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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邻居看见我们一家三口在人行道上拔草、扫地、剪树枝。扫把、畚箕、剪刀，散置一地。四岁的孩子拔了草之后，正目不转睛地研究石隙里的蚂蚁。
施密特太太走过来，手里拿着个小瓶子，"用拔的您们要拔到哪一天？您看，有这种除草药水，很有效呢！"她举着小瓶子，"混在水里，浇在路面上，就不会再生野草，一年一次就行了！"
我知道毒药的妙用，可是毒药流进土地，渗进地下水，对自然环境没什么好处，而且，我喜欢拔草，晒晒太阳，未尝不是种享受。
蒲公英的根生得很深，拔不出来。
施密特太太看看四周，压低声音说：
"一定是五号那家老夫妇去告状的，老人家最吹毛求疵了。"
一会儿，考夫曼太太提着菜篮子晃过来："好辛苦啊！"
她看看四周，悄声说：
"一定是施密特太太打电话给警察的，他们看起来就是小鼻子小眼睛的人！"
海蒂搁下脚踏车，漫步过来，笑着说："德国人就是这样，讨厌天下太平静了，所以鸡毛蒜皮都看成天大的事。你可别太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我纵声笑了，邻居的善意安慰令我忍俊不住，他们何从知道，在我来到这"讨厌的"、"一板一眼"的德国之前，我住在一个多么不一样的社会呢？！
我曾经多么盼望警察的来到。红砖人行道上，突然摆起了面摊。老板娘手脚利落地撑起布篷、架起桌椅板凳，老板开始洗锅洗碗洗菜。客人欣然入座，先吃面、继之喝酒，继之划拳唱歌，继之口角打群架，老板把唱机开到最大音响，培养气氛，我们在屋里挣扎睡着，等待天亮。
油腻和烟火终于使人行道上的红砖变成黑酱色，鞋子踩过往往就黏在地面，不能拔脚。有一天，大概有人和面摊老板取得了协议。那个傍晚，面摊没有搭起来。倒是来了许多工人，七手八脚地搭起了一个大帐篷，占据了整个人行道，还有半边行车的大马路。
有人要办丧事了。
供着死者照片的道场布置起来了，摇着铃的道士、唱着佛的和尚、吹着唢呐的中乐队、打着大鼓的西乐队、对着麦克风嘶喊的"白衣孝女何秀子"，还有那受雇而来五人一组的"五子哭母"公司哭成一团，还有那脸上涂了白粉不知是男是女的人。边唱边扭腰
日日夜夜，在我们的人行道上。
我曾经多么盼望警察的到来。那个时候，我是那个令人"讨厌"的、"一板一眼"的女人，打电话到警察局去告状，耳边还有忘了取出的耳塞。偶尔，警察因为不堪其烦而来，总带着谴责的眼光看着我："摊贩都是可怜人，为了生存，没办法啦！你也要同情同情嘛！"或者："作丧事，中国人情嘛，反正丧事也不会天天有，忍一忍就好了。"
当然，我实在也不太有抱怨的权利，只是一个房子外边的人行道罢了；我知道，有人在买了新公寓之后，发觉楼下人家突然变成一家铁工厂，电焊器和打铁机每天激炸着金属摩擦相撞敲打的巨声，也有人突然注意到隔壁紧邻每晚发出缠绵而不可道人的呻吟声，门上已经挂出"按摩"的招牌，大人忧愁着不知怎么告诉年幼的孩子"不要到隔壁去玩——"
而同时，在我们大楼的顶楼空地，我发现有人运来了沙石水泥.正在建不知属于谁的小屋，一栋又一栋奇怪，当初买卖契约中不是写明了："顶楼空地由住户共同使用"吗？
拔掉最后一株固执的蒲公英，我们这段人行道就像整条街其他路段——样既整齐又清洁了，只是失去了一点阑珊浪漫之意。往后的日子里，每个周末都是拔草的日子。草，尤其是石隙里的野草，长得比日子的更迭还快。于是有一天，我也去买了一个小瓶子。
面对着六十公尺长的人行道，看见黄色的野花星星似地点缀着路面，我领悟到，我从一个以任何理由都可以牺牲整洁和秩序的社会，来到一个为了整洁和秩序可以牺牲许多东西的社会。"为了整齐，"我想，一边把小瓶子里的液体倒进水壶里搅和："下毒也在所不惜吧！"
我开始浇水。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