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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吗？”
他也只是笑笑，笑笑而已。于是“小佛脸儿”很认真地说：“你一定要插上‘小旗’！只有插上‘小旗’，她才是你的人。”
插“小旗”这是军事术语。也是军区大院里秘书们开玩笑时最爱说的一句话，只有常看军用地图的人才明白这句话的含意。但它还有另一层意思，这意思是引申出来的，是专对谈恋爱的军人们说的，那叫“插入”阵地，是本质意义上的——“占领”可“小旗”也不是那么好插的。你想，这“小旗”不好插。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冯家昌与李冬冬之间也就这么慢慢地“谈”着。有那么一段，温度眼看着升上去了，升得很快；又有那么一段，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又降下来了。就像是打仗一样，时进时退，进进退退的打起了拉锯战。
有一天“小佛脸儿”在喝了二两酒之后，突然对他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一加一等于几？”
冯家昌笑了，说：“我的哥，我这人笨哪，你有话就说吧。”
侯秘书说：“格老子的，我告诉你，在数学上，一加一等于二。在生活里，一加一就不等于二了。”
冯家昌说：“那等于几？”
“小佛脸儿”一脸坏笑，说：“老弟呀，插上‘小旗’你就知道了。”
冯家昌说：“你说，你说。”
“小佛脸儿”两腿一盘，说：“想听？”
冯家昌说：“老哥，你就别卖关子了”
侯秘书说：“你说这人世间有公平吗？”就这么说着，他缓缓地摇了摇头，接着又说：“从来没有。比如，希腊船王的女儿，生下来就是亿万富翁的继承人而有些人，生下来的时候，连裤子都穿不上同样是一个精子与一个卵子的结合，为什么她一生下来，就拥有那么多的财富，有那么多的人为她操心？为什么有人就偏偏生在了穷山沟里？有什么道理吗？没有，我看没有。这就是命运。要想改变命运，有一句话是必须牢记的，这就是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你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吗？”
冯家昌点点头：“你说。”
侯秘书说：“那好，我现在告诉你，一加一等于几。对于某些人来说，一加一至少等于十！”
冯家昌笑了，说：“老哥，你说得也太玄乎了吧？”
“小佛脸儿”说：“一点也不玄乎。你知道刘广灿吗？”
冯家昌说：“不就是刘参谋嘛。才二十九岁，已经是副团了，年轻有为”
这时候“小佛脸儿”突然笑了。他笑着说：“年轻有为不假，但你知道他是怎样当上副团的吗？在咱们这里，这几乎是‘火箭速度’了。”
冯家昌忙说：“有什么背景吗？”
侯秘书说：“当然有背景。你知道么，他正在跟上边一位首长的女儿谈恋爱。这位首长的女儿在本地八六九医院工作。你知道八六九医院吗，就在东郊。问题不在于首长，首长什么话也不会说的。但是，这姑娘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社会体系，那几乎是一张无边无际的网。她的舅舅是一个省的副省长。她的姑姑，是本地省直机关的厅级干部，她姑姑的丈夫，是某野战部队的一位首长。她的叔叔，在北京某部工作。在咱们这里，有一位首长，我就不说名字了，也曾做过上边那位首长的秘书这些人可能一句话也不会说，可他们说一句是一句。当然，刘参谋的确是年轻有为。他原来也是咱秘书班子里的人，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背景，谁也不好再用他了，于是就直接提了副团。虽然说，人并不是凭关系的，但有关系和没有关系是大不一样的”“小佛脸儿”这么说着，突然间就沉默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人家刘参谋是如日中天哪！”
冯家昌说：“刘参谋的最大优点是什么？”
“小佛脸儿”笑着说：“又想学习了？”
冯家昌直言不讳地说：“被一个大家闺秀看中，总有他的长处吧？”
“小佛脸儿”说：“他有个绰号，你知道吗？”
冯家昌说：“知道。人家都叫他‘标尺’。一米八的大个，长得帅吗？”
侯秘书说：“此人有三个长处。一是长得帅，二是‘诚恳’。”
冯家昌探身问道：“诚恳？”
侯秘书说：“诚恳。你不要小看这两个字，‘诚恳’是无坚不摧的。第三是他有两套语言。”
冯家昌吃惊地问：“两套语言？”
“小佛脸儿”点点头说：“两套。比如说，当你说‘树’的时候，他说‘森林’。当你说‘森林’的时候，他会说‘树’。”可是，就这么说着“小佛脸儿”突然迟疑了一下，眉头上像是凝结着什么疑团，他吞吞吐吐地说：“但是”
冯家昌觉得他话里有话，就问：“但是什么？”
可侯秘书摇了摇头，连声说：“没什么，没什么。”
冯家昌接着说：“我还有一个问题，这一切你是怎么知道的？”
“小佛脸儿”笑而不答。停了片刻，在冯家昌目光的注视下，他终于还是说了，他说：“实话告诉你，我和刘广灿一屋同住了三年”这么说着“小佛脸儿”像是想起了什么，突然又笑了，待笑过之后，他说：“老弟呀，你也一样，运气来了，山都挡不住，我要告诉你的是，你将要进入的‘背景’，绝不次于那个刘广灿。你一定要插上‘小旗’！”
冯家昌说：“你笑什么？”
侯秘书说：“没事。睡吧。”
然而，一天早上，天还没亮，他们两人突然接到命令，要他们火速赶往八六九医院，去处理一项“事故”什么“事故”不知道。如何处理，也不知道。可命令就是命令，是不容迟疑的。于是，两人在军区值班室要了一部车，火速赶往东郊的八六九医院。
八六九医院是本地最好的一家部队医院，直属总部管辖。这家医院占地七十多亩，绿树环绕，设备精良，有许多医疗器械都是从国外进口的。这里的管理也很严格，曾多次被评为部队系统的模范医院，可是，它出“事故”了。当他们二人匆匆来到院长室时，只见老院长身上披着一件白大褂，脖子上挂着听诊器，垂头丧气地在办公室坐着。待两人说明来意，院长什么也没说，只是吃力地站起身来，说：“走吧，去看看。”
就这样，他们跟着院长来到了病房大楼的门前，那是一道铁制的栅栏门，大门有三米多高，门楣上方是铁制镀铬的红缨枪头。院长指着那铁制的大门说：“他就是从这里翻出去的。按说，是不应该出事的”
侯秘书问：“院长，你说谁？”
院长说：“刘参谋，刘广灿参谋。”
冯家昌接着问：“刘参谋怎么了？”
院长叹了一声，说：“半夜两点钟，他从这里摔下来了。”
两人都吃了一惊！冯家昌脱口说：“那怎么会呢？”刘参谋一米八的大个子，况且，他是军人哪，常在操场上玩单双杠，在杠上翻来跳去，很洒脱的！大门才三米高，就是摔一下，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呀？！
院长看了他一眼，而后伸手一指，默默地说：“他是挂住了，就挂在那里”
两人抬起头来，只见门楣上方的一个枪头上，仍挑着一块草绿色的布条，在风中，那布条在微微地晃动院长说：“就是那儿。”
这时候，侯秘书问：“刘参谋现在怎么样了？”
院长摇摇头，说：“跟我来吧。”
于是，他们跟着院长又来到了一间特护病房。进了病房后，两人立时就呆住了！只见刘参谋身上插满了管子，脸上扣着一个氧气罩，像一堆肉似的陈在那里屋子里静得可怕，只有心脏监护仪在“嘀、滴、嘀”地响着！在他病床旁边，还坐着一个俏丽的白衣女子。那女子满脸含泪，人像是傻了一样，坐在那里一声不吭。
出了病房门，侯秘书小声问：“院长，刘参谋”
院长摆了摆手，很沉痛地说：“没有希望了，没有任何希望。他的颈椎断了，腰椎也断了，他再也站不起来了。他只能是个”下边的话，他没有说。
冯家昌紧走了几步，再次跟上院长，小声说：“院长，你说他半夜两点钟，为啥子要翻那扇门呢？”
这么一问，院长突然火了！他甩着满头白发，暴跳如雷，连声吼道：“你问我？我问谁去？！我们这里难道不应该有制度吗？你能说是制度害了他吗？！他是你们的人，我正要问你呢？！是呀，半夜两点，他跑到我这里干什么来了？！好了，这下可好了”
两人又一次回到了那间特护病房，期望着能从那位俏丽的女子嘴里得到一点什么，好回去如实地向上级领导汇报。可是，当他们推开门的时候，他们得到的只有两个字，很冷的两个字：“出去！”
在回去的路上，两人在车上默默地坐着，一句话也不说。过了好久“小佛脸儿”突然万分感慨地骂了一句：“我操！——”
冯家昌说：“是那个女人吗？”
侯秘书说：“是那道门。”
冯家昌说：“门？”
“门。”侯秘书默默地点了一下头，过了一会儿，他说“格老子的，我以为还有‘标尺’。可这‘标尺’，说没就没了”
几天后，冯家昌遵照上级首长的指示，专程到刘参谋的家乡去了一趟，把刘参谋的父亲接到了部队。那是一个很偏远的小山村，老人说，儿子自当兵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这是一个很慈祥的老人，他脸上的皱纹就像瓦当上的图案一样，很陈旧，很沧桑，也很古老。在车上，他大多时间是蹲着的，他说他蹲习惯了。而后他说：“如今娃子是国家的人了，连支书都亲自上门提亲了”冯家昌听了心里很酸。
后来，就有了一个很残酷的时刻。冯家昌和侯秘书一起陪着老人再一次来到了八六九医院，走进了那间特护病房。开初的时候，老人像傻了一样站在那里，久久不说一句话。过了很久很久之后，他才慢慢地蹲下身来，就那么在床边上蹲着，从腰里拔出烟袋，默默地抽了一阵旱烟。这才摇摇地站起来，探身上前，伸出那布满老茧的手，一点一点地在儿子脸上抚摸着老人喃喃地说：“白了，这娃白了。”
再后，当两人把老人从病房里搀出来的时候，老人喃喃地说：“娃子嘴上有泡，娃子心里渴。”然而，走着走着，老人突然停下来，迟疑着，小心翼翼地问：“侯同志，冯同志，好好的，娃子干啥子要翻那道门呢？”
两人相互看了一眼，谁也不说话。没有人能够回答他，这个问题无法回答。这时，老人又小心翼翼地问：“娃子他还算是国家的人吗？”
侯秘书回道：“算。”
老人说：“只要有口气就算？”
侯秘书说：“只要有口气就算。”
最后，老人叹一声，说：“一个村，就出了这么一个国家的人。”
在八六九医院，他们再也没有见到那个俏丽的女子。有人说，她已经调走了。至于调到了什么地方，谁也说不清楚。她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走了
夜里，两人躺在床上，都默默的。天很热，觉也睡不着，两人就不停地在床上翻“烧饼”片刻“小佛脸儿”突然坐起身来，说：“有句话我想说出来，不说出来我心里难受。多年来，大家都觉得刘参谋是城里人，这里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乡下人。真的，他在穿戴上是很讲究的，衬衣总是洗得很白，雪白雪白的一米八的大个子，穿着雪白的衬衣，真帅呀！可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他是乡下人。你猜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和他一个屋住了三年，只有一样他没变：他的屁多。他屁里有一股红薯味。真的，这一点他无法改变，他还没有把乡下的屎屙净呢，就”
冯家昌忽地坐起身来，恶狠狠地骂道：“——我日你妈！”骂了之后，他满脸都是泪水
两人像斗鸡似的互相看着，眼里燃烧着仇恨的火苗过了一会儿，侯秘书也流着泪说：“老弟，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想刘参谋，我想他呀！”
待冯家昌彻底冷静下来后，他才以缓和的语气说：“你说那话，也是个屁。”
“小佛脸儿”说：“啥子话？”
冯家昌说：“‘一加一’到底等于几？等于他妈的——负数！”
“小佛脸儿”说：“你错了。这是个变量。刘参谋是有运无命，有缘无分。他的‘运’可以说是太好了，可他的‘命’又太差了。在偶然与必然之间，只有努力才能导致必然。至于偶然，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有些事情，你做了，才会出现可能性，你要是什么也不做，连可能性也没有了。老弟，你听我一句话，‘一加一’的确是可以等于十的。”
冯家昌沉默了一会儿，说：“很残酷啊。”
侯秘书看了他一眼说：“是很残酷。”
谁是俘虏
冯家昌站在廖副参谋长的面前。
老头背着双手，一趟一趟地在他的眼前踱步
在他的记忆里，老头从来没有这样严肃过，他的脸紧绷绷的，头发一丝不乱。这是个好老头，待人非常和气。况且，近六十岁的人了，每天早上，他都带着机关里的参谋、干事、秘书们起来跑步，风雨无阻。当然，老头也有粗暴的时候，记得有一次，早操点名时，徐参谋没有到。老头竟然跑到宿舍里，一脚踢开了徐参谋卧室的门！当时，徐参谋吓坏了，匆忙忙提上裤子，在床边立正站好老头质问说：“为什么不上操？！”徐参谋慌慌张张、结结巴巴地说：“报、报告廖、廖副参谋长，我，我家属来、来了”这时，老头慢慢地转过身去，背着手说：“是吗？”徐参谋说：“是。我家属昨晚来了。”于是，老头摆了摆手，说：“——继续进行。”说完，门一关，大步走出去了。后来，人们一见徐参谋，就跟他开玩笑说：“继续进行！”
老头终于停下来了。老头仍是背着双手，两眼盯视着他，说：“你的转干手续批下来了吗？”
冯家昌绷紧身子，回道：“还没有。”
老头缓缓地点了点头，说：“噢？噢。噢噢。”他一连“噢”了四声，接下去很严肃地说：“我这里出了一点问题。至于什么问题，你不要问，也不要去打听根据组织上的决定，我要下去了。到青泥河农场去蹲点。现在，你有两个选择：一、跟我下去。二、留下来，重新分配工作。你考虑一下。”
冯家昌怔了一下。他心里打起了“鼓”那“鼓”咚咚响着可是，他知道，这个时候是不能犹豫的，他不敢犹豫。再说了，老头对他不错，他是老头点名要的。那就押一押吧，他必须押一押！于是，他立即回道：“我跟你下去。”
老头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说：“告诉你，我是犯了错误的人。既然下去了，就很难说什么时候能回来你不要急于回答，再考虑考虑。”
冯家昌再一次重复说：“我跟你下去。”
老头看着他，脸上突然有了些温情。他很沉重地摆了摆手说：“那好，你去吧。”然而，当冯家昌将要走出去的时候，他又叫住他，说：“下盘棋吧。”两人就坐下来，默默地摆上棋盘，下了一盘棋，下到最后，冯家昌输了。这时候，廖副参谋长点上了一支烟，说：“你输的不是棋，你输的是心理。”
夜里，冯家昌一动也不动地躺在床上，两眼怔怔地望着屋顶躺在对面床上的“小佛脸儿”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一眼，终于说：“你想知道的事情，我不能告诉你。”冯家昌说：“我知道。”“小佛脸儿”又说：“这么说吧，有人在湖里投了一粒石子，波及到了廖副参谋长”冯家昌忍不住问：“是政治问题吗？”在那个年月里，一旦牵涉“政治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小佛脸儿”停了一会儿，才说：“老弟呀，我所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了。”这时候，冯家昌忽地坐了起来，说：“侯哥，你说我去不去？”侯秘书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件事，你可以托一个人问问。”冯家昌说：“托谁？”侯秘书说：“李冬冬。”冯家昌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说：“不，我不求她。”侯秘书说：“那么，还有一个人可以问。”冯家昌说：“谁？”侯秘书说：“周主任。”
第二天，冯家昌一连给周主任送了三次文件。那都是些文字材料，可送可不送的，他也送了。每一次进门，他都是很响亮地打“报告”等屋里传出一声“进来”他才推门进去。为了引起周主任更多的注意，每次进了门，他都是先立正、敬礼后，再呈上文件当他送到第三次的时候，周主任才抬起头，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说：“有什么事吗？”冯家昌迟疑了一下，说：“没什么事，我要下去了。”这时，周主任“噢”了一声，突然说：“你要是不想去，可以提出来。”没等他回过神儿来，周主任又看了他一眼，冷冷地说：“有时候，人不要太聪明。”冯家昌听了，脸上火辣辣的！他再没有说什么，敬了一个礼，就默默地退出来了。
就这样，三天后，一辆吉普车把他们送到了三百里外的青泥河农场。青泥河农场原是劳改农场，后来被部队接管，就成了一家部队农场。这地方依山傍水，占地两千七百多亩，有大片大片的茶树和庄稼地。在场长的陪同下，廖副参谋长四处看了看，随口说：“可以钓鱼吗？”场长说：“有一口鱼塘。”廖副参谋长轻轻地吐一口气，说：“很好。”
农场隐没在绿树丛中，是一排一排的小平房。在场长的安排下，就挑了两间干净些的，让他们住下了。安排好住宿后，场长说：“冯秘书，这里经常停电。厂部还有两盏马灯，你来取一下吧。”于是，他就跟着场长来到了场部办公室。进了屋，关上门，场长才小声说：“冯秘书，关于廖副参谋长，我们只是代管。他的安全问题，由你负责。他的情况，也由你如实向上级汇报”冯家昌默默地点了点头，说：“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场长说：“上级指示，也就两句话：不死不跑。别的，就没什么了。”冯家昌听了，心里顿时沉甸甸的，他说：“明白了。”
“不死不跑”这句话一直萦绕在冯家昌的脑海里。这是什么概念？对于冯家昌来说，那是无数个心焦意乱的日日夜夜！
白天还好说，白天里廖副参谋长可以到田野随便走一走，看看天，用手摸一摸茶树，有时候也干些农活。一个“三八式”的老红军，一个副军职的参谋长，一旦卸去那所谓的身份，就跟一个老农民也差不了多少。那是八月，天还很热，老头常常穿着一个大裤衩子，头上戴着一顶破草帽，光着两只脚，蹲在农场的菜园里薅草。农工们不认得他，就说咋称呼？他说廖，姓廖。于是人们就叫他“廖老头”他就和气地笑笑。有时候也去谷场上干些碎活，和那些农工一样，脱得光光的。这时候，要是凑近了看，就会发现在汗水腌着的那身老肉上，在露一层松垂老皱儿的前胸和脊背上，有着一处一处的枣红色伤疤午后，他会跟冯家昌下盘象棋，不管是输是赢，只下三盘。有时就拿上钓竿、马扎，去鱼塘边上钓鱼。老头不吃鱼，钓上一条，扔下去，而后再钓老头大多时间是沉默的。有时候，老头也说一句什么，他说：“鱼很傻呀。”
夜里就不好办了。农场里经常停电，夜又是那样黑每天晚上，蚊子像轰炸机一样来回地俯冲！蚊子很肥，在蚊子嗡嗡叫的季节里，老头睡不好，冯家昌更睡不好。那简直就是些“熬鹰”的日子，每个夜晚，冯家昌的心就像是在油锅里炸一样。老头不睡，他不敢睡，老头睡了，他还不敢睡“不死不跑”那四个字，一直在他的心上扎着！每当夜半时分，老头稍有动静，冯家昌就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先是送上尿罐；如果老头不尿，就赶忙拿把扇子给老头打扇、赶蚊子本来，农场里给他们是配了蚊帐的，可是，由于老头总是睡不踏实，常把掖好的蚊帐蹬翻，所以，冯家昌也不敢独享，就干脆把蚊帐撩起来，不用。有很多个夜晚，冯家昌是坐着睡的，他光着脊梁，穿着一个裤衩子，就坐在门口处那有点亮光的地方，手里拿着一本书，去“喂”那嗡嗡乱叫的蚊子！
一天夜里，冯家昌趴在床上打了个盹，可他竟然睡着了。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已是下半夜了。这时候，他陡然吓出了一身冷汗，老头的床上没人了！于是，他赶忙四下去找。场部没有，菜园里没有，鱼塘边也没有冯家昌脑海里“訇”的一下，心里马上跳出了一个恐怖的声音：完了。你的一生在这里就要画上句号了！怎么办呢？要通知场长吗，是不是马上通知场长，发动全场的人去找？！可他心里又说，再找找吧，先不要慌，越是这样的时候，越不能慌，再找找看。
就这样，在心乱如麻之中，他又折身来到了谷场上。那是一个巨大的打谷场，远远看去，谷场上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只是兀立着两座圆圆的谷垛。可是，突然之间，在墨色的夜岚里，他看见了一个红红的小火头儿！那火头儿一飘一飘地在谷场上闪烁着开初他还有一点害怕，他以为那是鬼火。可是，当他一步步走上前去的时候，他才看清，谷场西边那黑黑的一团竟然不是树，那是一个石磙，老头就在场西边的那个大石磙上蹲着！老头光着两只脚，哈着个腰儿，看上去就像是个大蛤蟆。他两眼怔怔地望着夜空，正一口一口地抽烟呢。这时候，冯家昌那颗悬着的心才慢慢地落在了肚里，他在离老头三步远的地方立住身子，轻轻地叫了一声：“廖副参谋长。”
很久之后，老头说：“你看那星星，很远哪。”接着，他又说：“人心也远。”
过了一会儿，老头喃喃地说：“十六岁，我从家里跑出来，一晃几十年，也值了”这时，老头咂了咂嘴，又说：“记得，临走的时候，在镇上吃了一顿粉浆面条，很好吃呀。”老头说：“当年，我跟一个最要好的同学，就是吃了那碗粉浆面条后分手的。原本是要一块走的，他家里临时有事，晚走了两天，说是到西安聚齐。可一到西安，也分不清东西南北了。那会儿，招兵的也多，这里竖牌子，那里竖一个牌子，就稀里糊涂地跟着走了以后失散多年，通过家人打听才知道，我投的是八路军，他入的是国民党的新七军。那时候，国民党的新六军、新七军，都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吃得也好，这就成了敌人了。再后来，在战场上，他成了我的俘虏当时，他已是团长了，国民党的上校团长。他要求见我一面，请示领导后，就见了。见了面，他说秆儿，我瘦，小名叫麻秆儿，我们也就是两天的差距呀！我说麦头，他的小名叫麦头，有啥话你就说吧。他说，我只有一个要求。我说，你说。他说我想吃碗粉浆面条。于是就让炊事班给他做，面条是做了，就是没有粉浆，在战场上，上哪儿找粉浆去？吃了那碗面，他就走了，站起就走，再也没有说什么。后来，在押送他回去的路上，他企图逃跑，被战士当场击毙，子弹打在后脑勺上，成了一盆糨糊了后来我才明白，他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是想让我放他一马。可我不可能放他，也不敢放他。可他以为我会放他，要不，他不会跑的”老头喃喃地说：“在学校上学的时候，他家条件好，我们家穷，两人的饭是伙着吃的，他贴我很多我欠他一碗粉浆面条。”
话绵绵的，夜是那样的静，人就像是在梦里一样。久久之后，他又说：“人老了，睡不着，出来坐一坐。你害怕了？”
冯家昌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冯家昌心里说，老爷子，你把我的苦胆都吓出来了！
接着，老头淡淡地说：“放心，我不会死。我不会连累你的。”
听了这话，冯家昌眼湿了，不知怎的，他眼里有了泪。星星很远，星星在天边闪烁，夜凉如水，夜墨似锅。老头就这么一个人孤孤地在石磙上蹲着，那蹲相很像是一只可怜的、无家可归的老狗。不知为什么，冯家昌一下子就想起了家乡的狗这是将军啊！
第二天，冯家昌找到了场长，说：“老头心情不好啊。”场长资格老，说起来也算是廖副参谋长的部下，就说：“那怎么办？可千万不能出什么事情啊！”冯家昌说：“我有办法。不过”场长说：“只要让老头高兴，不出事情，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于是，冯家昌就在场部借了一辆自行车。他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先后跑了六十多里路，一路打听着，终于在王井镇上找到了一家卖凉粉浆的。而后，他带着那半桶凉粉浆赶回来，又连夜到四乡里去打听做“粉浆面条”的好手。他一村一村地问，见了女人就问。那些女人说，做是都能做的，但不一定做得好。再问，就有人说，有一个从黑马集嫁过来的女人会做“粉浆面条”做得好。于是就让人找来了那黑马集的女人。那女人看上去清清爽爽的，却是个后走的寡妇，说是她先前的一个男人曾当过土匪，解放时被镇压了一见面，那女人却说：“粉浆面条不好做，那是吃心情的。”听了这话，冯家昌不由得多溜了她一眼，随手掏出两块钱，往桌上一放，说：“我是农场的，你跟我走吧。”不料，那女人看了看桌上的钱，又说：“等等。有浆吗？有黑芝麻吗？有黄豆吗？有芹菜吗？有小麻油吗？你光说让做？”冯家昌说：“有。你跟我走吧。”
到了这一天的中午，冯家昌像往常那样把老人带到了场部食堂。刚坐下不久，廖副参谋长吸了一下鼻子，突然说：“粉浆面条？”
冯家昌说：“粉浆面条。”
于是，老头再没说什么，就一连吃了三碗吃了之后，他说：“行，还行。”
过了两天，冯家昌又骑车叮叮咣咣地到了荷店。他听人说，荷店的煎包在当地是很有名的。那包子是牛肉馅的，在平底锅里用热油煎了，再用干荷叶包上捂一捂，待荷叶吃进了油里，就有了一股清香之气。这地方还有一种配着荷叶煎包的小吃，叫豆沫，是一种糊糊状的汤，那糊糊面是用小石磨拐的，里边搁有磨碎了的花生、香菜、红萝卜丁、豆腐之类，香而不腻，很爽口。冯家昌原本打算买些带回去，又怕一凉就不好吃了。他灵机一动，就问那摆小摊的师傅，问他一天挣多少钱？那卖煎包的师傅说，不多，也就十多块钱的样子。冯家昌从兜里掏出了二十块钱，往摊上一放，说：“跟我走吧。”那摊主本还想讨价，见冯家昌穿着军装，脸“突”地黑下来，立时就有了点“资本主义”的恐慌，再不敢多说什么了。
再一天，中午的时候，老头坐下来时，眼一亮，说：“荷叶包子？！”
冯家昌说：“荷叶包子。”
老头说：“咦，豆沫？！”
冯家昌就说：“豆沫。”
老头用手摸了摸那荷叶，又捧起来闻了闻，而后，他拿起筷子夹起了一只热腾腾的煎包，咬上一口，细细品着；再喝一口盛在碗里的豆沫，小口，品了，再品久久之后，说：“不错，是那个味儿。”
又过了几日，摆在桌上的是吴桥的烧饼。“吴桥烧饼”在方圆百里都是很有名的，那烧饼外焦里酥，入口即碎，麻香可口，且有甜、咸两种；更馋人的是，跟吴桥烧饼相配的是遥镇的胡辣汤，那胡辣汤更是远近有名，有一种极独特的做法，那种辣是叫人悬想不已的当地曾有一种说法，说是吃了吴桥的烧饼，喝了遥镇的胡辣汤，jī巴哩，死也值了！
那一日，老头一口一口地吃着那“吴桥烧饼”喝了遥镇的胡辣汤，长叹一声，说：“很好，很好。”
再后来，隔上不几天，冯家昌准会弄出一些花样来：那或是杨林集的五香狗肉，凡城的“火烧”凡城火烧夹杨林集的狗肉，满口牙香！那或是西川的芥末凉粉，花镇的小烙馍，热烙馍卷凉粉，一热一凉，再就上玉米糁糊糊，美呀！那或是伏儿岗的双黄鸭蛋，那或是秋岭的烧麦，那或是皇村的羊双肠汤，那或是丰县的肉盒，那或是临乡的焦麻兔肉，那或是秤杆刘的“气肚蛤蟆”那或是颍水的“叫花子鸡”那或是小尤的焖饼这都是些做法极为奇特的地方风味，是一个地域一个地域存了心去找才会发现的。
夜里，老头睡不着的时候，就说些三十年前的话那话丝丝缕缕，断断续续，很梦幻呀！冯家昌就很认真地听着，轻易不问。有时候，老头的话很“簸箩”翻来覆去的，很没有“阶级性”只说了那时间、那地点、那气味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