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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拖着脚步随甘福云往庙外走，走拢前门内那片火灾后仅剩殿基的空旷处，我计上心来。那片地方是各种表演性摊棚的集中地。我把甘福云领到了那个演“破电影”的棚子前。
棚主见有生意来了，便扯开嗓门嘶叫起来：“看破电影噢——”
我立即拉上几步，递过500块钱，说：“看电影！”
甘福云一旁使劲摇晃我胳膊：“我不要看这个破电影！我要看蟾宫的新电影！”
那棚主便劝告她说：“嘿！我这电影才绝哩！蟾宫一万年也演不了这些片子啦！你听我说它破，以为它不好是不是？你回去问问你妈，是得一只新瓷碗值，还是得半只破金碗值？来吧来吧，您往里头瞧来往里头看！得，没几个人，我也开演，您这不是福气吗？”
很多年以后，我才体会出，当时甘福云眼里充溢着多么强烈的失望感，而且还掺杂着被出卖与被戏弄的愤懑
“我不看这个！”她脸涨得通红，大声地喊。
“你不看，我看！”见另外几位顾客都把眼睛凑拢到窥视孔上了，我便残酷地置甘福云于不顾，自己走过去看那“破电影”了。棚主开始放映，还是那些老掉牙的片断。不过，有一小段外国人赛马的电影是以前没有的，我为了表示那“破电影”很精彩，故意跺脚叫好，并嘎嘎嘎地笑。
三分钟过后，电影演完了。
“怎么着，怪你吧！”我对呆呆站立一旁的甘福云说。“我可是请你，谁让你自己不看呢？”
那棚主便招来甘福云说：“小姑娘，你咋不看呢？你也开开眼呀！”
甘福云紧抿着嘴，两片嘴唇都不见了，鼻子下头只有一条缝。
我对棚主挥下手说：“咳！她还看个啥呀！她自个儿又没钱！”
棚主分别再打量了我们两人几眼，脸上现出一个讨好我、鄙夷她的表情。确实，我那时穿戴虽然朴素，但新衣新裤新袜新鞋，究竟带出家庭小康的味道。甘福云呢，她的衣衫上有很多大块补丁，扎小辫连猴皮筋、绒线绳都没有，有时是两小截木匠用的弹墨线。
棚主朝甘福云摆摆手说：“不看就别挡道儿啦！让有钱的主儿好过来看呀！”
我和棚主都没有想到，甘福云忽然朝前大大迈上一步，满脸喷火似地大声宣布：“我看！”
接着，甘福云便把右手伸到衣衫里面的一个暗兜处，先把一枚生锈的别针松开，然后从那里拿出一叠脏兮兮的小钞来，数出5张100块钱票子，郑重地递给棚主，再把其余的钞票小心翼翼地放回原处，再用别针别好。然后，她斜了我一眼，瞪了棚主一眼，便雄赳赳地迈步走向了窥视孔
我很扫兴。趁她看那“破电影”时，我溜了。我对她有点嫉妒，因为她身上有那么多的钱，比我阔多了！我想那一定是她干临时工得到的工钱，她自己有钱，还让我请她看电影！抠门儿大仙！好一个蓝夜叉！
7
那天晚饭后，甘木匠家突然传来了一片孩子们的哭声。我妈妈赶着过去，看是怎么一回事儿，我跟着，我妈进了他们屋，我却留在窗外，只从窗外偷觑。
原来，是甘木匠要惩罚甘福云，让她伸出左手，正打算用木尺，打甘福云的手心。
甘福云又紧抿着嘴，鼻子下面，现出个不见嘴唇的“一”字。我注意到，哭的是她的弟弟妹妹，她倒并没哭。
我妈自然马上去劝。甘木匠哪里听劝，而且甘木匠的妻子很支持丈夫的做法。我从窗外旁听，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甘福云干那临时工，是每天开一回工资，每回1000块钱。她已经干了十多天，以往每天，她都能按数上交挣的那1000块钱。可是今天她回到家，却只交了500块钱。问她，开头她还撒谎，说不留神丢了，后来说了实话，却比不说实话更糟糕——原来她是用500块钱看了那“破电影”后来我能很深刻地理解，甘木匠夫妇认为她花500块钱看那“破电影”简直是荒唐透顶“抽风了！”“中邪了！”用文明的词儿说，便是彻底地堕落。家里这么大一群人，500块钱买腌咸菜疙瘩能买两疙瘩哩，够吃三五天，好，她今儿个一个人竟拿去看了什么“破电影”不教训教训她，让她记住下回再犯绝不宽饶，行吗？！
当着我妈的面，甘木匠便用那木尺一记一记地打甘福云的手心。她两个不大不小的弟妹吓得大哭，另外几个弟妹呆呆地站在一边。多年后我回忆那一幕，省悟到甘木匠还是手下留情的，并且打满规定的二十记，也就中止。但是你想用惯了斧头锤凿的手，无论怎样加以自控，那木尺落在甘福云掌心，也仍有超出常人的力量。第二天我见着甘福云时，她正背着最小的弟弟——就是如今发了大财买了院子买了小轿车亲自指挥工人修车库的甘七——到街上买菜，我注意到，走到卖冻虾的摊子前，她弯腰从地上捡起些溅落的冰块，捏在左手心中，那一定是为了用冰块缓解被打肿了的手心那钻心的疼痛
甘福云又多天不理我，我也不理她，但我暗暗观察，她对于自己的父亲母亲，并没有什么怨恨的表情，她照样去当临时工，照样干各种各样的家务事。晚上，还坐在马樱花树下，把当时才一岁多的甘七揽在怀中，哼哼唧唧地给他唱歌，逗他玩
本来，我是应该把进到毗卢殿，看到毗卢佛、大藻井和天龙八部的情景，跟我爸爸吹嘘一番的，可就因为发生了看“破电影”的事件，我就没讲。我爸爸因此也就终生没有去看过他所向往的那些古建筑精华和佛教艺术珍品。
8
那以后，一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部里工会决定向部里所有职工的未成年子女发放节日礼物，工会派出了干部，专门到我们宿舍大院的传达室放发给我们大院的儿童。我们院里有资格领取礼物的孩子们顿时在传达室前排起了长龙，叽叽喳喳活像一座让牛郎织女跨越的鹊桥。
我家只有我一个属于儿童，而且，随着上面几位哥哥姐姐陆续走上工作岗位，我家的经济状况在大院中渐渐升入上层，我的零花钱标准，也升到平均每日一角钱(那一年已实行币制改革，原100块钱算做1分，原1000块钱算做1角，原10000块钱算做1元，余类推)，那回放发的“六一”礼物，是每位儿童一纸袋小人酥糖。那时候小人酥糖于我已不算稀奇，我已能吃上上海出的大白兔奶糖和北京出的义利太妃糖，所以对于排队领取，并不积极。
甘福云对于那回的发放礼物，不消说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她闻讯去排队领取时，已居中游，但她兴高采烈地等待着轮到她的时刻。她将代表全家八位儿童一次领取(那时甘木匠夫妇又生下了甘七的弟弟甘八)，因此她怀抱中将有让全院儿童羡慕死的一大堆糖果！
事隔多年，我实在已无从分析当年我那样干的心理动机，也许不过是仅仅想恶作剧一下吧。我把八九颗已成为“麻壳”的玻璃弹子，搁放在月洞门里面，甘福云经过时必然要踏脚的地方，然后，自己远远站到一旁，还招来几位和我一样惯会恶作剧的男孩，等待着那戏剧性的一瞬出现。
甘福云领到那八份糖果了，她用双掌和两只上臂，小心翼翼地托着那八只叠放在一起的糖果纸袋，如履薄冰般地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满脸漾着幸福的微笑，朝月洞门里走去。一进月洞门，就该到她家了，而这时，她的几位弟妹，不顾她母亲的吆喝，都迎出了屋门，他们即将分享那工会赐予的甜蜜福利
可是，甘福云往月洞门里一伸脚，正好踩在我预先布放的那八九颗“麻壳”上。于是她一下子跌了个马趴，怀抱里的糖果袋，顿时飞落一地，袋破糖滚，一塌糊涂！
就在她跌倒的一瞬，我高兴地双脚跳起，拍着巴掌大笑起来，跟我站在一处的几个哥儿们也跟着我起哄，又跳又笑。
忽然，我听到一种极不熟悉的声音，使我灵魂悚然，我不由得立住脚，刹住笑，呆望过去——那是趴在地上的甘福云的哭声，那也许是我一生中所听到的最凄厉最痛苦最愤懑最绝望的哭声
真不愿再回忆那些细节。我的朋友忘却，你的筛子眼，不能再阔大些么？
我原以为，甘福云是不会哭的。事实上，我也只看见听见过她这一次哭泣。这哭泣纯然是我一手制造出来的。
当年那部里的工会，不知是哪位干部，想出了那么个送每个儿童一纸袋小人酥糖的主意，那真不是个高明的主意！而且，也许是为了实惠，为了节约开支，是从糖果厂里，直接批发出来的，因此那些小人酥糖，都没有包上糖纸，而是赤裸裸的——偏发糖前一晚，下过一阵雨，那月洞门里面的地面上，或者还汪着水，或者还湿粘粘的，从甘福云怀抱中撒出去的小人酥糖，大多数都飞溅撒落到了积水中，或粘在潮湿的泥巴地上
在人类文明史的进程中，那当然是一桩太微不足道的小事；在我波诡云谲的一生中，那当然也算不得一桩多么值得挂齿的事情然而写到这里，我的灵魂忍不住颤动，至少，对于我自己，需要深入地挖掘，恶，为什么有时候会那样轻松自如地驾驭着我们驰骋？
我父亲、母亲陆续回家以后，我一直提心吊胆地等待着甘家来将我告发，或者甘福云来，或者她母亲来，或者竟由甘木匠本人亲自出面，因为我的所作所为，实在太伤天害理！
天快黑净了，甘家谁也没有到我家来。我忐忑不安地坐在书桌前，做不下功课，心猿意马。忽然，我嗅到一阵香甜的气味，或者说，是有一种香甜的气味，钻进窗隙，蹿进了我的鼻孔中。我想那不是马樱花树上头一批花朵的香气，那香气该是淡淡的，并且不该有甜味；我不由走出屋子，进行侦察。于是我发现甘福云和她母亲两个，在他家的小厨房里忙活。我悄悄走近，从小厨房的小窗朝里一望，明白了：她们已经将那些弄脏的小人酥糖，用水淘过，现在正把损坏的小人酥糖，放到一只铁锅里，兑上些水，先化成糖浆
当天黑净了时，她家的一大锅像大饼般的糖浆(或者叫作糖酱，因为小人酥糖里有许多别的成分)已经冷凝成了一个整体。甘福云用一把刀，将那整体竖切成一条条，再横切成一块块。于是，她家便又有了一堆消过毒的小人酥糖。只不过外面没有一层珠光罢了——甘福云她妈，便把那些自家加过工的糖果，分给她的一群孩子们。甘福云最后也分到了一份。她和几个弟弟妹妹，坐在马樱树下，快活地击掌游戏，不时吃上一颗糖。她似乎已经把被我暗算的事，全然忘却了
我心想，也许她并没有悟出，她的跌倒，是我设计陷害。她一个人捧着八包糖果走路，本来就有点像杂技里的走钢丝表演，跌倒，似乎也并不足怪。
但是，第二天早晨，我一出屋门就发现，我那屋门外的窗台上，不多不少摆放着我那使她跌倒的九颗“麻壳”
9
有一天，是个星期日，妈妈忽然从院子里跑进屋，神色紧张地说：“不好！甘师傅把自己砍了！”一边说，一边急急忙忙找红药水、绷带。
爸爸正在看书，一听就从沙发上蹦起来。我拔腿便往院里跑。
那时候，甘木匠常利用业余时间，为院里邻居们打制家具。这样，也可以就便挣一点外快，补助生活。那天他是为内四合院里的一家处长打制大立柜。那家的木料，并没有事先在锯木厂解成板材，所以甘木匠必得先费很大力气，把那料分解为可供进一步加工的板材。也许是因为他连日公活私活都太繁忙，身体疲劳，精神不济。也可能仅是因为一时失手。不知怎么的，他右手一斧子砍下去，竟砍在了自己左上臂上，顿时砍开的肉翻着，鲜血溅了他自己一脸一胸我跑过去看热闹时，已经有几个男子汉扶持着他，帮他掐住血管止血。他却依旧叉开腿站着，像一尊被夕阳染红的宝塔。胡须抖动，两眼中充满惭愧与自责
甘木匠住进了医院。尽管治伤有公费医疗的保障，对他家来说，那仍然不仅是人身之灾，也是经济之灾。
那一年，我和甘福云都小学毕业了。我继续升学，甘福云却不再升学，在隆福寺商场里干临时工。回到我们院里，她除了分担父母的种种家务外，还揽去邻居们的被单床单，通过洗涤这些物件，再挣一点钱补助家用。
我从中学上完学回到家，往往会看到月洞外我的晾衣绳上，晾满了一溜洗得雪白的被单，风吹动那些被单，被单翻卷着边角，快干的时候啪嗒啪嗒发响。
上中学跟上小学确实完全不同。中学生跟小学生的心理状态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我到中学去不用再穿过隆福寺，功课渐渐繁重，我也难得专门去那里头逛，而隆福寺里面也渐渐改变了模样，不再有庙会的风味，变成了一个“合并同类项”的大型百货商场。实行“公私合营”以后，更盖起了售货大厅，许多原有的项目不是禁止了便是自动消失了，比如那演“破电影”的。小学生时期的那些个见闻经历，慢慢地都变成了遥远的梦影。再后来，春梦了无痕，我简直都不记得有过那么些事了。
和甘福云不再是同学，我们便简直断绝了来往，尽管仍住同一个月洞门里的小院，磕头碰脸的时候很多，但在我心理上，她简直是一个同我不复存在任何关系的人物。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出来，那一时期我同她迎面遇上，是不是会对她点个头或笑一笑，因为我心里面，就连故意不理她的想法也不曾有过。她见到我是不是对我点个头或笑一笑，我也连一星记忆都搜寻不出，因为我心里面，从不曾有求于她的一点头或一微笑。
后来，记不清是上完初一还是没上完初一。有一天妈妈在饭桌上说：“福云病了，这回真是病得不轻，不吃不喝的，又不好好平躺着，总倚着被子在床上靠着”我也没顾得往下听，因为我一边吃饭还一边偏头看一本美国童话绿野仙踪。饭后，大概爸爸妈妈都去了甘家，他们劝甘木匠别净拿自己公费医疗领来的药给甘福云乱吃，她那看来不是一般的伤风感冒，还是该正经送到医院里作一番检查，对症下药。必要的时候，得住院、动手术。爸爸说可以帮助他从部里申请特殊补助。妈妈说可以为他家在院里募一点捐。临末了爸爸妈妈给他们留下了30块钱，甘木匠夫妇说也好，先借下，赶明儿有了，一定还。第二天甘木匠大概用自行车驮着甘福云去隆福医院看了病，带回许多的中药。那以后我们小院中就总弥漫着一种煎中药的味道，一点也不像我后来在红楼梦里看到的那种描写，似乎有一种与花香、脂粉香媲美的药香。不，我们那月洞门小院里的药味，简直可以说是一种古怪的臭味，可惜了那时候的马樱花，它们再不能以其淡淡的幽香构成我们小院的特色。
如今回想起来，甘福云得的那种病，就是肝癌。30多年过去，尚且仍无特效药可治，何况当年！可怜她很快就出现了腹水，甘木匠只好单为她架了一张床，让她没日没夜地围着被子，倚靠在枕头垛上，痛苦地呻吟。不呻吟时，甘福云便呆呆痴痴地朝屋门外望着，我想她一定是望那马樱花如何迎风飘落到地上
有一天我从学校回来，在大院门口忽然撞见了甘木匠。甘木匠正背着甘福云朝外走，伛偻着身子，下半边脸全是黑森森的胡子。甘福云用两只细得像麻秆一般的胳膊，搂着她父亲粗壮的脖颈。我不由得问：“你们上隆福医院么？”
甘木匠回答我：“不，上蟾宫，看电影。”
我吃了一惊。一瞥已经脱了形的甘福云，她那双从未曾美丽过的小眼睛里，竟放射出一种幸福而满足的光芒！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甘福云一生中头一回到正式的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并且那也是她最后一次，是她那样一个生命实体存在期间惟一的一次。
我直到很久以后才憬悟，上小学时，每逢班上组织看集体场电影，文体委员收钱时，收到我们那一排，甘福云总是说：“我请假”我那时何曾在意过！她家事多，请假就请假，跟我什么关系，我简直没有想到。因为她家没有钱供她看电影，所以她就一场也没有看过！而那时的小学生集体票，不过只要500块钱(相当于今天5分钱)！我也才恍然大悟——那一回她带我进毗卢殿看毗卢佛、大藻井和天龙八部，提出来让我请她到蟾宫看一场电影，该下了多么大的决心，付出了几乎全部的自尊，抱着多么巨大的期望，企盼着多么难得的快乐啊。而我，却把她引到那“破电影”布棚前，骗了她，耍了她，并且使她挨了父母一顿好说，一顿好打！
但是那时，上中学的我仍然不能消化这一切，不懂得生活，不懂得人，不懂得别人，也不懂得自己。
我只是多少有一点奇怪，天气渐渐转凉了，甘福云的病不见好转反在加重，可是甘木匠还是把她的病床，安放在她家一进门的地方，并且总半掀着她家的门帘，让她那幅病容，展露出来。从我住的那间屋子的门窗望过去，尤其明显。那是为什么呢？不怕人家觉着刺眼、觉得恶心吗？
甘福云本来就绝难同漂亮两个字联系在一起——她父母生她的时候，就先天不足，后天又过早承载着生活的重负，所以，她那平板的颜面上，小鼻子小眼，从无半点妩媚。她的头发总是黄焦焦的，也从未丰茂过。她脖子有点短，背很早就有点驼，脚丫子却相对比较大。自打得了病后，她头发一把把地往下脱落，脸色发青，嘴唇发黑，再加上腹水愈来愈严重，望上去，确确实实让人联想起在毗卢殿里见到的那个蓝夜叉。那时候，我有过这样的胡思乱想：甘福云，也许真是天龙八部里的夜叉，托胎生在了甘木匠他们家里吧？
10
甘福云死了。
具体怎么死的，死了怎么拉去火化的，甘木匠夫妇哭没哭，她那些弟弟妹妹们怎么个反应，我当时没注意，没过问，所以全无印象。
我对她的死，回想起来，似乎还有一丝快意。因为从我那屋子的门窗望出去，可以不必看见那样一尊蓝夜叉的丑陋面容了。
我敢打赌，我们那大院里，人们很快就把甘福云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忘记了。她到这个世界来生存过，生活过，但她去得匆匆。她去的时候，还不到17岁。
我们家，不久就搬走了，部里盖出了一批宿舍楼，楼里家家有厕所，冬天有暖气。这在那个时代，算很了不起的设施了，那时候不仅不懂得什么电冰箱、洗衣机，就是烧煤气，也没怎么听说过。无论是罐装煤气还是管道煤气，部长家里也没有。但当干部的，毕竟待遇不同一般，我父亲当时已被任命为专员，所以我们搬往了新宿舍楼。甘木匠是帮着给我们搬家的员工之一。临完事的时候，妈妈非留大家伙吃饭，却都说不吃，都要走。妈妈就留大家喝茶、吃西瓜。后来大家都走了，妈妈收拾茶杯，忽见一个茶杯底下，压着30块钱。妈妈正发愣，我告诉她：“那是甘叔叔喝过的茶！”妈妈这才“啊呀”一声。原来，当年为甘福云去医院看病，爸爸妈妈给过甘木匠30块钱，他想着今后见面不那么方便了，所以帮着搬完家，便还上了那钱。
那以后我爸爸调动了工作，我后来上完中学，又上大学。甘木匠及其一家，完全成了与我们生活轨迹无关的一种存在，我不记得那以后有过那样的情况，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或聊天时，提到甘木匠，或他家的什么人。我们简直把甘木匠一家忘了。至于已经死去的甘福云，那就更不在我们意识之中了，我敢说连意识流里也不曾出现过有关她的萤光流痕。
后来我们一家，特别是爸爸妈妈，随着时代潮汐浮沉。“文化大革命”前爸爸被调到张家口一所军事学院任教。“文化大革命”期间，爸爸当时所在的军事院校两个对立的“造反派”武斗，爸爸妈妈只好弃家逃到北京，在阿姐家暂避一时，后来阿姐那里也住不安稳，就在一个老朋友的帮助下住进了一个特准不搞群众运动不许外面冲击的相对太平的单位，借了一间空闲的办公室临时落脚，而就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里，爸爸妈妈有一天在街上遇到了甘木匠。
那一回爸爸妈妈同甘木匠的遇合，激起双方内心里许多已经偃落板结的感情。不消说，他们恢复了来往。爸爸妈妈那临时落脚的住处全然无法安排居家生活，做饭的火炉只好放在门外走廊上，过来过去的人们都觉得碍事。爸爸妈妈他们总学不会封火，经常火熄断炊，只好到街上去现买吃的。苦闷时，他们不愿意到别处去，兼以甘木匠竭诚邀请，他们便带些吃食到甘家消磨。那时候甘木匠仍然住在那条胡同35号大院的那个月洞门小院中的那两间小平房里。部里的干部们宦海浮沉，起起落落，搬来搬去，甘木匠却始终是木匠，哪朝哪代哪宗哪派也得有个木匠给他们干木匠活儿，他江流石不转，始终如初。他活着时子女中头四个子女那时都已经工作，有进厂当工人的，有入伍当兵的，有当电车售票员的，有下乡插队的。剩下还有四个在上学。甘七那时可能已上到初中。那时候35号大院已经爆满，人们再没有俭省房租的念头，只有扩大住房的欲望。但那时像甘木匠那样的底层工人是不可能再分配到住房的。于是他们便全家动手，往那马樱花树下盖出了简易的小房，把住房总面积大大地加以扩充，总算还能对付着够住。
我当时正下放到远郊农村劳动。后来我终于也可以回到北京。回北京那天我兴冲冲地按掌握的地址赶到爸爸妈妈的住处，结果意外地撞了锁，只见门上贴着一张留给我的条子，让我到甘木匠家去“欢聚”
说实在的，那一天我毫无同甘木匠一家欢聚的欲望和心情，我只有一肚子的话想单独对爸爸妈妈倾诉。但我只好去了。
进入那所我曾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的35号大院，我并没有产生什么沧桑之感，也并没有勾出多少回忆，我的灵魂被打磨得粗砺，我无所谓地甚或说是有点不耐烦地走进那个破败的月洞门。对于月洞门里院落变得那么狭小我并无惊异之感，对于已由完全陌生的人入住的故居我甚至都没有怎样顾视。而进入甘木匠家后，一见那么一大屋子的人，我只感到烦乱
甘木匠，他那也已经头发花白的脸皮起皱的妻子，陪我爸爸妈妈围坐在一方炕桌旁喝酒吃菜，其余几个子女——当中一定有甘七——则在屋后的床铺边不知在做功课还是在嬉闹。整个屋子里弥漫着劣质烧鸡和劣质白酒的气味，一地的花生瓜子壳儿和鸡骨头。尽管我自己也下放了锻炼了同吃同住同劳动了，但看见爸爸妈妈竟如此这般地赶着来与甘木匠夫妇共享一种我们不能理解的快乐，我还是大为吃惊。
我还没来得及招呼他们，就只见甘木匠迎着我站起来，他满脸红光，剃了个光头，胡须也尽行剃去，半个脸青青的全是胡子碴，倒显得比当年年轻许多。他见到我似乎格外地高兴，右手举起个酒杯，伸向他自己唇下，左手举起个酒杯，伸向我。那裸露的左上臂，有着一盘凸出的蚯蚓般的伤疤，我清清楚楚地听见他说：“好啊！我女婿来了——来来来来，咱爷儿俩干上一杯！”后来我不再记得什么。我似乎是强忍着不耐烦度过了那一个傍晚的。但随父母返回那间临时当作家的办公室时，我见他们似乎很快乐，也就没流露什么。
11
后来粉碎了“四人帮”后来我父母住在离甘木匠很远很远的故乡，而我自己虽然还在北京，但我成了家，娶妻生子，有了我自己的生活，我同父母哥哥阿姐等亲人也难得一见，当然更无暇与甘木匠那样的昔日邻居交往，甘木匠渐渐又从我们的生活圈子里逸出。起码在我，是几乎想不起他来，更想不起他那一大家子人
我爸爸在1978年因突发脑溢血去世。1988年，在四川成都同二哥住在一起的妈妈突然查出来长了癌，是在肝部，这如同晴天霹雳。当医生把实情告诉二哥和我时，我们两个男子汉一下子都流出了眼泪，我们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然而妈妈接受了这个事实。她沉着、坚毅、冷静、顽强，同癌魔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我不想叙说关于我妈妈死于癌症的事情。这对于世上千千万万其他的人来说也实在算不得什么。几乎每天都有癌症患者在死去。人们已经习惯于癌，习惯于死亡。
我只想说说那一天，母亲也已经出现腹水，并开始脱发。她倚在病床上，当时病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握住母亲的手，母亲也握住我的手，我望着母亲，母亲也望着我。我不知道该跟母亲说什么才好，母亲却神志清明地对我说：“盈海！你记得甘福云吗？甘师傅的大女儿，甘福云，她去世，该有20多年了吧？我这病，就是当年她得过的。你知道她临死以前，为什么非要她爸爸把她病床，搁在一进门的地方，又为什么要她爸爸，总把那门帘子半掀着吗？从当年你住的那间屋，望过去，正好能见着她吧？其实，是她为了能常常见着你！她对你，有一种特别的情感，临到快死的时候，她就跟她爸爸坦白了——连她妈妈她都没直接说。她是趁她爸爸一个人在身边的时候，也许是那回她爸爸背着她去蟾宫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悄悄跟她爸爸说的。我想，她也没有特别深刻的意思，只是那时她已经快17岁了，以她那样的家境，她的早熟，是必然的。你也未必真那么可爱。说实话，那时候你恐怕是鸿蒙未开，浑浑的，而且有时候非常可恶，非常讨人嫌。但你想她的生活天地，只有那么样大，我们两家，正巧住对门，又同在一个月洞门里头，同享一棵马樱花树的阴凉芬芳。上小学时，你们俩又坐同桌，她的感情寄托，也只能落在你的身上所以那时候，甘师傅就对她说你快点儿好吧！你病好了，我跟蒋大爷大妈他们说去，让那蒋盈海娶你当媳妇！甘师傅打那以后，对你就特别爱惜，心里头总认你做他的女婿。现在你长大成人，娶妻生子了，我把这些个事情说给你，你该不在意了想起来，甘福云实在不幸！没等上富裕的日子到来就那么死去了，也没能享受到许许多多最平常的人生快乐，比如爱情、婚姻、生儿育女就流萤般地湮灭了。而我，我很满足，我付出了许多，也获得了许多我该有的全有了。而回顾一生，我也没有多少亏心、有愧的地方，我如果这就去了，也并无遗憾！”
听了妈妈这些话，我从默默流泪，到痛哭失声。妈妈用甘福云同她作对比，回顾一生得失，如闪电霹雳，照亮了我的良知，撕裂着我的麻木，我眼前浮现出一个蓝夜叉来。我从此坚信，那确是护法的吉物，而并非狰狞的恶鬼
12
我走出那条胡同，心里渐渐平静下来。
我不想打听，那甘七究竟靠什么发了那么大的财；也不想打听，他另外的兄弟姐妹，是都发了财，还是各有各的命运。我并且不想打听，甘木匠和他的妻子，是否还都健在，对于子女的发财，他们是怎样的一种心理反应，他们是将与甘七同住进那重金购置的小院中，还是仍固守在那月洞门中、马樱花树下的老房子里是的，我都不想打听，因为那一切，同我实在都没有什么关系。我只知道有一桩事是无须打听的，就是在这条胡同的35号大院里，在那个月洞门里面的小院落中，在那株巨伞般的马樱花树下，活过，并且又死去了一个名叫甘福云的女子，她临死前，默默地爱着一个绝对没有爱过她，并且不可能去爱她，甚至在今日的回想中也丝毫不爱她，今后也不可能通过臆想去爱她的，那么一个比她小一岁的男子。那个绝对不爱她，并且简直心目中没有她，甚至连真正花力气去鄙弃她欺侮她也不曾有过，无非是兴之所至、偶一为之地戏弄她、伤害她一下的男子，对她惟一的印象，集中起来，不过只是一个怪诞的符号：蓝夜叉。
我不想再打听什么。我曾去隆福寺——现在那里是一幢现代化的高楼，称之为“隆福大厦”平日里就开放着六层营业大厅，各层间有电动滚梯相连，里面发售着一切最时髦的什样百货，从进口原装食品到香水发胶减肥霜，从金银首饰到卫生间用具，从真皮沙发到卡拉ok演唱机——探问过：原来寺庙里的那些文物，比如说毗卢殿里那举世无双的藻井，究竟到哪里去了？人们告诉我，所有能用来修筑地下防空设施的东西“文革”期间都用于“深挖洞”了，算是“化废为宝”、“古为今用”吧。至于那架藻井，据说原也拟用于当做洞中撑柱的，但无论如何也拆解不开。后来又打算干脆用斧子劈碎烧砖窑用。但据说斧下只爆金星，锛得持斧人虎口几乎开裂，而那木料却坚不可摧。于是乎，有位老职工告诉我，听说是运到雍和宫里存放去了。我曾又去雍和宫里询问过，那十几年里雍和宫几易归属，现在被询问的人茫然无知。看来也并不在雍和宫中。那么究竟哪儿去了？“藻井知何处，剩有游人处。”藻井如此，其他人事又何堪探问。所以，我想就一概勿再打探吧。逝去的就让它逝去，湮灭的就让它湮灭。
我的朋友，忘却，你好！把你的筛眼，再豁达些吧。我拥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