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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吱呀一声响，刘同进来了。
没什么人支应他。大家管自做自己的事。孙武临窗而坐，把几日后要用的炸药放在脸盆里检验成分。丁立中、李作栋在屋子中间的小圆桌上给钞票加盖印章，起事后，可以散发给市民，建立革命军的信用；王伯雨在一旁整理文件，他还开了句玩笑“这些将来都是革命文献哩”
邓玉麟出去购表未回。起事在即，时间统一是很重要的。
宝善里这儿，刘同是常来常往的。大家并不讨厌他，但也没什么好欢迎的。因为他做不了什么大事。打个杂，跑个腿什么的，又不太好支使他。因为他是刘公的弟弟。
革命党人的经费一向紧张。从前文学社成员多是士兵，于是收“月捐”每月征收会员的饷银的十分之一。共进会因为各种行业都有，不便征收月捐，只能靠会员自愿捐输，没有什么固定经费。
1911年初，谭人凤奉黄兴命来湖北视察，曾交给共进会一千大洋。但还不上三四个月，这笔钱就花尽了。眼见十月的起事日期愈迫愈近，经费问题就变得更尖锐起来。
会中主事者只好各寻各路，有人将家中田地卖掉，以充会费，有人去劝说过路行商，将所带货物捐献入会。总之五花八门，法宝出尽。焦达峰听居正谈到他家乡广济县达城庙有一尊“金菩萨”便约了几个人去盗佛。在六月的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六个革命党人潜入庙里，取走了金佛。
可惜，路上遇见了州里的捕快，怕事情败露，只好将金佛扔进水田里。也不知便宜了哪个农人。
众人正叹惋之间，湖南同志邹永成来武汉，他一听说此事，立即献计，说他姑母住在武昌八卦井，家里很多金银首饰，何妨想法取来充革命经费。众人初时担心影响他们姑侄关系，但邹永成自己拍了胸膛，又想不妨革命成功后补报，便都允了。
计策是找个人配制迷药，这事交给了第三十一标军医江芷兰。邹永成自己去买了瓶好酒，带着药酒去找姑母辞行。当日，孙武、邓玉麟守在邹永成姑母家外，只等里面叫声“倒也倒也”便冲进去搜取革命经费。
哪知一顿饭由午时吃到未时，仍听到里面笑语喧哗，还有人叫“添酒，再炒个鸡蛋”好不容易等到邹永成红头涨脸地出来，只管摆手，说“药不灵，碍事”三人一同走回宝善里，路上大骂江芷兰医术太差，连副迷药都配不好。
邹永成后来又生一计，将姑母幼子骗到汉口，再留信冒充匪人，勒索财物。这次终于到手了八百元。
但革命是无底事业，八百元济得甚事？转手便空。那一段几个主事者日子艰难，孙武、邓玉麟、焦达峰将家中衣物，典当一空，每人只剩得一套内衫裤，每晚睡觉时脱下，便要孙武太太浆洗，第二天又好穿着。外衫更是只有一件公共的，谁要上街谁便穿出去。好在武昌天热，在家穿着内衫裤也能过。
这种困境，直到刘公从襄阳来武昌，才得解决。
刘公家是襄阳巨富，他本人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加入了同盟会，还在民报帮过忙。他的表兄陶德琨，新自美国留学归来，也是同盟会员。共进会一商议，决定举刘公为会长，经费也着落在他身上解决。
刘公也有心捐助革命。无奈中国传统家庭，子女未析户别居，用度无碍，手里却没有大笔银钱。正好陶表兄从美国回来，两人便商定一计。由陶表兄出面去劝刘公的父亲刘子敬，给刘公捐个官，说“表弟是日本留学生，朝廷现正在重用留学人才，如能捐个资格，将来定做大官，总督大学士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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