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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的衣兜里发现了蛛丝马迹，曾跑到市府里跟父亲大闹！一时间市府大院里传得沸沸扬扬，说什么的都有。可人们碍于市长的面子，也只是在背后说说而已。不久，她就调走了听到这个名字后，李冬冬沉默了一会儿，语气也跟着软下来了，她嘴里嘟哝了一句，说：“她找你干什么？”
冯家昌说：“你不要多问了。总而言之，我做的是和稀泥的工作。”
李冬冬抬起头来，问：“怎么，她想要挟我爸？”
冯家昌想了想，说：“目前还没有。”
说着，说着，李冬冬又警觉起来了：“那她找你干什么？她怎么会认识你？”
冯家昌说：“我也正纳闷呢。下班时接了一个电话，说大门口有人找。”
李冬冬迟疑了一下，问：“她，怀孕了？”
冯家昌说：“你不要问，你别问了。这又不是什么光彩事。”
这时候，一向很“现代”的李冬冬竟然骂起来了，她咬牙切齿地说：“看起来，这个女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冯家昌说：“论起来，我们算是下辈人。老人的事情，我们还是不要多干涉吧。你说呢？”
李冬冬突然问：“她长得漂亮吗？”
冯家昌漫不经心地说：“还行，还行吧。”
李冬冬说：“什么叫还行？还行是什么意思？”
冯家昌说：“还行就是不错呗。你想，那是你爸看中的人，会有错？”
李冬冬终于绷不住“吞儿”地笑了，说：“你就坏吧。”
警报解除了。冯家昌暗暗地松了一口气，他去打了一盆热水端过来，蹲在沙发跟前，说：“小姐，把脚伸出来吧，好好泡一泡。”
李冬冬把两只小肉脚伸进盆里，一边还埋怨说：“气死我了，这么晚还不回来。打电话也找不到人。后来还是人家侯参谋告诉我，你被一个女的叫走了”冯家昌嘴里的牙“咯”了一下，一边给李冬冬搓脚，一边轻描淡写地说：“这事不便说，可他看见了。”
李冬冬郑重地吩咐说：“爸的事，你不要跟人乱说。”
冯家昌回了一句：“我知道，这人多事。”
躺在床上的时候，冯家昌浑身像是瘫了似的，觉得很累很累！他本来想长长地叹一口气，松了那绷得太紧的神经，可他又怕李冬冬会看出什么来，就硬是把那口气憋回去了。本来，家是可以喘口气的地方，可哪里是你的家？
在城市里。要想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太难了！不是你不想做人，是你没有做人的资本。他想，谁不愿活得诚实，那龟孙才不愿呢！要是喜欢什么就说什么，看什么不顺眼，你就说出来，那有多好！可率性是有条件的，也是要付出代价的。问题是，你付得起吗？对于某些人来说“诚实”就像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上级要下级诚实，可下级为什么不诚实呢？假如诚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人见人爱，他还有说假话的必要吗？有一句古话说得好“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是一语道破天机！人们动不动就把“诚实”当做一种品质，可诚实是品质吗？当你面对敌人的时候，你能“品质”吗？当你面对朋友的时候，你能“品质”吗？其实，在人世间能够流通的话语，大多是半真半假。全真不行，你不可能全说真话，要是全说了真话，这个世界就麻烦了。你也不能全说假话，你要是满嘴谎言，也就没人信了。说假话也是一门艺术，一般都是“三七开”或“四六开”还有“九一开”的，像今天晚上，他说的假话就是“九一开”“九一开”就是九分真话里包裹着一分假话，这就像是真瓶装假酒，所有的细节都是真的，只有包在里边的那个“核”是假的。这个假近乎于瞒天过海，可这个假是无法证实的。他知道，像这种事情，作为女儿的李冬冬是不可能去查问父亲的，永远不会。有时候，他真羡慕李冬冬的率性，高兴了，就抱着你亲个没够。不高兴了，就敢把拖鞋甩到你的脸上，就敢让你滚！你敢说让她滚吗？房子是人家分的，家具是人家置的，你一个从乡下出来的穷小子，凭什么让人家滚？到头来只能是你滚。
他记得很清楚，自搬家之后，有那么几次，凡是他穿着便装回来，市政府家属院看大门的老头总要拦住他盘问一番，好像他脸上天然地就写着一个“贼”字似的！后来还是一个熟人对那老头介绍说：“——这是李市长的女婿。”那人此后才不再问了，见了他，还一次次地点头。女婿，女婿是什么，那能是一个人的名字吗？！那天晚上，他在镜子前站了很久，他要看看这张脸，怎么就是一张没有“身份”的脸呢？！
躺在床上，默默地望着自己那疲惫的灵魂，冯家昌知道自己是想说真话的，他太想“真”了！可他目前还没有“真”的资本，他渴望有一天他能“真”起来。可是，在灵魂的深处，他还是有欠缺的。刘汉香就是一道迈不过去的坎儿。他是欠了她，这没有话说。可面对危机的时候，他也没有别的办法，他只有自保。好在刘汉香大仁大义，并没有跟他过不去。不然的话，他就完了一想到这里，他的心就一揪一揪地疼！天冷了，人生地不熟的，也不知道她住在什么地方？
人在床上，心却走了，那“心”是多么愿意跟她走啊！
他睁着两眼，听着自己的心跳声，还是忍不住地叹了口气。这时候，李冬冬偎过来，小声问：“你怎么了？”他说：“没怎么，睡吧。”她突然说“你是不是嫌我丑？怀了孕的女人都丑。”他说：“没有。没有。”她说：“真没有？”他说：“真没有。你正怀着孩子呢。”她说：“对不起，我态度不好。可我一个人在家，太寂寞”他说：“我知道。快睡吧。”她就撒娇说：“我，我睡不着，你抱抱我。”冯家昌就往前凑了凑身子。可她又说：“脱了，你脱了抱我。”冯家昌只得把睡衣脱了，光出身子来，而后弯成一个弓形，抱住了那个肉肉的“大冬瓜”他就这么弯着，近又近不得，远又远不得真累呀！可李冬冬仍不满意，李冬冬说：“你这人，怎么木头似的，一点情调都没有。”他就伸出手来，就像哄孩子似的，轻轻地拍着她，拍拍，再拍拍一直到把她拍睡为止！
第二天早上，当他醒来的时候，李冬冬抱怨说：“你这个人，真是的。夜里呼呼噜噜的，还不停地说梦话”
他心里一惊，说：“我说什么了？”
李冬冬不屑地说：“你还能说什么？老是麦秸垛、麦秸垛，翻来覆去就是个麦秸垛想家了？”
他淡淡地说：“是，想家了。”
李冬冬“哼”了一声，说：“从明天晚上起，咱分床吧。”
冯家昌一时不明白她的意思，说：“分床？怎么分？”
李冬冬说：“你说怎么分？你这个人我的意思是说，分开睡。”
冯家昌又是一惊，说：“为啥？”
李冬冬没好气地说：“你没听书上说吗，怀孕期间，人家的胎教是音乐。是肖邦，是莫扎特！你儿子呢，听的是呼噜加麦秸垛！”
冯家昌闷了片刻，说：“行啊，怎么都行。”说着，他扭身进了洗脸间。
在洗漱间里，冯家昌对着镜子用力地拍了拍脸，对自己说：不管怎么说，出了门，你还得笑，你还得打起精神来。你没有选择，你必须战斗。
人也是植物
那么，你相信不相信机缘呢？
刘汉香没有想到她会碰上老梅。在这个城市里，除了那个“他”刘汉香一个人也不认识。这就像是把一个河沟里的小鱼儿扔进了大海，在呛了几口海水之后，她实在是不知道还会碰到什么结果是她碰上了老梅。
这个老梅大约有六十来岁的样子，个子瘦瘦高高的，头上戴着一顶发了白的蓝帽子，穿着一身很旧的中山服，两只胳膊上还缀着毛蓝布做的袖头。他慢吞吞地走在园艺场的林子里，每当他走过一棵树的时候，他就会停下身子，喃喃地对树说：“你好啊，兄弟。你好。”接着，当他走到一棵小树前的时候，他会拍拍那树，亲昵地说：“你好啊，年轻人，你好。”而后，他会不时地扬一扬头上的破帽子，跟遇到的每一棵树打招呼那神态实在是跟一个精神病患者也差不了多少。
刘汉香就是在园艺场的林子里遇到他的。她在这座城市里。整整游荡了一夜！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几乎是因了一个说不出口的原因，阴差阳错的，使她顺着马路一步步地走进了这个设在郊区的林科所等她方便过了之后，她居然喜欢上了这个幽静的、地上落满黄叶的园艺场。她在一棵银杏树下久久地伫立着就在这时，她听到了一个苍老的声音，那声音说：“孩子，你怎么这么忧伤呢？”
蓦地，她转过脸来，看见了站在她身边的老梅。那一句“孩子”就像是打开了一道闸门，她竟然一下子扑在了老人的怀里，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了。
老梅说：“我知道，你是想跟树说说话。人都有烦心的时候，烦了，就跟树说一说。树也有心，树比人好。”
哭了一阵，心里好受些了，刘汉香说：“我要变成一棵树就好了。”
老梅说：“你变不成树。树从不流泪，你见过树流泪吗？”
刘汉香说：“树不是人种的吗？”
老梅说：“最早的时候，树不是人种的，树是大自然的馈赠。人一代代地砍树，所以上天才罚人种树，人离不开树。”
刘汉香就问：“老伯，你，你是干什么的？”
老梅说：“我嘛，我就是一个种树的。”
此后，使刘汉香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么近的人，甚至可以说是贴骨贴肉的近人！怎么会一下子就成了陌路？而萍水相逢，仅仅是一面之交，又怎么会一下子融洽到无话不说的程度？！而且，她这样一个单身的姑娘，面对一个老男人，怎么就敢在这个林科所住下来了说起来，这真像梦里一样。也许，他们两人都需要一个对话者，一个不知根底也不用着意防范什么的对话者。
也是住下之后她才知道，老梅曾经是这个林科所的所长。老梅在园艺场后面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摆满了栽种在盆子里的植物，那些盆景或大或小，千奇百怪，那些栽在盆子里的植物也各有各的造型，各有各的姿态，一处一处都曲曲虬虬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微缩了的小型植物园。
当刘汉香呆呆地看着院中的这一切的时候，老梅却淡淡地说：“不用看了，这是我犯下的又一个错误。”
刘汉香说：“错误？”
“是，错误。”接着，他说“姑娘，我实话告诉你，我并不是一个好人。我一生犯过许多错误”
听了这话之后，再看那一处处盆景，刘汉香就觉得这院子里的植物挺冷清的，像是很久没人管理了，长荒了，的确是有些废园的味道可她仍是不能理解，那些盆景，看上去一个个造型都是很奇特的，怎么会是错误呢？不过，这老头说话的语气，倒是让她觉得亲切。他居然说他不是一个好人？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位老人，还是林科所的所长，他竟然会擀面条！这顿午饭是他自己做的，他不让她插手，自己亲自下厨房和的面，擀的面条。当刘汉香要去帮他的时候，老人说：“和面、擀面、切面都是很幸福的事情，你不要剥夺我的幸福好不好？”
听他这么一说，刘汉香不由得笑了。
老人的刀功很好，面切得很细。没用多少时间，两碗热腾腾的鸡蛋面就端上来了，上边漂着一层油浸的葱花。也许是饿了，刘汉香吃得很香。吃饭的时候，老人告诉她说：“孩子，我看你是个善良的人。一个人善良不善良，从眼睛里是可以看出来的。可你心里有伤。你要是不介意的话，就留下吧，在这儿多住几天。况且，你跟我这个老头挺投缘的。咱们也可以说说话。”接着，老人又说：“话是有毒的。有时候，声音就是一把看不见的刀子，它会伤人。特别藏在心底里的话，熟人是不能说的。你给熟人说了，会惹很多麻烦；所以，只能给生人说。其实，所谓的陌生，只是一种距离，就像是一棵树与另一棵树，双方不在一个空间里存活，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就不会受到伤害。”
不知为什么，刘汉香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老头。这老头说话怪怪的，可他睿智、旷达。也许是长年跟植物打交道的原因，他的话语里含有一种超凡脱俗的飘逸！同时，她也看出来了，家里就他一个人，挺孤的。
在林科所的这些日子里，黑夜是长了眼睛的。那些黑夜是由话语组成的，从心底里流出来的话语成了夜的眼，一颗心看着另一颗心，一脉一脉地流动着，显得平和，达观，湿润。当往事进入回忆的时候，它又像是一把被生活磨秃了的刀子，已没有了伤人的杀气，是钝出来的宽厚。不知怎的，这心一下子就松下来了。话是开心的锁，两个陌生人围坐在炭火前，开始了心与心的靠近。刘汉香自然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事情告诉了老人，就像是一个孩子面对陌生而又睿智的父亲；老人呢，更是敞开心扉，把能说的和不能说的，全都一股脑儿地端出来了
老人说：“平心而论，早年，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说起来，我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解放后才上的大学，那时候大学生还很少，物以稀为贵，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吧。我是学林业的，一九五七年大学毕业。一个学林业的，本是种树的料，可我毕业之后并没有去种树，你猜我干什么？砍树，一毕业就去砍树。我一九五七年毕业，一九五八年刚好赶上‘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那时候的口号是‘千军万马齐上阵，一天等于二十年，赶英超美！’于是我就跟着去砍树了。我整整地砍了一年的树，那时候人就像蚂蚁一样黑压压地扑进林子里，砍光了一个山头！由于我表现好，还发明了一种叫做‘顺山倒砍树法’，一下子把自己‘砍’成了一个模范人物，入了党提了干，成了一个积极分子了。这些话，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说的。说它干什么？说出来挺丢人的。其实，说白了，人也是植物。每个地域都有它特殊的植物和草木，那是由气候和环境造成的。人的成长也是由气候来决定的。我所说的气候，是精神方面的，指的是时代的风尚。什么样的时代风尚，产生什么样的精神气候，什么样的精神气候，造就什么样的人物。开初的时候，我也是想一心一意报效国家的，可没想到，我成了一个砍树的人你要说发疯，也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只能说老老少少都疯了，为了炼钢，为了赶英超美，就我所在的那个地区，所有的树都砍光了，砍得一棵不剩，这能是哪一个人的问题吗？”
接着，老人说：“我这个人是办过一些坏事的。所谓的好事坏事，也是过后才看清的。当时并不那样想，当时认为是‘挽救’就是砍树那年，我当过一阵子青年突击队长。记得是一天傍晚，收工的时候，我把所有的队员集合在一起，开始点名。那时候是军事化管理，上工下工都要点名，结果发现少了两个人，一个是张秋雁，一个是王心平。秋雁是女的，王心平是男的，他们都是我的大学同学。那时候我年轻气盛，也认为自己‘为人正直’，就下令全体队员去找结果一找就找到了，两人正躲在一棵大树的后边抱着亲嘴呢。往下就不用说了，当晚就开了他们两人的批斗会，这个批斗会是我主持召开的，让他们两人站在会场的中央，整整批了他们大半夜那晚批斗会的口号就是两个字：无耻。那时候，不光我一个人觉得他们无耻，可以说，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们很无耻。大家把他们两人围在中间，那时候开斗争会叫做‘过箩’，就是一群人围着，你从这边把他推过来，我从那边把她搡过去后来，天亮的时候，张秋雁就不见了，于是就再发动人去找，结果是她挂在了一棵树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棵歪脖树，她的眼瞪得很大，目光里一片惊恐那个王心平，是个六百度的近视眼，后来补上了一顶右派的帽子，下放到他老家去了。走的时候，他哭着说，我要早知道，就不亲那个嘴了，就那一口，这十六年学白上了，我是带‘帽儿’（右派帽子）归呀！现在想来，不就是谈个恋爱吗，值得这样？我要说的是，当一个民族都发烧的时候，泼上一盆两盆凉水是不起作用的。认识也是要有过程的。那是一个提倡斗争的年月，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参加斗争的，不是斗争者，就是被斗者，没有例外。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精神气候。在这样的气候里，你要进步，只有斗争。你想，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好不容易才上了大学，吃的是助学金，我是一定要进步的，我生怕自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就事事冲在前头，一下子就成了这个气候里的活跃分子”
老人说：“后来我一直都是积极分子。我是个不甘落后的人，事事都要抢在前边。所以，在那些年月里，有那么一段，我是很红的。我办的第二件坏事，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贴了一张大字报。那时候大字报铺天盖地，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字报的海洋，人人都贴大字报不料，就是这张大字报惹出了事端。一个对我最赏识的老领导，在我贴了这张大字报之后，跳楼自杀了！当然，在那个时候，一个‘走资派’，死了也就死了，那时候叫做死有余辜，也没人说什么，可这件事一直是我的心病。其实，我那张大字报也没揭发什么，就写了一件小事，写他吃蒸馍剥皮说实话，在我心里，也还有保护他的意思，因为别人写的问题比我写的严重得多，那时候写什么的都有，有写他是历史反革命的，有写他是国民党特务的，有写他乱搞男女关系的多了。我也就写了他生活上的一些小问题。我是在乡下长大的，有一次，我看他吃蒸馍剥皮，我真的非常吃惊。他是一个九级干部，资格很老，可他吃蒸馍剥皮，这也是事实。可就算是吃蒸馍剥皮，也罪不至死，是不是？可他就那么死了，当天晚上，他从被关的那栋楼房的窗户里跳了出去。那座楼是学院的标志性建筑，还是在他的主持下盖的，刚盖好，‘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那楼一共七层，他从最高处跳下来，就摔在楼前的水泥地上我想，这是饿人与包子的故事。在吃前八个包子的时候，他都不饱，到了第九个包子，他饱了。也许，是我让他伤心了。别人贴大字报，贴就贴了，无论说什么他都还能挺住，可我是他一手培养的，连我也贴了他的大字报，他就彻底绝望了。‘文革’后期，他家里的人到处告状，说是我把他逼死了，我也因为这件事被审查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时候，我一直不服。现在想来，我的确是有责任的。也许，就是我把他逼死的”
当老人说到这里的时候，他沉默了很久。而后，他用火钳子拨了拨土盆里的炭火，接着说：“这件事，我一直不清不楚地背着。后来，我离开了原来的岗位，就下放到这个林科所来了。那时候，我已不愿再跟人打交道了，于是，我选择了树。我本来就是学林业的，可二十五年之后，我才找到了树。就在我找到树之后，我又犯下了第三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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