
“什么系的？”
“新闻系。”
他有些怀疑地看着我“你住哪号楼？”
“我走读。”我向他解释“上学来下学走。”然后抑制不住地大笑起来“我高一。”
“你不是说你上大学吗？”
“开个玩笑。”我问他“你呢？”
“我北大的”
“他妈的！”我心里暗骂了一句，觉得他太不像，他没有那种感觉。见我盯着他，眼镜就说：“我军艺的。”然后让我看他那条军裤。说实话，他们的校服挺漂亮的。他又掏出学生证来给我看。我疑惑地看了他一眼，把学生证打开，果然是他。
“你一个人来的？”他问。
我犹豫了一下，指着紫予说：“这是我的朋友。”
“噢！”他倏地收回手，欲言又止。那样子挺滑稽。
我的头有点疼。我想出去透透气。外面很冷，大约已是凌晨了。呆了几分钟，我又上楼了。走到桌子边，眼镜迎了过来。
“我叫石钧，你叫什么名字？”他说。
我想了一下，就说：“我给你写吧。”
他扔过一个本，我翻开在密密麻麻的人名中写上我的名字，又愣了一下，写上了电话。
“林嘉芙。”他读道。
“这不太适合说话，咱们到楼下走走？”他说。
“好吧。”我边下楼梯边说。“刚才那支可恨的乐队太烦人了！听着他们爱来爱去的，我胃都要疼了！”
“你才十五岁，懂什么爱不爱的！”他跟在我身后说。
我没理他。
“6684xxxx”他拿出刚才那个电话本，读道：“6684军线？”
“没错儿。”我大声说。
“那你爸爸是后勤部的？”
“我不太清楚，也许是中央警卫团或别的什么。”
“a，前面有一辆车，上面有人写了字。”我跑过去，果然上面已经有乱七八糟不少字了。
“你写吗？”“不写。”“我写吧！”他说，伸手在肮脏的车窗玻璃上写上“嘉芙宝贝”四个字。
我们继续向前走去。
“你多沉啊？”他问。
我考虑着怎么回答“嗯，最近没有量。要不明天去量一下吧。”
“不用了。”他突然从后面把我抱了起来，我挣扎着。
“还挺沉的啊！”他说。沉就沉吧，还说什么“挺沉”之类的话。
他放下我，俯下头来，没等我明白过来，他已经吻到我了。我大惊，真的有点儿生气了。我挣脱开来，拿手指着他头说：“你！”“你”石钧重复了一遍我的话，笑了。
我默默地向前走，他也不说话了。一瞬间，谁都不知道该说什么。“真是的啊，你怎么能这样”我在心里小声地叹息。还是我们“大老王”王主任说得对：对陌生人得提高警惕。我的反应实在太迟钝了。
他第二次吻我时我低低地说：“可我并不认识你！”“这吻就当作认识。”他说。他带我走到一个拐角处，问：“毕淑敏、林白的文章你看吗？”“我比较喜欢池莉。”我笑了。他顿了一会说：“现在我比较喜欢欧美文学。”
真是和我一样。我最近也刚对欧美文学感兴趣，但还远远不是能和他谈这个话题的对手。
“嗯，你看过什么小说？”
“垮掉一代、局外人、打死父亲、麦田守望者”我绞尽脑汁想我看过的欧美名著，有太多的书我听过却没有看过了。
“约翰克里斯朵夫你看过吗？”
“没有。”我面向着墙，感到自己很可笑。平时总觉得自己是天才，却连一部普普通通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也没有看过，败在了这个混蛋手里。
“外面太冷了，咱们穿件衣服吧！”他说。
是很冷。我们向酒吧走去。
“你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的？”
“是。怎么？”
没什么。我是羡慕他。伴着剧烈的头疼。
上了楼，我们披上了外衣又走下来。石钧伸手揽在我的肩上，我没有拒绝。我们拥着向前走去，看起来像在齐心协力地抬一件东西。也许是感到不太舒服，他又把手拿下来，又突然孩子气地笑道说：“跑几步吧！”跑了几步，又说：“咱们倒着走吧！”前面有一个胡同，他说：“咱们到胡同里去吧！”我说：“好吧。”我想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他到底敢干什么。
“你认识颜峻吗？他是我哥们儿。”眼镜说。
“我知道他，我还知道陶然、郝舫、吴佳祺。”
“你以后准备写乐评？”石嬉笑着对我说。
“不！别侮辱我了。”我目视前方，坚定地说“我要自己干！吴佳祺曾经说过：光说不练，纯属扯谈。”
“你的眼镜多少度？”
“275吧！”他伸手摘下了眼镜，戴在他的眼睛上“怎么样，头晕吧？”
“从现在开始我不许你亲我的”
“亲你的嘴。”他接上去“纯洁的小姑娘”
纯洁的小姑娘？不会吧？我给你的印象不会那么差吧？千万别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我们互相拥抱着而我却没有一点感觉。他的已经顶在了我的大腿上。那儿很硬。
“你大几？”我装出一副天真的样子问他。
“大三。”
“什么系的？”
“戏曲音乐系。”
已经一点多了，我们往回走。
“其实我是不愿和你计较。”
“我不吃你这一套，是吗？”石义正严辞开口了“那你吃哪一套？王朔就曾在研讨会上说‘我不吃你这一套，我就把你给睡了。’”
我的亲爱的朋友，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步入正题？
“要不然在你三十岁，八十岁的时候啊，不行，那时你都老了。”他兀自痴笑着，联想着。
“这样吧，你二十岁的时候吧！”
“不行这”“你不喜欢听真话？”石不屑地说。
“我不喜欢这个。”我说，但我对自己的这个回答并不满意。事后，我才觉得应该回答：“那样我会吃亏的。”
上楼了，他摸了我一把，我回过头骂他：“别碰我！”
紫予还在桌子上。挺落寞地看着我走过来。
“一到鲍家街四十三号，人就走了一半。”紫予说。
“是吗？”我笑“我挺喜欢那个瘦瘦的键盘手的。”
“为什么？”
“我见犹怜。”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什么都没说。我想告诉紫予发生的一切，又不知如何开口。
那天晚上我想了很多，乱七八糟的。
其实偶尔来点好玩儿的事儿其实也挺好玩的。
我想了想，上床睡觉了。
我知道二十天以后我会再回来，一切都很平静，什么都没有发生。
解决
卧槽泥马
——李，这四个字送给你！
有一种感觉让我好难受
我想我一辈子都会陷在这种感觉里
坐公交车时怨恨地想到这些
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我从来就不会写诗
我只想杀了你
并且让你知道
我真想杀了你
你所做的一切都已被我看穿
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你。你等着。
开学后的一天我接到一个出乎于意料之外的电话，当我不经意地问“你是谁？”时万万没想到是李旗。我当时心中一定涌起了千万句话，其中最强烈的莫过于那句——“我x你妈！”但始终压抑着没出口。他说他回来了，口气似乎在向我邀功请赏，而且似乎我们昨天还在一起似的，我真不喜欢这种口气。
后来他说星期六有时间吗？到我那儿来一趟。我听了直反胃。但一想到事情终于到了可以解决的那一天，又无比兴奋和激动，还有一丝忐忑不安。
放下电话在刷牙时，我发现自己在微笑。我吓住了，天哪！难道我一直在盼望着他回北京？难道我一直在盼望着那个电话？
是啊我有太多的话要对他说了
他不再，已经不再是我的朋友。
为了这一天，我已经等了无数天。让我做一个决择。让这个无聊的故事划上一个句点，并且点上一个叹号！
凌晨。像所有的星期六一样的周六的凌晨。地铁，积水潭下。积水潭，我折就折在积水潭了。那三个月我每个星期六的凌晨都去找你，战战兢兢地维持着我们的关系。所以，这次我也会在星期六找你。
地铁在慢慢地行驶，我很平静。我已经等了这么长时间，我当然可以再等几十分钟。
我应该是默默地踏上电梯，走出地铁。我走在路的左边，看着一路上匆忙而过的人们。心中有点得意和失落，但更多的是那种有把握的安全感。徐悲鸿纪念馆，你的学校。再向前，正对着音像店的那个小胡同，——
你靠在墙上喘了几口气，走进那个四合院，院里没人。但你还是有点仓惶，好像怕谁看见。但你现在已经没必要害怕什么了。你没有再想，轻轻敲了几下门。门开了，你闪进去。四目相对，你甚至有点不好意思了，消逝多日的卑怯不知不觉又飘了出来。你差点儿就对他说“早上好”了。但人家根本不愿搭理你。他看了你一眼，就转身合上眼继续睡觉。那种被冷落的愤怒使你自怨自艾。你愣在空中，像上一次一样骂不出口，尴尬不已。
门一开，你拔出刀向他刺去，后者当时还根本没反应过来。啊！啊！啊！每刺一刀我都会笑得更灿烂，他的血映红了我的脸。
你终于倒在血泊里。我看到了那卷手纸，它擦去了我少年童贞的血。我用那卷手纸擦净刀，抽门离去。我终于为自己做了一点事了。
李写了封信不辞而别滚到广州他老婆孩子身边时，北京还是寒冷的时候，我仿佛一下子被他抛在冰天雪地中，寒冷而颤栗。
现在让我用一种狼狈、别扭的心态来续上面的文字吧。
事实当我见到了李时，我非但没有骂出口，反而唯唯诺诺结结巴巴仿佛不是我解决了事情而是事情解决了我。“坐会儿吧，”他一如既往地躺在床上，指着他盖的被说。“不用。”我说。
我看着他的墙上，上面挂着一个书包。肯定是他去广州时背的吧。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他去找他女朋友两个人一定那个了吧，是啊，他们怎么可能不做ài，这么一想我的心就抽搐疼痛起来。仿佛有什么很软的东西在我的胸膛里缓缓向上上升，柔软得让人无能为力。
“你为什么去广州前不跟我说一声？”我问。
“本来我都不打算去了，那天我买了火车票后又有点不想去，就想退票，后来打电话一问，如果退票的话要扣除票价的百分之五，合五十多块钱，我一想不太值，干脆就去了。”
“你去那一定过得挺开心吧？”我讥讽地说。
“挺好的。”他说。
我一想到蔡芸见到他眉开眼笑的样子，他们做ài时亲密的动作和分别时的恋恋不舍就气不打一处来，再加上他现在的那副理直气壮的样儿，统统让我有点喘不过气儿来。他们倒是乐了。
“蔡芸她一个人在广州过得不太好，过年时没钱回家，她要不回，我也绝对不回去。我怕她难受。”
好伟大的感情。
听李说话还是像以前那么费劲，而我早已没有了当初的温情。我一直都盼望他能对我说点什么，哪怕骂我是个笨蛋。可是没有，这个深沉的人，这个“艺术家”就那么一言不发。即使我问他，他也执著地坐在被子里，只用那双眼睛悲天悯人地看着你真叫人没脾气。我是没辙了。后来回忆起来我终于明白他当时的感觉用四个字形容就是“置之度外”：你在那急你的，反正我不理你，你要骂我我还会安慰你，因为我是为你好是因为麻木吗？当我彻底理解他并且自己也有了他当时的感觉那天的时候，李旗已经成为"下半身"一个知名的诗人了。
后来我坐在那间狭窄的小屋里琢磨着我今天来是为了什么！在当时那种气氛下，拍案而起是荒诞的，而我几次似是而非莫名其妙的笑脸就像在流氓面前装实在一样是装孙子！
李说你的这种性格该改一改了。
我说去你妈的吧！你以为你是神仙呀？我怎么样是我的事，你管得着吗？别在这儿居高临下地发慈悲说大话了！我狂又怎么了！有本事的人可以狂，我没有本事照样可以狂！
再后来我怀着一肚子的别扭劲，走到大街上，真想找人打一架。我怎么就碰上了这么一个人？我愿意真枪实弹，却碰上一个弹棉花的——人家根本不把你当一回事！胸中总有一股闷气！
当这个形似瘪三的流浪画者第一次出现在北京街头时，有不少好心人帮过他，在这个祖国的心脏的艺术圈里，他租房的钱是家里给的，吃的饭是从哥们儿那儿蹭的“远方”还有几个曾被他“理想”之类作幌子诱骗过的姑娘在等着她够可以的了！这个小资产阶级头脑，这个无产阶级身份，这个没心没肺的小流氓，这个天天吃饱混天黑什么都不干的无聊、懒惰、自以为艺术家者，还有脸活着？
从忐忑地进门，到狼狈地出门，我都没有说出那两句我一直想要说的话：“你是不是一直都在耍我？”和“我操你妈！”如果说出来是一种矫情，而不说又是另一种矫情的话，那还是说出来的好。而我呢？我他妈的不仅仅是一个傻逼呀？我的所有愤怒都被李的消极麻木四两拨千斤解构掉了。我原来是这么一个人格这么大的失败者呀。回到家我把李退给我的我写给他的所有的信都认真看了一遍，有我第一次给他写的信，上学期间在打字课上用打字机打的简单的英文信，有在接到他最后一封信之前给他写的下礼拜六见面以后的憧憬和计划，中间还夹着一封蔡芸给李旗的信，也许是李在还我信时不小心夹进去的。字写得很认真，但好像是用铅笔写的，写他们的一次分别，她还写道“当火车开起来的时候，我发现你也悄悄地流了泪”那是一封情意绵绵的信，就像所有的男女朋友能写出的一封同样炙热的情书。我把这封信仔细地看了几遍，然后就连同我的所有信件一起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