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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同老人争论，我只有听的份，从来如此。事实上我赞同老人的观点，只是我真不知道怎么鬼使神差读起了这些书，我为自己找了个理由，但我知道那不是理由。我能向老人提及唐漓的造访吗？我不知道，我想说，但始终说不出。我要提醒老人？这是不可能的。为了我自己？这是无耻，我还知道无耻。
周末冰场的音乐总是与往日不同，溜冰圆舞曲从下午开始就不停地放，太熟悉这支曲子了，听了总有10年了，应该中79年甚至78年就就开始放这支曲子。还记得第一次听这支曲子那种兴奋神奇之感，让我想到雷诺阿幸福的舞女，那还是更早在图书馆大殿看到的画册里的雷诺阿。喜欢雷诺阿，不喜欢劳特累克，后者只有肮脏和放荡。雷诺阿是多么明亮，就像这支激动人心的曲子。我还是决定去冰场，为什么我不能暗中观察她？我可以稍稍改变一下着装，戴上口罩和帽子，最好再戴上风镜，这样她绝对不会认出我。问题是她还会去冰场吗？如果她在会不会滑完冰顺便到我这来？我究竟在家等还是去冰场？最好是早点去，注意她的动向。
我等了她两个小时，直到天要黑了也没见她出现，急忙往回返，到了家紧张地等待，直到过了八点，我想她不会来了。过了八点半，到九点了，彻底不可能了。这一天过得不好，为什么要盼着她呢？是防还是盼？一方面踏实下来，一方面心也空了。这个星期完全是为她过的，可以说无时无刻，但是好像突然什么都没了。下个星期还是多么遥远，还要这样过吗？看金庸吧，看007吧，看三十九级台阶，看希区柯克，这个星期她不来下个星期她一定会出现，对了，也说不定是星期天呢，不一定非是周末。明天就是星期天，我又振作起来，阅读，直到午夜。
第二天起得很晚，我想她不会上午来。中午吃方便面，下午早早就去了冰场，依然是昨天的装束，眼镜没好意思出门就戴，昨天戴了帽子魏大妈看见我眼光就有些异样，今天把帽子也揣在了怀里，出了胡同过了图书馆才重新装束上。来得早点，人不多，一望就知没有唐漓，她不会这么早，三点钟人慢慢多了，我观察每一个新到的人，到四点钟觉得希望不大了，走的多来得少，下午场就到五点，六点半是晚场。那个角落一直空着，我看见了树上城墙上的乌鸫也没看见她，上下都没有她。戴了一下午口罩把我憋得够呛，后来跟唐漓说起这事唐漓大笑，她说要是看见我戴口罩会一眼就认出我来，溜冰场哪有戴口罩的人，整个冬天北京也罕见一个戴口罩的。我说我就戴，你罕见的那个人可能就是我，我不是怕冷，怕空气污染。
简单地说，第二个周末我仍未见到唐漓。那个周末我没戴帽子和口罩，还有风镜，那付样子的确非常可笑，我有点走火入魔，神神经经。一个人要想变得可笑就是向恐惧学习生活。我决定直面唐漓。那时我已从最初的恐惧解脱出来，转而对唐漓产生了同情。我不断回忆那天的相识过程，我并没什么值得唐漓注意的，她对我显然一无所知，我很可能严重误读了她。仔细回忆，事实上一开始我就知道她感兴趣的不是我而是我临水的房子。我后来吓坏了，神经过敏，这完全可以理解，那么果真如此的话，就得想想她何以对我住的房子感兴趣。她渴望生活？她的神秘大胆与其说来自她的工作，不如说来自她的孤独。
再次见到唐漓是大年初三的晚上，那已是一个多月之后，我已经平静下来。三十晚上在父母那儿过的，哥哥姐姐每家都是三口，一大家人，我的晚辈对我这个叔叔舅舅感到陌生，我也不太会哄他们，给了压岁钱，这是每年必不可少的。此外就没什么了，我也不喜放烟花爆竹，不能带他们玩。也不打麻将，不能陪老家玩。看电视，吃东西，守夜，想回自己的家，可一年到头总得熬上这一夜，无论如何是应该的。我是家庭成员中学历最高的，但这并非我孤独的理由，从小如此。打了一宿麻将，看了一宿电视，天亮了，吃过饺子我向父母告辞。母亲给我带上了一大堆过年的食品，包括专为我冻的一大包饺子，这些我确实需要，可心里不好过。
倪先生的女儿从国外回来，把老人接到宾馆，家里没法住，大前年回来也是这样。女儿无法改变老人。老人之前就告诉了我女儿订的房间，在香山饭店，希望我也见见他的女儿，本来打算去，可忽然又打消念头。哪儿都不想去。睡觉，阅读，看电视，整理书，收拾房间，想写点什么，更多是心情，也只能记日记。我想过了这个年一切有一个新的开始，忘记一切。写几句日记，日记的心情基本是重复的，越写越短，时常只一个句子，一个词。
唐漓穿了一件深绿色外套，短发，我记得她是长发不知为何剪短了，白色围巾摘掉那一刻头发短得像一只鸟。脱掉外套是一件短款贴身皮夹克，非常柔软，简单明了。见我一点也不惊奇，有点意外。她敲门时我就想到会是她，不会有别人，一定是她。结果一点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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