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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很正常的人，怪人。”他故意朝他们瞟了一眼。
“你对亨利杜瓦尔怎么看？”丹问道。
斯塔比盖茨从他自己的杯子里喝了一大口茶，然后答道。
“他是一个很正派的小家伙。我们大家都喜欢他。无论我们让他干什么活，他都干，尽管作为一个偷乘者他并非一定得干这些工作。这是海上的规矩。”他很在行地说道。
“他偷乘上这条船时，你就在这条船上吗？”丹问道。
“没错！在我们离开贝鲁特两天后，我们才发现他。当时他象一把讨厌的扫帚柄。我估计这个可怜的家伙上船之前一定饿了好久了。”
迪维尔尝了一口杯中的茶，然后放下杯子。
“难喝极了，是不是？”主人欢快地说道。“喝起来是一股浓缩锌的味。我们在智利装了满满一船这玩艺。结果到处都是它——头发里，眼睛里，连茶里也是它。”
“谢谢，”摄影记者说道“这么说我到医院去就有话说了。
10分钟后，亨利杜瓦尔来到了厨房。他已漱洗完毕，梳理好了头发，刮过了胡子，并在衬衣外又罩上了一件海员穿的蓝色卫生衣。尽管这些衣服都很旧，但却很整洁。丹注意到，他的裤子上的一道划破的口子已被整整齐齐地织补上了。
“过来，坐下谈，亨利，”斯塔比盖茨说道。他斟上了第4杯茶，把它放在杜瓦尔的面前，杜瓦尔报以微笑表示感谢，在这两个记者面前，他是第一次露出笑容，这使他的面庞生辉，使他看上去更象一个孩子了。
丹从简单的问题开始。“你多大了？”
停了片刻，杜瓦尔说：“我23。”
“出生在哪里？”
“我生在船上。”
“船的名字叫什么？”
“我不知道。”
“那你是怎么知道你出生在船上的？”
又停顿了片刻，杜瓦尔说道：“我不明白。”
丹耐心地重复了一遍刚才的问题。这次杜瓦尔明白地点了点头答道：“我母亲说给我的。”
“你母亲是哪国人？”
“她法国人。”
“你母亲现在在什么地方？”
“她死了。”
“什么时候去世的？”
“很多年前——在亚的斯亚贝巴。”
“你的父亲是谁？”丹问道。
“我不知他。”
“你母亲向你谈起过他吗？”
“他英国人，海员。我从没见过。”
“你也从未听说过他叫什么名字？”
他摇头否认了。
“你有兄弟姐妹吗？”
“没有兄弟姐妹。”
“你母亲什么时候去世的？”
“原谅——我不知道。”
丹换了个角度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你母亲去世时你几岁？”
“我6岁。”
“在此之后，谁照顾你？”
“我照顾自己。”
“你上过学吗？”
“没学校。”
“你识字吗？”
“我写名字——亨利杜瓦尔。”
“再什么也不会了？”
“我写名字，”杜瓦尔坚持说“我给你看。”
丹从桌子上把一张纸和一支铅笔推到他的面前，杜瓦尔用颤抖，幼稚的手一笔一画地写下了他的名字。他写出的名字只是勉强能够辨认出。
丹挥了挥手问道：“你为什么要偷乘这条船？”
杜瓦尔耸了耸肩说：“我试找个国家。”他吃力地选择着词句，接着又补充说：“黎巴嫩不好。”
“为什么不好？”丹不自觉地也说起了这个年轻偷乘者的简略了的英语。
“我不是公民。如果警察发现——我就进监狱。”
“你是怎样到了黎巴嫩的？”
“我乘船。”
“那是条什么船？”
“意大利船。原谅——我不记得船名了。”
“你是那条意大利船上的旅客吗？”
“我偷乘。我在船上一年。想下船。没人要我。”
斯塔比盖茨插嘴说：“据我估计，他当时是乘一条意大利不定期货船，明白了吗？那条船往返于中东。因此他在贝鲁特跳上了那条船。明白吗？”
“明白了，”丹说道。然后他转向杜瓦尔。“你在上意大利船之前干什么？”
“我跟人和骆驼在一起。他们给我吃的，我干活。我们到过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埃及。”他的手前后挥动着，吃力地说出了这几个国家的名字。“在我小孩，过国境线可以，没人管。等我大了，他们不让过——谁也不要。”
“就是在那时你偷乘上那条意大利船的？”丹问道。“对吧？”
杜瓦尔同意地点了点头。
丹问：“你有什么护照，证件，任何可以说明你母亲是哪国人的证明吗？”
“没有证件。”
“你属于哪个国家吗？”
“没国家。”
“你想有个国家吗？”
杜瓦尔看来有些迷惑不解。
“我的意思是，”丹慢慢地说道“你想下这条船，你对我这样说过的。”
他使劲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这么说你想有个国家——一个住的地方？”
“我干活，”杜瓦尔坚持说“我干活好。”
丹奥利夫再次审视着面前的这个偷乘者。他无家可归的身世是真实的吗？他真是一个任何国家都不认领，都不收留的投错胎的弃儿吗？他是个无国籍的人吗？也许这一切都是伪造的，都是为了博取同情，而精心编织的？谎言加部分属实的混合故事？
这位年轻的偷乘者看起来很诚实。但他真是诚实吗？
他那双眼睛流露出恳求的神情，但他的目光中好象还隐藏着一种令人费解的神态。难道这喻示着一种狡诈，还是我自己的想象力在开玩笑？
丹奥利夫犹豫了。他知道无论这次他写出什么样的报道，都将受到邮报的午报竞争对手温哥华移民报的反复推敲与核实。
既然没有最后的截稿期限，他就可以自己来决定花多少时间来完成这篇报道。他决定先把他的疑团彻底搞清楚。
“亨利，”他问杜瓦尔“你信任我吗？”
一瞬间，一开始的那种疑惑又回到了这个年轻人的眼里。紧接着他出其不意地点了点头。
“我信任，”他简单地说道。
“很好，”丹说道“我觉得或许我能帮助你。但我想知道你的一切，从头谈起。”他朝正在安装照相机闪光灯的迪维尔瞟了一眼。“我们先照几张相，然后再谈。不要漏掉什么事情，也不必着急，这也不是一两句话能谈清的事情。”
亨利杜瓦尔仍疲倦地坐在“瓦斯特维克号”船的餐厅里。
邮报记者丹是个很有提问口才的人。
杜瓦尔有时觉得要搞清那记者希望了解什么是很难的。
他频频发问，并期望着得到明了的回答。而且在杜瓦尔的每个回答都被迅速地记录在摆在他们面前桌上的一叠纸上。那疾速移动的笔尖仿佛把杜瓦尔的一生按先后顺序仔细地再现了出来。然而，他的一生是那样坎坷，哪有什么顺序呢？有的只是互相间没有什么联系的片断。同时很多事情是无法用杜瓦尔那简单的话来表达的，甚至连记住它们发生的情景都很难。
如果他识字，能用笔和纸象这个记者和其他人那样把脑子里的东西记录下来，那他亨利杜瓦尔也能把往日的记忆和想法保存下来。并不是一切事情都能长期装在脑子里的，就象把东西放在一个架子上那样，不至于因为它被遗忘而消失，就象他现在正搜肠刮肚企图回忆起的那些事情那样，因遗忘而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的母亲曾经提到过送他上学读书一事。她本人在孩提时代受过教育。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在他能够接受教育之前，他的母亲就去世了。在此之后就无人关心他学些什么，或是否有机会学习了。
他皱了皱眉，极力在记忆中搜索着往事；想方设法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回忆，回忆，回忆
首先是那条船。他的母亲曾对他谈起过那条船，就是在那条船上他降生到了人世。那条船是他出生前一天从法属索马里的吉布提开出的，他确信他母亲曾告诉过他那条船的目的地，但他早已忘记了。而且她还曾告诉过他船上挂着哪国的国旗，但这也被他忘得一干二净。
他的降生是难产，并且没有医生。他的母亲产后身体十分虚弱，而且还在发高烧。船长命令调转船头，返回吉布提。船一靠岸，母子俩就被送进了一家为穷人开的医院。当时他们很穷，没有什么钱，后来也一直是这样。
亨利记得他的母亲很善良也很体贴人。在他印象中母亲是很美丽的，但或许这只是他的想象，因为他记忆中的母亲的相貌已经淡漠了。现在每当想起母亲，她的脸就好象是在阴影里，面容模模糊糊。但她把母爱给予了他；这一点他确信自己绝对没记错，因为这是他所享受的唯一的爱。
他对童年时代的记忆只是些支离破碎的片断，他记得只要有可能，他的母亲就一直在干活，使他们母子俩有个温饱，只是她时常找不到活干。他无法追忆母亲都干过哪些工作，但他记得有一次她当了舞女。母子俩经常四处漂泊——从法属索马里迁入了埃塞俄比亚，首先住在亚的斯亚贝巴，后来到了马萨瓦。有两三次他们艰难跋涉于吉布提与亚的斯亚贝巴之间。
尽管他们很贫困，但一开始他们与法国人住在一起。后来，由于他们变得越来越贫困了，土人居住区就成了他们的家。在亨利杜瓦尔6岁那年，他的母亲离开了人间。关于他母亲去世后情况的记忆又模糊不清了。有一段时间，他浪迹街头，以讨饭为生，晚间露宿在他能够找到的洞里或角落里。他从未找过政府；也从未意识到有这个必要，因为在他生存的这个范围里，警察从来就是敌人而不是朋友。
不知过了多久之后，一个孤寡的索马里老人收留了他。老人住在土人居住区的一所陋棚里。他们相依为命地生活了5年。后来不知什么缘故，这位老人走了。亨利杜瓦尔又重新陷入只身一人的境地。
这次他从埃塞俄比亚漂洋过海，来到英属索马里，有活便干。4年间，他几易工作，当过牧羊帮工，看山羊的人和船工。他用他那极为可怜的微薄工资勉强维持着朝不保夕的每日生存需要。
在当时和后来一段时间中，穿越国境线对亨利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众多的家庭拖儿带女地移居他国，以至于边防哨卡上的官员们很少一个个仔细地过问小孩。那时他只要混在一家人中，就能不引人注目地混过哨卡。慢慢地，他干这种事情越来越在行了。即使在他十七、八岁时，由于他那瘦小的身材，干这种事情也还是很顺利。他曾跟随着一些阿拉伯游牧民经常穿越国境线，直到他20岁那年，他第一次在法属索马里的边境线上被截住，并被撵了回去。
亨利杜瓦尔突然发现了两个事实。一个是：他跟着一群小伙伴随意混过国境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另一个是：到那时为止他一直当作祖国的法属索马里也把他拒之门外。对于第一个事实他已经猜想到了；而第二个事实的出现对他则是一个巨大的震动。
他命里注定要遇到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原则：那就是，没有档案材料。没有一些重要的证明，最主要的是出生证明书，如果一个人什么证明也没有，那么他从法律上讲就是不存在的，在这个被划分为不同领土的地球上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即使是对有知识的人们来说，他们也会发觉这一事实很难接受，对于亨利杜瓦尔这个没有一点文化，从童年时代起就一向不受人喜爱的拾垃圾的人来说，这一事实简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那些阿拉伯游牧民继续上了路，把杜瓦尔抛弃在了埃塞俄比亚。此时他已经意识到他同样也无权逗留在这个国家。整整一天一夜的时间，他踡缩地坐在哈德勒古堡的国境线的哨卡边
那里有一块饱经风雨，晒得发白的巨石。在许多方面这个20岁的年轻人仍然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他独自栖身于石下，一动不动。在他的正前方就是那贫瘠的、砾石遍野的索马里平原。在月光下它一片凄凉，在正午的骄阳下它一派荒芜，象一条暗褐色的蛇蜿蜒横卧于这片平原中的是一条通向吉布提的灰褐色的公路。在公路的尽头就是亨利杜瓦尔的过去。他的童年、成年，他那活生生的、但没有任何材料以资证明的躯体与生活，和那沐浴在阳光下的海滨城市，该市那充满鱼腥味的小巷，以及他当成自己出生地和唯一家园的外表覆盖着盐的码头。
突然，面前的那块不毛之地看起来是那么的熟悉，那么的诱人。就象一个人被某种原始的本能吸引到他的出生地和母爱身边一样，他此时也渴望着回到吉布提。但是现在这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了，就象很多其它的东西一样，都变得可望而不可即了，并将永远可望而不可即。
后来，在饥饿和干渴的折磨下，他站了起来。他转身离开了这个禁止他入境的国家，朝北走去，因为他必须到一个地方去，到厄拉特里亚和红海。
厄拉特里亚是埃塞俄比亚西海岸的一个省，到那里去的旅程是他记得很清楚的一次。他还记得在那次旅途中，他第一次开始了有计划的偷窃。他以前曾偷过食物，但那仅仅是在乞讨无门，打工无路，濒于绝望的时候才干的。现在他不再寻求工作了，他只靠偷窃为生了。只要有机会他仍然偷些食物，也偷些货物和一些小玩意儿，以便卖掉换点零花钱。他得到的那点微不足道的钱似乎一到他的手里就花掉了，但在他的头脑深处，他仍在想积蓄点钱，付上船费，然后到某个能收留他，并能够重新开始生活的地方。
终于，他到了马萨瓦。这是一个珊瑚港，同时也是从埃塞俄比亚进入红海的门户。
在马萨瓦，他因偷窃差点受到了惩罚。一次他混进了一个鱼贩摊前的人群中，偷了一条鱼，但被那个眼尖的小贩子发现了，追赶了上来。人群中还有几个人也加入了追捕的行列，包括一名警察。不到几秒钟的功夫，亨利杜瓦尔那幼稚和吓坏了的耳朵就听出在他后面穷追不舍的愤怒的暴民已迅速增加到一大群，他绝望地奔跑着，引着那伙人围着马萨瓦的珊瑚建筑物兜着圈子，穿过当地居民住宅区那迷宫般的后街。最后，他把那伙人甩在了后面，朝码头跑去，藏在了一包包等待装船的货物中。他从一个小洞里看到前来追捕他的人在四周搜寻了一阵，最后渐渐失望地走开了。
但这一遭遇给于他的震动太大了，他决心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离开埃塞俄比亚。在他的藏身地前面停着一条货船。等到夜幕落下之后，他爬上了船，从下甲板蹒跚地进到了一个黑洞洞的小贮藏箱里，藏在了里面。第二天早晨货船起航了。两个小时后他被发现了，并被带去见了船长。
这是一条极为老旧的意大利烧煤船，在海水不停地渗进船舱的情况下，勉强地往返于亚丁湾和东地中海上。
那位倦怠的意大利船长令人厌恶地从指甲缝里朝外剔着污垢，亨利杜瓦尔抖抖瑟瑟地站在他的面前。
几分钟后，船长用意大利语尖利地问了一个问题。没有反应。他试着用英语，接着又用法语，但还是一无所获。杜瓦尔早已忘记了他从他母亲那里学来的那点法语，他现在的语言是阿拉伯语，索马里语和阿姆哈拉语（埃塞俄比亚官方语言——译者）混合的大杂烩，还掺杂着埃塞俄比亚境内所使用的70多种语言和比这多一倍的方言土语中的一些词汇。
船长发现无法与他交谈，便不感兴趣地耸了耸肩。偷乘上船者是不足为奇的，船长根本不必顾虑那令人讨厌的海商法，随之就吩咐安排杜瓦尔去干活。他的目的是想在下一次停靠码头时将这个偷乘者送下船。
然而，船长没有预料到的是，亨利杜瓦尔是个没有国籍的人。在该船停靠的任何一个港口，包括该船几个月后返回的港口马萨瓦，移民局的官员都拒绝他上岸。
随着杜瓦尔在船上逗留的时间的延长，船长的恼怒也随之增长。10个月后，他召来了他的水手长商量办法，他们设想出了一个主意。水手长又按吩咐通过一名翻译把这个主意转告给了杜瓦尔。他们的主意是想方设法地在生活和劳动上折磨杜瓦尔使他觉得痛苦难忍，以至于（最终）情愿跳下这条船。渐渐地，在经受了两个月的超负荷的劳动、毒打和半饥半饱的折磨之后，杜瓦尔真的这样做了。
杜瓦尔很清晰地记得，那天晚上他默默地溜下那条意大利船的舷梯。那是在黎巴嫩的贝鲁特，这里是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一个小缓冲地带，传说圣乔治就是在以色列杀死了他的龙。
他的离开和他到来时一样，都是在黑暗中；然而离去却要容易得多，因为他没有任何东西可携带，除了他穿在身上的那身褴褛的衣裳，他一无所有。上岸以后，他首先急促地穿过船舶修造厂，想溜进市区。但当他看见在前方一块被灯光照得通亮的地方有一个穿制服的人时，他立时丧失了勇气，飞快地奔了回去，在阴暗处寻找着藏身之地。他的进一步侦察表明，船舶修造厂设有防护墙，并有人巡逻。他感到自己浑身在战栗；他才21岁，忍饥挨饿使他身体虚弱，而且他还感到一种难以置信的孤独和令人绝望的恐惧。
就在他离开的时候，又一个阴影赫然耸现在他的面前，是一条船。
一开始他还认为他又回到了那条意大利船旁边。他当时产生的冲动是再偷偷溜回船上去。忍受他已熟悉的苦难也要比让警察逮住后送进监狱强。接着他看出那个阴影不是那条意大利船，而是一条较大些的船。他急忙逃了上去，象一只钻进洞去的老鼠。这条船就是现在这条瓦斯特维克号。他知道这一点是溜上船两天后，船驶出海面20英里时，饥饿终于压倒了恐惧，驱使着他颤颤巍巍地从藏身处走了出来。
“瓦斯特维克号”的船长西古尔德杰贝克与那名意大利船长截然不同。这个船长是个挪威人，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对人很严厉，但很正义。他尊重他所信仰的圣经里的戒律，同时也尊重海商法。杰贝克船长严厉但却又很细致地对亨利杜瓦尔解释说，偷乘者是不必被迫干活，但可以自愿地干些活，只是没有工钱。总之，无论他干不干活，他都能得到与其他船员一样多的伙食定量。杜瓦尔选择了后者——自愿地干活。
与那位意大利商船船长一样，杰贝克船长也一心打算在他停靠码头时，就把这个偷乘者弄走。但他与那个意大利船长不同的是，在了解到杜瓦尔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甩掉之后，他并没有产生虐待他的念头。
就这样，亨利杜瓦尔在船上待了20个月。在此期间“瓦斯特维克号”航行了地球上海洋的一半，运送着货物。他们单调地，缓慢地行驶在地中海，大西洋和太平洋上。他们到过北非，北欧，南欧，英国，南美，美国和加拿大。每到一地船长就请求允许亨利杜瓦尔上岸，然而这些申请都被断然拒绝了。港口上的官员提出的理由总是不谋而合：这位偷乘者没有证件，没有身份，没有国籍，也没有权力。
后来“瓦斯特维克号”安下心来接纳杜瓦尔为永久的水手。很快这个年轻的偷乘者便成了船上的宠儿。
“瓦斯特维克”上的船员是由各个不同国籍的水手组成的，其中包括波兰水手，斯堪的纳维亚水手，印度水手，一名中国水手，一名美国水手，还有几名英国水手。斯塔比盖茨是这几名英国水手中公认的领袖。就是这伙人接纳了杜瓦尔，使他的生活虽说不上舒适，至少在船上这样拥挤的条件下，还算是可以了。他们教他说英语，现在尽管他的口音还很重，措辞还很笨拙，但至少在双方都具有一定耐心的情况下，他讲的话别人可以勉强听懂了。
这是亨利杜瓦尔很少遇到的慷慨与仁慈，他对此抱以的回答，象一只热切的小狗报答它主子的赞许一样殷切。现在他为船员们个人服务，在高级船员餐厅里帮厨，还在船上当个跑腿的。作为回报，船员们把从岸上买来的香烟和糖果送给他，偶尔杰贝克船长也给他一点钱，由别的船员代替他花掉。但尽管这样，杜瓦尔仍是个囚徒，这个一度是他的庇护所的“瓦斯特维克号”成了他的监狱。
就这样，以海为家的亨利杜瓦尔在圣诞节前夜来到了加拿大的门槛前。
谈话持续了近两个小时，中间，丹奥利夫从不同的角度重复了一些他先前提出的问题，为的是造成这个年轻的偷乘者在谈话中产生自相矛盾。但是他的诡计失败了。除了语言的不通造成的误解外，事情的主要情节是相吻合的。随着他们之间的交谈的深入，误解又一个个澄清了。
谈话接近尾声时，丹有意措辞模糊地提出了一个暗示性的问题，但杜瓦尔拒绝回答。他用他那双黑眼睛打量着丹。
“你欺骗我，你怀疑我说谎，”杜瓦尔说道。丹再次在杜瓦尔身上看到了他早先看到的那种无意识的尊严。
丹奥利夫看见自己的诡计被戳穿，感到有些羞愧地说道：“我只是想进一步核实一下。我不会再这么做了。”他们又接着谈了一些其它的事情。
现在，丹回到了温哥华邮报的那间狭窄的，杂乱的新闻编辑室，坐到了他那张年久失修的办公桌前，摊开了他的记录本，伸手拿过一束稿纸。他边用复写纸草草地写着，边对坐在对面本地新闻编辑桌前的值夜班的市区版编辑埃德本尼迪克特大声说道。
“埃德，这是一篇很精彩的报道。你能为我安排多少字。”
编辑考虑了一下说：“不超过1000字。”
丹点了点头，并把椅子朝打字机前挪了挪。还可以，他本想多写点，但如果写得紧凑点，1000字也可以说明不少问题。他动手在打字机上打起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