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致命的多元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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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可是拿着我们民营企业家跟朝廷的钱，你李鸿章怎么能用招商局来泻私愤呢？招商局“本重利单，实不足以久支”现在英国人猖狂，太古如果始终都不肯求和，招商局可就是骑虎难下，到最后太古要完蛋了，英国人再开几艘战舰，到时候还不是要你李鸿章去擦屁股？唐廷枢他们开始找太古和解，太古果然牛气，和解可以，但是我提出的贸易条件你们的照办，这怎么可能，招商局原本想两家平分贸易，太古说不可能，和解到了1877年底都没有谈成。

    到了1877年12月18日，唐廷枢跟徐润正在办公室拔啦着算盘珠子，两人的脸上犹如水煮的包子，再这样血战下去，招商局完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正当两人愁眉不展的时候，两个洋鬼子敲门，徐润对这两人比较熟悉，一个是太古行东施怀雅，一个施船东贺利施，这两家伙居然是登门求和的，他们这个时候猛然醒悟了，维多利亚那个老寡妇忙着到处争强好胜，根本没有闲工夫管太古洋行在中国这点屁事，最多只是精神上给予支持，现在太古已经是“受累甚重。亏折太多”而招商局背后有大清朝廷，这样基本面不平等的两家斗下去“争衡无益”这两洋鬼子跟唐廷枢与徐润说咱们和好吧，对大家都有好处。他娘的，当初求和你们不是很拽吗？看洋鬼子这样，唐廷枢这个时候挺了挺腰板说：“招商局只是想收回中国利权，与你们这些洋人存垄断之心有间。”把洋鬼子教育了一番之后，唐廷枢还是有点担心洋鬼子甩手走人，于是装着勉为其难的样子同意“量为变通”双方就这样第一次坐到了谈判桌上，商谈具体的航线贸易利益分配问题。经过了八九天的谈判，招商局基本上处于上风，又是在那个担文的英国律师的主持下，双方签订了为期三年的齐价合同，价格战暂时结束了。齐价协议签订后简直就是立竿见影，之前招商局一直没有盈利，1877年当年最后几天就让招商局实现盈利，此后利润增长幅度在百分之五十以上。

    大伙儿又开始高兴啊。就在大家伙儿的一片欢呼声中，有人开始不高兴了，原因很简单，旗昌的并购案是一桩赔本的买卖，并购过程之中的丑陋交易如同炒家一般给揭露开来。当初旗昌的股票从高位一路下跌到五六十两一股，到招商局收购旗昌的时候股价迅速上拉到八十两甚至九十两一股，旗昌的股东们作局将股票拉升，抬高了收购价格，至少招商局因此多支付了五十万两以上。在这一场并购过程之中，生旦净末丑悉数登场，旗昌洋行在出售旗昌轮船产业的过程之中夹带私货，将一些烂资产装入其中，尤其是不少轮船招商局接收后基本成为废品，李鸿章看着一艘艘烂船，只有作出了“暂搁勿用”或者折价出售的决定。马克思说过资本的每一个毛细血管里面的血液都是肮脏的，更何况老牌殖民资本主义企业旗昌在招商局面前简直就是祖师爷，招商局只能权当交了学费。旗昌从释放出售消息到最后跟招商局成交的整个过程之中对股价的操纵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第一步首先释放出售产业的消息，导致股价进一步下滑，引诱唐廷枢、徐润这样的招商局大股东暗中购买旗昌股票。第二步是唐廷枢等人购买股票之后势必要获利，那么唐廷枢等人就要想办法让招商局接盘，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招商局甚至其他公司要收购旗昌的局面，旗昌一下子成了具有并购重组概念的香饽饽，股价也就开始慢慢地拉升。第三步是旗昌与唐廷枢盛宣怀等人共同作局，散布消息，说旗昌在年底之前要更换经理，而新来的经理可能会融到一笔巨额资金，重振旗昌轮船，这样一来起到两个效果，一个是给盛宣怀等人鼓动沈宝桢拆借政府官款造成时间紧迫的假象，二个是利用这个假象造成旗昌后市预期乐观的假象，为旗昌的股东们以及唐廷枢等人拉升旗昌股价铺路。第四步就小儿科了，盛宣怀等人善于揣摩中央领导人的心里，航运权跟国家主权一样，尤其是李鸿章在烟台条约签订之后，自己的政治对手左宗棠却在新疆打了大胜仗，一直嚷嚷海防的李鸿章如果这个时候通过收购旗昌掌控中国航运权，这可是李鸿章在中央重要的政治筹码，说服李鸿章在权力中枢力保收购的通过。千年的皇权演绎到大清王朝，真正的权力中枢在诸如李鸿章这样的中央领导人手上，在千年的演变过程之中，政治的丑陋就在于政治筹码背后总有那么一只肮脏的利益之手在操控着权力，盛宣怀深谙此道。要向彻底搞定政治明星李鸿章，除了老父亲的同科联谊，自己多年的鞍前马后，当然李鸿章之前尤其是在招商局草创之初甚至不太信任盛宣怀，所以现在盛宣怀必须下血本，这不，并购旗昌的过程之中，就有30间房产、17所洋房价值五十万两的产业暗渡陈仓给分离出来，让李鸿章的心腹成立了一间新的壳公司，将这些每年都有百分之十左右收益的产业给买下来了，相比旗昌的那些破船，这简直就是一只生金蛋的鸡。就这样，交易成功了，并购的主要资金是政府的，之前秘密买入旗昌股票的唐廷枢们在招商局并购旗昌过程之中大赚一笔，这样一来唐廷枢徐润等人虽然是招商局的股东，可以说这一次是利用政府的官款实现了借鸡生蛋，空手套白狼的大并购，所以现在资本市场的那些所谓的玩家们搞什么内幕交易、老鼠仓、空手套白狼等所谓的高手法，在一百多年前，老祖宗们就已经玩过了，还是跟国际大鳄们联手玩，将政府当冤大头玩，相比之下，现在的玩家就有点小儿科了。

    中国有一句俗语叫住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唐廷枢、盛宣怀等人的小儿科手段一不小心在两江总督沈宝桢去世之后被人发现。之前我们说的那个大学士宋晋这个时候已经翘辫子了，后继者国子监一把手校长、祭酒王先谦跳出来，指责唐廷枢等人空手套白狼，利用并购旗昌的五十万两官款私自低价买入旗昌股票，然后再“抵作十成之银，扣算入己。”唐廷枢一听这个王先谦跟宋晋相比差远了，宋晋在攻击造船拿出的数据虽有出入，也不至于捏造事实，一看这个王校长就不懂资本运作，当面就反驳王先谦：旗昌股票的流通股也就数万两，怎么可能有五十万两的股票划抵价款，再说啦，招商局支付给旗昌的都是现金交易，当时那么多股东在场，还有旗昌开具的收据，你王校长怎么能信口开河呢？李中堂给我们拨的官款可是在收购旗昌之前就购买了四艘船，你说我们即使想动用这五十万两银子，难道从船家拿回这些银子不成？作为大清王朝最高学府的王先谦看来除了八股文章，儒家礼仪之外，在资本运作这一块半吊子都算不上，现在的大学，不说校长，就是一般的教授都有一整套圈钱的办法，先学习一点经济方面的知识，然后找个上市公司当个独立董事什么的，其实很多都不懂事，但是别人一边搂着独立董事这份差事的银子，一边还利用这一招学习玩家们到底怎么玩的，很多不懂事的教授到后来自己就成了超人一般的玩家，所以王校长就应该先虚心到招商局或者招商局旗下的公司找个独立董事的差事干干，俗话说得好，打蛇打七寸，等自己弄明白里面的道道儿之后，证据掌握充分了，小样儿唐廷枢们，一个个给拍死，在大清王朝轻一点可以说贪墨，重一点可以说勾结洋匪，脑袋能不能保住都是个未知数。

    王先谦的鲁莽行为让一直跟李鸿章势同水火的新任两江总督兼署南洋大臣刘坤一感到非常的搓火，这么小儿科的把戏唐廷枢他们怎么可能动用官款来操作呢？即使动用官款，也不会直接用官款购买股票，之后用股票来划抵价款，别忘记了徐润曾经是洋行的大买办，跟旗昌洋行的人往来甚密，别人要玩也是跟旗昌的人勾结起来一起玩，在背地里签订一些隐秘的合约，这个跟现在的庄家坐庄是一样的，庄家跟上市公司的人勾结，除非最后撕破脸皮，就是司法机关也很难找到勾结的证据。唐廷枢说交易当时有股东、有收据，这个也只是演戏的一部分而已，说不定旗昌的股东拿了招商局的现金，转身就跟唐廷枢等人分赃，在旗昌股票的拉升过程之中，唐廷枢等人确实功不可没。这个证据王校长应该从招商局内部人打开突破口，而不能看表面现象：招商局在李鸿章的倡导下实行的是官督商办，商人出银子，政府却掌管着公司的生死大权，事事都要向李鸿章等中央领导人汇报，这样民营资本国家实际管理的体制就注定了招商局陷入一个制度怪圈，股东会变着法子地利用国家管理这一张牌，争取更多的国家资本卷入其中，而政府为了控制招商局，势必在关键时刻出手相助，政府出手的过程之中，民营股东作为内幕人势必为自己谋利，让政府资金为自己抬轿子，进行内幕交易，而政府为了加强对招商局的控制，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资金渗透的模式来进行实际控制，李鸿章、沈宝桢甚至刘坤一都提出过将官款或者利息直接转存为官本，也就是国有股。这样一来官督商办的招商局就成为了股东结构多元化，也就注定了民营资本会在这种变态的股份制结构下挖空心思挖大清王朝的墙角。

    身为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在沈宝桢担任两江总督之前，一直是两江总督的热门人选，但是从何璟这个南洋大臣跟李鸿章这个北洋大臣唱对台戏被整去丁忧之后，李鸿章就一直打击湘军集团，淮军集团就开始跟湘军集团形成对峙局面，两江总督的位置从何璟之后就一直是李鸿章保举的人霸占着。沈宝桢在光绪五年年底去世之后，李鸿章一直紧紧抱着大腿的慈禧老娘们也担心李鸿章尾大不掉，调任刘坤一掌控两江可以钳制北洋的李鸿章，这一种千年皇权制度下的帝王钳制术是屡试不爽，更何况大清王朝走到光绪这一代，汉人在一天天掌控着帝国的权力，洋务派不是提出过以夷制夷么，用汉人钳制汉人，满人可以坐山观虎斗嘛。就这样。刘坤一终于走进了两江总督衙门，同李鸿章一样也跻身中央领导人行列。

    刘坤一这个一直苦苦等待的两江总督位置跟李鸿章大势打造淮军集团有很大关系，所以一上任就跟沈宝桢不一样，两江怎么可能一个劲地在自己的地盘上拆借银子给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控制的招商局呢？这样的蠢事只有沈宝桢这种立场不坚定的政棍才会作出来。事实上王先谦攻击唐廷枢内幕交易的之前，刘坤一一直跟王先谦有书信往来，内幕交易门背后，刘坤一真正的目的是要南洋接管招商局，所以之后刘坤一也提出了直接将官款转作官本的建议，这样一来两江的官款在招商局，足以迅速清理出李鸿章派到招商局的盛宣怀等人，刘坤一的矛头真正指向的是李鸿章，李鸿章多方寻求证据力剥王先谦跟刘坤一的指控，这也是招商局经历宋晋废船风暴、招股南北博弈之后的第三次南北政治较量。后来关于旗昌股票内幕交易案以及贪墨问题被恭亲王奕忻给和稀泥不了了之。事实上，漕帮的朱其昂老爷子在临死前还愤愤不平，在招商局并购旗昌的第二年，自己临死的时候道出了唐廷枢徐润二人暗中炒作旗昌股票的细节。在这场当资本成为政治家的博弈筹码的之后，制度变异就犹如病毒一般将迅速扩散到整个体系，这样就会反作用于这种病态的资本制度。招商局是一群高智商的买办商人跟政客智慧结合的产物，这也是早期资本艰难发展的悲哀，在应对这种变态制度的时候注定是时尚超前的，招商局的股东们提出了多元化的思路，将单一的航运业务扩展开来，保险、铁路、煤矿、电报、纺织等等产业都渗透进去，把招商局做成一个多元化的庞大商业帝国，这样一来商人可以更多的利用政府公信力涉足多元化甚至禁忌产业，将那么利用招商局进行政治博弈的人的战线拉长，让他们疲于奔命；而政客们更是早有算盘，漫长的产业链条最容易暴露对手的弱点，这样的博弈虽然面太大，但是有时间可能通过漫长的产业链条来相互钳制对方，博弈并非你死我活嘛。大清王朝的统治者甚至在买办商人跟政客们一起策划的宏伟蓝图中梦想用这种时尚的经济模式来拯救垂亡的帝国，但是这种时尚的资本自我修复与变异的制度、政治体制产生了尖锐的矛盾，那么招商局的也注定为大清王朝的覆灭种下了致命的病毒基因。

    致命的多元化就这样在看不见的硝烟之中华丽地上演。早在招商局筹办期间，吴大廷就给李鸿章整了个五难，其中有一难那就是保险难，这一难真让李鸿章头大，轮船整日在江河湖海上航行，风浪暗礁随时都可能出现，那样一来损坏的不仅仅是招商局的船只，更重要的是运载的货物一旦沉默入海，在旗昌、太古他们的挤压下，本来就本重利单的招商局可能遇上两次风浪或者暗礁，不仅仅是赔银子的问题，信誉什么的都可能没有了，在封建王朝做生意本来就存在不可预见的制度性风险，再遇上没有保障的风险，谁还敢让招商局的船运输？这样一来，吴大廷当初说得保险难还将引发揽载难等等一连串的难事，招商局的生意就真的没发作了。李鸿章这个人虽然生为中央领导人，还是喜欢进行实地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李鸿章深谙此理，洋鬼子在1805年的就在广州创设了保险公司，那个时候大清王朝的嘉庆皇帝正忙着为自己那个当了六十年皇帝，四年太上皇的王八蛋老爹擦屁股呢，大清王朝中衰气象让嘉庆皇帝疲惫不堪，哪有时间理会洋人创立的这些玩意儿。在那个儒家伦理风尚至上的年代，钱是个很俗的东西，但是每个皇帝都离不开，又爱的要命，资本是个什么玩意儿皇帝根本不知道，等洋鬼子一次又一次猛烈的炮火将我天朝上国一通猛揍之后，洋鬼子的洋行林立，银行开花，轮船横行，这个时候大清帝国的皇帝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已经成了穷人，有了钱还可以象洋人那样让钱通过洋行、银行真的下崽儿呢，还能通过钱就把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比如帝国的漕运给击垮，漕运可是个要命的问题。朝堂上闹哄哄的争吵结束了，李鸿章拍了胸脯要创办轮船招商局，将那些洋杂毛给赶出帝国，夺回帝国的航运权，现在问题又出现了，保险只有找洋杂毛的公司，这一次洋人可是将大刀片子高高地举起来，就是要痛宰招商局一把，谁叫你们跟我们的同胞争夺航运权？这个时候帝国的皇帝才恍然大悟，原来洋人在我们土地上趴了几十年，原来这行当还真是一个赚钱的买卖，不仅可以赚钱，还能有效地遏制我们夺回航运权，洋鬼子太他妈可恶了。

    洋人可恶归可恶，吴大廷说得可是实话，招商局的船只要开出去就要保险，否则就关门。当初招商局筹建的股票都卖不出去，加上胡雪岩等人的戏耍，这些年打仗赔款，朝廷肯定是没有钱成立保险公司。李鸿章之所以能一步步走进大清国的权力中枢，满脑子除了需要应对洋人的智慧，还必须裱糊国内棘手问题的智慧，招商局的股票先卖着，船先开着，保险就是大出血，也现在洋人那里保着，等招商局上路子了咱再成立自己的保险公司。这一次洋人可是卯足了劲儿要宰招商局。1872年11月招商局从英国商人那里买的伊敦号，一开始洋鬼子说这个穿上挂着龙旗跟双鱼旗，这个我们保不了，朱其昂当时只有厚着脸皮找到怡和洋行跟保安保险，从这里可以看出朱其昂的智商是不能挑起招商局大梁的，怡和洋行下面有怡和轮船，这不是把脖子伸到别人的大刀下面去了吗？洋鬼子恶毒，一只船支允许保一点五万两，并且期限只有十五天，如此低量的保险，怎么能保重船只的风险？保的总量低不说，保费更是吓人，保费是一分九扣，也就是一条价值十万两的船，一年的保费是一万多两银子，这跟勒索没什么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