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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著名的夜晚到后来去世的半个多世纪中，生活平稳而安适。“文革”的冲击对他而言是短暂而且也并不怎么猛烈的。据说他被“解脱”而放回家中后，见到七舅母的第一句话是：“快去买个蹄来炖，我潮得很哟！”“潮得很”是我们家乡话，意思就是久未见到荤腥的一种强烈向往。七舅母即刻提着篮子奔向菜市场，并且果然买了好大一只蹄，炖得烂烂香香的让七舅舅吃了个够。七舅舅吃蹄的这个生活细节传到我父亲耳中以后，尤其令他愤懑，他对七舅舅有着一种超常的嫉恨，我想这大约是因为他认为命运太便宜七舅舅了。站在我父亲的角度替他想一想，也确实容不得七舅舅的悠哉游哉。当年父亲留在北京，眼睁睁地看着七舅舅兴高采烈地随我爷爷去广州投入革命洪流，他恐怕是认为牺牲了自己成全了七舅舅，而七舅舅竟并不能从一而终，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当了逃兵，这倒也罢了，这位逃兵直到全国解放以后，依然坚持脱离政治，而他竟得以保全！我父亲呢，他挑着沉重的生活重担(开始是维持爷爷扔下的一大家子，后来他同母亲结婚后又养育了五个儿子一个女儿)，直到解放前夕才算终于同地下党挂上了钩，解放后他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干革命，领受了党给他的职务、头衔、身份和使命，然而在“文革”中却要他为此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他既被判定为“有严重历史问题”更有一系列文章和言论被列为“毒草”惨遭批判，最后竟被“复员”到对他来说极为陌生的故乡，这怎么能让他想得通呢？为什么七舅舅“逍遥法外”而他却在劫难逃呢？我父亲还向我提到了一串亲朋的遭遇，他们当中大有与七舅舅同时参加革命并且一直坚持下来的优秀之士，却挨斗的挨斗，受罚的受罚，甚至惨死的惨死其实父亲也用不着跟我讲那么多，我当然知道有一位叫贺龙的元帅是怎么死的，当七舅舅啃那只炖得烂烂的香香的蹄时，贺龙元帅连干净的饮用水也没有得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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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来的女郎问我有没有保存着七舅舅当年的照片，我说哪里会有。其实我是有的。从故去的父亲母亲的遗物中，我发现了一包经过“文革”洗礼而依然幸存下来的旧照片，其中就有一张是七舅舅的。背面写着年月日，摄于北伐途中，是寄给我父亲“留念”的，父亲在“文革”中毁掉了那么多旧照片包括大量他本人穿西服和母亲穿旗袍的，而偏留下了七舅舅的这张照片，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我难以揣摩。也许是因为即便“红卫兵”查抄出了这张照片，也无法“上纲”吧！因为“红卫兵”们都看过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会唱“工农兵，团结起来向前进”的歌子，会懂得北伐战争的革命性质的。七舅舅的这张相片拍得实在不错，他身着戎装，戎装外还有一个大披风，披风悬于身后，长及地面，他侧身面对照相机，一手叉腰，一条腿蹬到身前一只木凳上，摆出一个威武的姿势。这姿势不知是他自己设计的，还是所路经的那个县城照相馆的摄影师代他设计的。总之很妙，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个性色彩。
我不愿把这张照片提供给故乡的县志办公室，因为我不理解为什么他们要对七舅舅这样的人物如此尊重，其实就一生的总体价值而言，我觉得我父亲就远比七舅舅更值得故乡看重，然而我父亲毫无希望进入县志，顶多是在关于我爷爷的小传中提到一句，他的子女中有一个是我父亲，更多的可能是连一句都没有，或者未定稿中有，到定稿时肯定要删去——仅凭一条精练的原则。
我把这想法同那来自故乡的女郎说了，她颇不以为然。我们有这样的对话——
我：你们搜集一个逃兵的照片干什么呢？
女郎：我们是搜集县第一任中国共产党支部书记的照片。
我：他那第一任支部书记的意义就那么重大吗？
女郎：对一个县的党史来说，当然重要，这是历史，要尊重历史。
我：尊重历史？
女郎：对。尊重历史。历史首先是事实。我搞这个具体工作，第一环，也是关键的一环，就是把当年的事实加以搜集、还原。不管你七舅舅后来怎么样，当年他是县里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的第一任书记，那就要记下来他是第一任书记；尽管他后来脱党了，而当时支部里的另一位同志后来坚持革命，并且善始善终，最后地位很高，盖棺论定评价很好，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把他移植为县里第一个党支部的第一任书记加以记录，我们必须还是要记下来：你七舅舅是中共的第一任支部书记。因为他占据着这个第一，所以我们打算搜集他的照片。就好比中共中央搞党史的会搜集陈独秀的照片一样，当然不是因为他当了“托陈取消派”而搜集，而是因为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而搜集。
我：我七舅舅成为这个第一，我想有着这许多的偶然性
女郎：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也有人认为有着偶然性。不过这属于分析研究，是历史的另一层面，历史的基础是原始事实。根据同一原始事实人们可以形成不同的历史观点，甚至构成完全不同的史学派别。
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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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惊讶。故乡竟有这样的新女性。她对历史的见解不管是否正确，听起来蛮新潮。我打听出来，她不过毕业于地区级的师范专科学校，因为她也算是当地的干部子女，所以毕业后没有分配到中学里当教师，而是得到了现在这样一个工作，不过听她的口气这也只是她向上进取的一个中间环节，她的下一步我揣测是上调到市里或者省里的一个理想的机构工作。
她跟我讲历史，告诉我历史有着怎样的几个层面，其实不用她宣谕，我也是一个富于历史感的人。我以为历史不仅包含着流动冲突交融生灭的人和事，更包含着空间景观的变化。我想起了那遥远的故乡县城。幼儿时母亲曾带我回过故乡，不过我没有留下任何印象。我对故乡的感知是“文革”中回那里看望“复员”的父亲和跟随他的母亲。记得是在一个只停车两分钟的小站下的火车，下车时天麻黑。那地方只有两栋建筑，一栋是小站的候车室及办公室，一栋是一座歪歪斜斜的公共厕所。我在小站那小小的候车室的一条破朽的长椅上睡了一夜，半夜几次被臭虫咬醒，但我居然醒醒睡睡、睡睡醒醒地在那里熬到了天亮，天亮以后，我利用了那叹为观止的公厕，然后步行两里路去圩上赶搭长途公共汽车。那汽车是从城里淘汰下来的，前面有“大鼻子”所有窗玻璃都缺失了，因此通风状态极其良好。上车后我占据了一个靠近司机的座位，司机座位上悬挂着一块木牌，上面用拙劣的书法写着：“禁止吸烟。严禁与司机谈话”司机上来了，与当地满目皆类的众人那矮小精瘦的形象呈鲜明的对比，竟是一位横宽的胖子。他一上车便有人向他进烟，他便立即抽起了香烟，车子发动、行驶了，他不断扭过头来，同后面的熟人聊天，言谈极欢，那块禁止吸烟及禁止与司机谈话的木牌就在他头上晃动。通向故乡的公路是没有柏油只铺沙石的“战备公路”高低起伏，时有丘陵上的盘旋，虽然所经的山路难称险峻，但偶尔车窗外也能呈现出十几米几十米的落差。那司机满不在乎地一边吸烟一边扭头说笑地开车，车身颠簸而转弯急促，使我一颗心不时跳到嗓子眼儿，于是我终于憋不住地问那司机：“这条路上，翻过车么？”他望着我，嘿嘿地笑着说：“啷个没翻过车，你往右首看嘛，那不就是几日前翻的？”车子猛地一抖，擦着崖边的界石一转，我朝他头甩的方向一望，果然，崖下有辆已经摔瘪的四轮朝天的破汽车
尽管那时的北京城远不能和如今的北京城相比，但毕竟有北京饭店，有王府井大街，有三开门的长型公共汽车，有冰激凌和橘子汽水，也就是说总还有点现代化的气息，而遥远的故乡啊，水田中迟缓的耕牛，竹丛中陈旧的瓦房，小路上头缠旧布肩背箩筐腿脚暴突着蚯蚓般青筋血管的乡亲，都使我觉得历史的篇页仿佛在这里掀翻不动停滞沉落
然而我很快也就改变了想法，我注意到那简易公路一旁每隔百米左右便有一座新砌出的小碑座，尽管用砖材不多而以土坯堆砌为主，但碑顶上还是做成宫殿式华盖，中心刷上白粉，而以红颜料书写着“最高指示”这就提醒着我历史的脚步并没有绕过这穷乡僻壤。这毕竟是1923年便有了第一个党支部的地方。
几乎经历了整天的颠簸，终于开到县城了。我很惊讶于县城几条用青灰和炉渣铺成的马路，为何呈现出明显的球面形，中间比两边竟高出一尺左右，后来我父亲告诉我，他们是仿效城里的柏油路来铺敷的，但考虑到晾晒稻谷及雨后泄洪的需要，所以修成了这样的拱形。在故乡父母的居处我遇到了许多的亲戚，有在县政府工作多年仍未到过省城的小干部；有在县中学教了多年初中物理课但仍然没有使用过电灯的老教师；也有算是当地打扮最时髦的青年问我从北京的五层楼房上朝下看腿会不会发软？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爱自己的故乡，毕竟这里的穷山恶水养育出了我们家族——父系的和母系的。出现了我爷爷、我父亲、我七舅舅等许许多多走出那狭小的天地的各式人物，他们的个人命运，或强烈或微弱，或一度或长期地与民族的现代当代历史进程相交融。
前两年我回过一次故乡，严格地说是路过故乡，我是随一个参观团去往一处著名的摩崖石刻。旅游车在故乡停下来，用两小时给大家吃饭。我很惊讶，公路依然大部分还是沙石铺的简易公路，但那一座座的“最高指示”碑已无影无踪，真不懂为什么连一座也不加保留，就如同现在许多家庭中居然找不到一册“最高指示”的语录一样，那时候每个家庭起码有四五本以上的“红宝书”何以事过境迁，便一概不留？敢问故乡修党史的女郎，这也是历史的一个层面么？何以涌来时如醉如狂，消去时如雾如烟？
然而必须对故乡刮目相看。拱形马路已铲平重修；五层楼房已不稀罕，阳台上朝下俯望的青年人双腿肯定不会发软；百货店橱窗中陈列着20英寸的彩电；路边拐角处竟有一家新开张的冷饮店，出售着咖啡冰激凌！
当旅游车开出县城后，我隔窗眺望丘陵田原，尽管仍有水牛耕地的画面，但竹丛中毕竟增添了青瓦白墙的新式农居，而且屋顶上还高耸着叉子形的天线。我相信，尽管有的汹涌而来的东西会一旦消去，但已经有了楼房的地方不可能再退回无楼状态；已经有了电视的地方不可能再退回到无电视的境界；已经吃过冰激凌的青年也不可能再去禁绝生产冷饮的机器历史！你的疏松与坚实、无形与有形、情盛与情衰、迟缓与突进，究竟由着怎样的内在机制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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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地想一想故乡，有助于理解我那七舅舅。起码可以理解一半。
面对着本世纪初的民族现实，振兴图强是许多读书人的共同愿望，这愿望凝聚为革命，革命的洪流席卷了大半的读书人，尤其是热血青年。
然而七舅舅何以在那个历史性的夜晚，断然退出了洪流，去延续他那一变而为平庸猥琐的生命？如今与我平辈的亲族中对他的这一巨变各持己见，有的判定他是被白色恐怖吓破了胆，有的估计他是被事态的混乱懵昏了头，有的怀疑他当初的亢奋激进里就埋伏着投机与权变。然而是瑶表妹的分析最有特点，她说那肯定是七舅舅终于清醒冷静地发现，他是误选了自己所应扮演的角色，他如果继续扮演下去，不仅自己吃力而痛苦，对群体和社会也都将造成损失。所以他急流勇退，及时地改扮他所适宜的角色，结果他改扮得非常成功。半个多世纪来从口腔中得他益处的人数以万计，所以，她认为七舅舅后三分之二还多的生命比他前三分之一还少的那部分生命更有价值。她断然斥退了我那“平庸猥琐”的考语，她说：“历史需要始终勇猛前行的革命家，历史也需要兢兢业业医术精良的牙科医师；历史常常强迫一个人扮演并不适合的角色，能够及时发现自己不适合，并及时改扮更合适的角色，这也是一种大智大勇，这恰恰并不是平庸，更不猥琐。”
15
跟瑶表妹争辩于我很不利。因为毕竟她在七舅舅身边生活过多年，并给七舅舅送了终。更何况瑶表妹还掌握着七舅舅的一桩隐私，听她讲来真令人遐思绵绵。
据瑶表妹说，那是七舅舅逝世前两年的一个春日。她的单位组织了一次旅游活动，在运河边一个江南水乡风味盎然的镇子上，瑶表妹竟突然尿急，而所在的运河边并无公共厕所，不得已，她便向一位正坐在河边风雨廊下自家门前守摊子(卖一点香烟糖果之类的小食品)的娘娘求情，那娘娘并不见怪，便把她引进了自家房内，一直引进最里面一间，那是间睡房，有老式的悬帐睡床，古旧的五屉桌，等等。房中有一面大衣柜，那娘娘将她引向那大衣柜后，在那三角形的空间中，有一只漆得光光亮亮的木马桶。这当然大大地解决了瑶表妹的燃眉之急。事毕，瑶表妹千恩万谢，那娘娘更显得慈眉善眼，竟端来舀好水的铜盆，放置在古色古香的旧盆架上请瑶表妹洗手，洗毕又递过干干净净的毛巾来让她擦手。就在瑶表妹擦手之际，据瑶表妹说，简直像有一道闪电突然射进了她的眼里，她一时懵了，呆傻地定在那里。
原来，那睡房的墙壁上，挂着一张12英寸的旧照片，镶嵌在一个木质的镜框里，那照片上坐着三位成年人，站着一位幼童。当中的成年人年纪颇大，一边是位妇女，对比之下相当年轻，那幼童就站立在那妇女膝前。另一边呢，则是一位男士——尽管相片上的男士也很年轻，并绝非胖人，但瑶表妹本能地认出来——那是七舅舅！绝对是！
瑶表妹出神地望着那张照片，不禁脱口发问：“相片上是谁？”
那位娘娘回答她：“当中是我公公，早去世啦，我也没见过。这边是我婆婆，前几年也过世了。这个小人么，是我男人。他现在好老了，在镇子上五金公司做事。”
“那，这边这位是啥人呢？”瑶表妹只好指着主人没有介绍的一位，盯着她问。
“那是我们一位亲戚，我男人跟我都随小辈们叫他七舅舅”
大概那位娘娘从瑶表妹的神情里看出了问题，便不打算再招待她，而提醒她说：“大妹妹不是说你们就要集合回上海么？大妹妹不要误了车子好哩”
瑶表妹心里乱哄哄的，哪里肯移动双脚，她坚持打探：“你们叫他七舅舅！那，你们现在还来往么？”
那位娘娘的眉眼全变了，据瑶表妹形容，仿佛一盆脏水倒进了莲花池，她满脸乌黑地对瑶表妹说：“完了事了，请你去吧！”
瑶表妹恍恍惚惚地出了那户人家，恍恍惚惚地至集合地点，恍恍惚惚上了带空调设备的飞机舱式旅游车，单位的人都以为她病了，有人递药给她，有人递水壶给她，她糊里糊涂地吞了、喝了，闭上眼，放倒座椅半躺着，心里头仿佛有许多部电影片子映在同一个屏幕上，直到车子进入上海市区，车窗外显示出万家灯火，她才痛切地感到悔恨——竟没有记下那户人家的门牌号码，更没有能知道姓甚名谁！
然而当瑶表妹把这梦一般的遭遇告诉我时——其时七舅舅已然去世——我不用她帮着分析，便立即悟出，那照片中的老一点的男士，便是我的爷爷，而那年轻许多的妇女，便是与爷爷相爱并同居的湖南农运中的女赤卫队长。传说曾是位左右手都能开枪的双枪将，而那依在她膝前的男孩，便是我的一位叔叔！瑶表妹所见到的那位摆小摊子的娘娘，不消说便是我的一位婶娘！
我当然要追着问瑶表妹：她回到上海以后，可曾向七舅舅打听过：他承不承认跟这样一个人家来往过？他们都是谁？而最关键的是，他这些年来直到最近是否仍同这家人保持着联系？
瑶表妹说，她曾寻找一个七舅母和保姆都外出，而七舅舅精神尚好的机会，把她在那运河边小镇子里的遭遇，细细地讲给了七舅舅，她自然重点描绘了那张旧照片，并且重复了那位摆小摊娘娘的话：“我男人跟我都随小辈们叫他七舅舅”讲完，她坦率地问：“那个七舅舅就是你吧？你该把这家人的事告诉我们才对！”
据瑶表妹形容，七舅舅很平静地听她讲述一切，面对她提出的问题，也很平静，然而没有马上回答，而是沉默了好几分钟，在这几分钟里，瑶表妹盯住七舅舅的眼睛仔细观察。七舅舅坐在藤椅里，肥胖的双手指头交叉地握在圆鼓鼓的肚子上，双眼望着窗外，瑶表妹似乎从他双眼深处捕捉到了一点什么，像闪烁的火花，或像晶莹的泪珠，又有点像缥缈的云丝，但刹那间随着七舅舅的回答这一点点东西便再也捕捉不到了——七舅舅慢悠悠的回答是：“有这事么？没有什么。天下本来会有好多个七舅舅。”
瑶表妹因此一度确把这事看淡。天下凑巧的事本来不少，所以她那时并不曾把这事告诉给我。
后来七舅舅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外出游逛的时候便渐次减少，但他只要是精神稍好便一定要外出活动，晚上仍然常进戏园，吃东西依然讲究口味，不是进饭馆便是在家里大盘大碗地饕餮一番。七舅舅是好热闹的，举凡外出游览、上饭馆、上戏园，总希望有人陪同，在家里更是希望顿顿饭有客人来吃，偶尔一个人外出，多半是因为亲朋徒弟中实在找不出有空闲的人相伴。但就在瑶表妹向他询问有关那张旧照片的事以后不久，有一天七舅舅一早就显示出要外出活动，当时七舅母恰好回娘家去了，瑶表妹便对七舅舅说要上哪儿去，告诉她好了，她到单位后可以打电话给他一个也已退休的徒弟，让那徒弟去找他，以便与他做伴，并陪他吃饭和送他回家——这也是以往常有的做法，比如说七舅舅先一人去老城隍庙湖心亭吃茶，亲朋中哪一位过些时候到茶亭中去找他，汇合后再一起消磨。七舅舅说不用瑶表妹打电话，各人都忙，都不必陪他，他一个人随便走走。瑶表妹也就算了。但当天傍晚——瑶表妹在轮船码头附近换乘公共汽车时，却发现有一个胖胖的老头仿佛刚从到埠轮船上下来，在雇三轮车，从那侧影上看，很像是七舅舅；当她搭上公共汽车后，在前后左右乘客的拥挤中，她猛地想到：七舅舅莫不是去了那个镇子？乘小轮船当天来回是完全来得及的！瑶表妹到家时，七舅舅已然安坐在家中藤椅上，打着瞌睡——他在等待家人归家汇齐吃饭时常是这么一种状态。保姆开饭了，当七舅舅与瑶表妹以及保姆一同坐下来吃饭时，瑶表妹便问七舅舅：“今天玩得开心吗？去哪儿了？”七舅舅平静地夹菜，保姆汪妈代答道：“能有多开心？还不是老地方。”瑶表妹干脆逼近一步问：“是坐船去远处了吗？我路过码头时候好像看见您在雇三轮车”汪妈抢着说：“偌大年纪敢一个去坐船？亏你想得出！”七舅舅表情依旧，平静而恬淡，瑶表妹便没有再问下去。
七舅舅在那以后没多久就发病了。冠心病又引发了肺气肿，很快转入危急阶段。七舅母、瑶表妹、汪妈及其他一些亲戚及七舅舅的徒弟轮流值班，在医院特护室陪住照顾。有一天瑶表妹去接班，在医院走廊上同一对五十多岁的夫妇擦肩而过，瑶表妹走出几十米后，猛然觉得那擦肩而过的一对中有张面孔似乎在什么地方见到过，对了！就是那运河边小镇上摆摊卖小食品的妇人！就是那开始好心地借她马桶用后来却脸色乌青地把她赶走的妇人！就是同她男人也把七舅舅叫作七舅舅的人！悟出这一点以后，瑶表妹赶紧扭身回去寻找，一直追到候诊大厅和挂号处，却再认不出那张面孔瑶表妹到了住院部七舅舅的特护病房，正在那里值班的是他的一位徒弟，也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了——瑶表妹便问他下午都有谁来看望过七舅舅，他说来过的人很多，有市卫生局的领导，有曾受惠于七舅舅的患者，也有他认不清的我们家族的亲友瑶表妹便把那对夫妇的面貌身段形容给他，他却说不清是来过还是没来过——瑶表妹不便再问下去，因为七舅舅似乎又从昏睡中醒了过来，费力地喘息着，瑶表妹立即踩动吸痰机，给七舅舅吸痰
七舅舅终于寿终正寝。追悼会开得很隆重。悼词全是赞美的话，但没有提到他早年的革命历史，讲他生平只就他何时学医、何时从医、何时成为名医一路讲下来，颂扬的全是他的医术医德。难道他果真是及时退出了不适宜的人生角色而终于选定了最称职的角色？幕落时他安详地躺在那里，听取他想听的评价。
我在北京，自然没有参与七舅舅的丧事。不过当瑶表妹把那一切转述给我时，我却颇为不平，我想到了我父亲的去世。我父亲去世在1978年，当时部队已给他彻底平反，并承认对他的所谓“复员”处理荒唐失当，父亲原来任教的那所部队军事学院“文革”被砸烂，1978年时正积极准备恢复，父亲等待着学院把他和母亲接回去继续任教，但父亲却突然在那年的一个夏日中午脑溢血，几个小时后仙逝而去。据母亲事后告诉我们子女，直接的发病原因是父亲为准备重执教鞭，从县立中学教师那里借来了一套供教师进修用的英语教材，那教材是省城一所大学编印的，父亲借看是为了了解一下那几年里英语教学的一般情况，谁知他一翻阅，大惊失色，不仅编写的角度他认为岂有此理，不按英语本身规律，而是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排列课序，而且语法上的错误比比皆是，加以校对极不认真，而“勘误表”中又再出现错误，他气得一拍桌子：“简直误人子弟！”就在这一拍之间，便发作了脑溢血！
我父亲逝世在离他所属的那所恢复中的军事院校和我们子女都很遥远的地方，我们赶回去时他已火化。部队来了两个人，因陋就简地在父母所住的那个院子里开了个追悼会，尽管部队带来的悼词也都是些赞扬的话，但原则而空洞，究竟我父亲的一生是扮演着一个什么角色？很不明确；并且他也未能像七舅舅那样，以瞑目的遗体聆听着悼词中的字句。
16
我后来给那个小镇的户籍部门及五金公司写过信寻找那与我父亲同父异母的叔叔，都给了我回信，说根据我提供的线索，他们找不到那样一个人。我又曾向瑶表妹建议约定一个于我们两个都相宜的时间，一同去那小镇一趟，找到那个摆小食品摊的娘娘，同她恳谈，也许她和她丈夫会认下我这个侄儿，但是瑶表妹写信告诉我，她后来又曾去过那个镇子，沿河那条街的旧房子全拆了，翻修后的街道为适应旅游已几乎全是商店，大多数居民都已迁往别处，她又不知那位娘娘的姓名，如何问得出下落？而在街巷市场中邂逅的机缘又实在渺茫。她对此已全不抱希望。瑶表妹毕竟与那对夫妇毫无血缘关系——就算他们真是我爷爷的儿子和儿媳妇——而我却总在心中萦怀着一种拂不去的柔情。也曾向最亲近的朋友讲起过这桩事，有的就打趣我说：“人家都是忙着跟失散在台湾的叔叔婶婶相认，因为都知道台湾人如今腰包鼓，你倒好，急着要认小地方的穷亲戚”我便也揶揄地说：“你怎见得我那叔叔没发财呢？也许他是个乡镇企业家，已经腰缠万贯了哩！寻上他，不是连你也能揩一点油么？”
近来我对寻找这位叔叔的兴致也淡下去了。因为我悟到即便真有那么一位叔叔，当县里有关部门或五金公司有关人员拿着我的信找到他面前时，他明知我们有那么一层血缘关系，也会冷淡地否认，因为，他一定从他父亲——即我爷爷，还有他母亲，以及他也叫作“七舅舅”的那位亲友那里，继承到一种心理，那是一种隐姓埋名的心理，一种退出政治的心理，一种减少复杂的社会联系的心理，一种避免内心激动而归于永远恬淡的心理。该怎么样来评价这样的心理呢？
当然，我爷爷、爷爷那位未与之正式履行结婚手续的爱人，其具体的心理状况及形成那么一种状况的契机与我七舅舅并不相同。似乎不好一概而论。
从前面的叙述可以看出，我爷爷有同乡间口碑相符的一面，在所谓“朴园时代”他享有“小孟尝”的美称；到广州投入大革命，他在中山大学任教授，周围也总是簇集着若干相得的学生，并且他与廖仲恺、何香凝、胡汉民、鲁迅、郭沫若、黄琪翔、孙炳文等历史上留下重大痕迹的人物都有过从。然而，他的人生观里一开始就有着某种排拒公开登上社会政治舞台尤其是浮上表层涌向漩涡中心的固执想法，他总是既积极投入演出，又自觉地与舞台中央保持距离。因此，他就总带有着某种神秘色彩。据我父亲告诉我，奶奶临终以前，告诉我父亲，历史上著名的刺杀摄政王的“银锭桥炸弹事件”其实是爷爷同黄复生、汪精卫及一位日本浪人一起干的，他们的地下机关就设在地安门外大街的一家照相馆中，炸弹就是在那照相馆的暗室中制作的——谋炸未遂后黄复生和汪精卫均遭逮捕，并成为名噪一时的社会政治名人，我爷爷逃脱并始终未让清廷得知，辛亥革命后，我爷爷亦绝不提起曾参与此事。又据说爷爷在北京时曾参加过陈独秀、李大钊初创的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但他并不每次参加，并主动向陈、李二人说明他不算正式成员。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后，他与大学中的中共党员如毕磊等过从甚密，在近年出版的一册鲁迅在广州的资料书中，尚可见到有关资料。当时毕磊出面组织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曾邀鲁迅先生演讲，鲁迅先生并多次捐款给这个组织，而我爷爷则是这个组织的幕后张罗者之一。虽然如此，估计我爷爷却未见得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像找不到证据判定他曾正式加入过中国国民党一样；大革命失败后，我爷爷得知孙炳文、毕磊等同辈及晚辈的挚友惨遭国民党杀害，曾愤而写下长达千行的七言歌行哀江南，由神州国光社印行。诗中大骂蒋介石和汪精卫，但在这个小册子上他并未署下真名；又传说他由武汉赴上海前夕曾在一次集会上有过他生平最后一次演讲，因为他既痛骂了蒋、汪，又抨击了当时使他不能理解的某些共产党人的言论做派，而当场遭到了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员的枪击——没有击中；但那位共产党员后来被共产党本身宣布为“托洛茨基派分子”加以开除，不知所终。我爷爷到上海后在“上海公学”任教，仍保持着一种所谓“独立知识分子”或“个人革命家”的做派。他1931年中风后住进一家教会医院，他在不能说话的情况下，用颤抖的手歪歪扭扭地写下了几行字，请他的爱人——那位湖南农民赤卫队的女队长——带着孩子赶快去自谋生路；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件——即日本飞机向上海掷下炸弹引起国民党十九路军奋然抗战的当天，我爷爷被日寇的炸弹炸死在医院中，同日被炸的还有上海商务印书馆，炸毁了许多未刊的书稿，其中就有我爷爷写成送去只等付梓印成一厚册的人类命运论。也许那本人类命运论得以出版会使我爷爷成为一位在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史上留下一点切实痕迹的人物吧，但异族的侵略之弹把他本人与他的著作一古脑炸成了齑粉，因而他的一生表面上颇为轰轰烈烈，实质上是躲避于自我心灵因而等同于隐姓埋名的一生。
我爷爷的那位湖南籍爱人，那位能左右开弓的“双枪将”她的退出革命，则又是一种情况。估计她带着孩子离开上海后，大概也曾想方设法再回到革命的阵营中，在当时革命已非洪流，潮锋、潮心都已隐退，难以寻觅，大概她是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毛泽东领着暂时失败的农民赤卫队残部上了井冈山，那对她来说是太遥远而朦胧了；她内心的波澜在现实的生存问题面前大概不得不一环环地收敛。最后，她可能就此流落在江南，成为烟花梅雨中的一位谁也难知底细的小镇妇人。
七舅舅大约是在离开南昌后的第三年或第四年在上海又与我爷爷及其年轻的爱人重逢，想来他一定向他们坦白了他在那个夜晚的人生抉择，他们对他的这一行径是怎样的一种评价？显然他们不曾把他视为难以宽恕的叛徒或逃兵，所以有后来瑶表妹见到的那样一幅留影。
我那至今未曾谋面的叔叔，生长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中。可想而知，他并不渴望与我们这样一些潜在的亲属取得联系。但令人悬想不已的是：倘若七舅舅生前，多年里都同他们一家保持着联系，当七舅舅同我爷爷的那最后一位爱人相会时，他们难道丝毫也不忆旧吗？他们心底那熊熊燃烧过的烈焰，难道再没有一星可以复燃的回光？或许，仅仅在他们两人之间，可以进行一种隐秘的对现实政治关注的交谈，展现出他们灵魂的那一个不曾真正泯灭的棱面？
这都成了永远的秘密。
17
我问来自故乡的女郎，找没找过我七舅母，她说：“找过。在她那儿简直没有一点收获。”
这很自然。七舅母是七舅舅脱党十来年后，才同七舅舅结婚的。估计七舅舅一直没向她坦白过自己早年的激进与那个历史性夜晚的脱党。直到“文革”中“东窗事发”七舅母才知道原来如此——但七舅母并没有被这桩事弄得六神无主，而且，据瑶表妹说，反倒是经过这桩事之后，七舅母与七舅舅之间才有了些看得出的温存。
亲族之间，其实早有“七舅母守活寡”的窃窃私议。我很早便问过母亲：“七舅舅七舅母他们怎么不要孩子呢？”母亲自然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话搪塞过去了，然而待七舅舅的历史问题大白于天下之后，我既已成年，便也悟出了个中究竟。七舅舅自那一晚的“全面退出”像一只劈劈啪啪尽情燃尽的火把，不剩一点的火星。他是不仅退出了政治，退出了涉及面广阔的社会生活，而且在拼命收敛的同时，也一并退出了某些迸发型的生理机能，比如说大声喊叫、大声哭泣、仰脖大笑、快速迈步、手舞足蹈、滔滔议论、用力握手、出声叹息、闻讯色变、自吟自唱所以不难判断，他肯定阳痿，七舅母跟他在一起，哪能有什么严格意义上的性生活？
幸而七舅舅在游山逛水、看戏、饕餮方面维系住了自我同外界的联系，并且不求甚解、不择精粗，因而苟活到比古稀人年还高的寿数。
来自故乡的女郎对我说：“也找过你表妹，因为她长期跟他七舅舅七舅母住在一起，可是我们谈了不足十分钟——不是她懒得接待我，是我不想听她讲那些琐琐碎碎的事你知道，只有当一个人成了伟人、名人的时候，人们才会想知道他的私生活，他的各个方面，包括他结过几次婚，有没有子女，一直到他爱吃什么东西穿什么衣服常进行哪一种娱乐和体育活动可你七舅舅，说实在的，不过是我们小小县城党史县志里得提上一笔的人物罢了对了，为了让我不虚此行，是不是还是麻烦你找一找你七舅舅的旧照片，你表妹说你这里有，我们明年计划搞一个展览，可以展示——我们复制成大幅的后，不仅归还你原照，还将送给你一幅大的”我还是告诉她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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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了故乡来的女郎，我便想取出七舅舅的那张照片来看一看。自从搬家到如今这栋楼里以后，我还没有翻检过父母一辈留下的旧物。
很奇怪，我把父母遗留下的东西从箱子里取出来，翻检一通后，却怎么也找不到七舅舅那张北伐时期的留影。我又把自己所有的照相簿及搁放未入册相片的纸匣子搜索了一遍，还是没有！我想搬家时我是不会丢失这张照片的。我究竟把它放在了哪儿？夹在了书架上哪本书里？塞在了哪个柜橱的哪只抽屉里？为找那张照片我把屋子又弄得乱七八糟，以致爱人下班回来以后大吃一惊。
我这才意识到，七舅舅于我原来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