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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了。
你奶奶以为我嫌只有米饭没有菜，把饭给甩了。她伤心地哭了，她把自己的饭省给我吃"
父亲讲这个他不知讲了多少遍的故事，然后叹息："我对不起你奶奶。"然后要沉默很久。
我们则各做各的事情，这个打破碗的故事不如司马光砸破石缸来得惊险，也不如华盛顿砍掉樱桃树来得伟大，实在不怎么样。倒是在我满嘴牙膏泡沫倾听窗外的这一刻，突然想到：奇怪，这许多年来父女一场，怎么倒从来不曾问过父亲是否想家。
于是我让哥哥就着录音机坐下，"给爸妈说段话吧！"哥哥两眼望着自己的脚，困难地思索着。我在一旁呆坐。是啊、他该说什么呢？问父母这四十年究竟是怎么回事？问老天那一列火车为什么走得那么不留余地？
回到台湾的家，行囊尚未解开，就赶忙将录音带从口袋中掏出——我从不可预测的历史学得，有些东西必须贴身携带，譬如兵荒马乱中秘书的孩子，譬如一张仅存的情人的照片，譬如一卷无可复制的带着乡音的录音带。
外面黑夜覆盖着田野，我们聚在温暖的灯下。
母亲捧着杯热茶，父亲盘腿坐在录音机前，没有人说话。
极慎重地，我按下键盘。
哥哥的声音起先犹疑，一会儿之后速度开始加快。
父亲沉着脸，异常地严肃。我偷觑着——他会哭吗？父亲是个感情冲动的人。
母亲呢？为了四十年前在衡山火车站的一念之差，她一直在自责，此刻，她在回想那一幕吗？
我用眼角余光窥看着两个老人，有点儿等待又有点儿害怕那眼泪夺眶而出的一刻。
"不对不对，"一言不发的父亲突然伸手关了录音机，转脸问我，"你拿错带子了？"
"没有呀，"我觉得莫名其妙，那分明是哥哥的声音。
"一定拿错了，"父亲斩钉截铁地，而且显然觉得懊恼，"不然我怎么会听不懂？像俄国话嘛："
我张口结舌地看着他，只是看着他。
他没有泪下，他没有大哭，他不曾崩溃，他他他——少小离家老大不回，四十年浪迹他乡，他已经听不懂自己儿子的乡音。
我看着父亲霜白的两鬓，觉得眼睛一阵热——唉呀，流泪的竟然是我。
老乡
白洋淀上为我们撑船的是个河北老乡，赤足立在船尾和两个孩子有一句没一句地扯着。两个洋娃娃模样的孩子出口却是中国话，老乡觉得"真逗"。
"你也会外国话吗，安安？"老乡说，边把船撑进荷丛深处。
"讲两句来听听，安安。"
船上的人纷纷起身去采莲蓬，我一路看荷花看得痴迷，此刻，坐在船舷，却想对这河北老乡多瞧两眼。
这又是尘封记忆里的"父执辈"哪！那样熟悉的脸型，连皱纹的密度和纹路都似曾相识；那样亲切的口音，好像隔墙听熟了的"小毛回家"的呼喊。
这不是邵伯伯吗？
邵伯伯来打麻将，总拎着瓶酒。进门见到四个五个流着鼻涕的小孩，从裤袋里总掏得出一巴掌黏兮兮、皱巴巴的廉价糖果。他边喝酒边打牌，酒喝多了就趴在牌桌上哭，放声地哭。
邵伯伯的太大留在河北老家，没出得来。母亲赶鸡似地驱逐一堆看热闹的孩子；邵伯伯还有个女儿，走的时候才刚生呢！
有一天，邵伯伯把牌一推，头栽在桌上，人家以为他又犯了，没想到他死了。
走过千山万水，可还没见过白洋淀这样如唐诗境界的景致。低伏的是涟滟的水光，贴着水光的是墨色的莲叶，参差出水的是鲜绿的荷叶，荷叶往往簇拥着摇曳生风的荷花，衬着荷花的娇嫩是后面野气横生的芦苇丛，芦苇丛后就只有那空旷渺茫的天色。
突然飘起细雨，水面荡出一圈又一圈纹路细致的涟漪。
"安安，你台湾去过吗？"船划出了荷丛。
"去过呀！我在那里生的。"
我倒想知道。邵伯伯是否也来过白洋淀。
命运
活着的河北老乡和死了的邵伯伯，上了火车的母亲和没上火车的哥哥，砸了碗的父亲和他来不及一见的"对不起"的母亲，存在的和不存在的龙应台与龙应湘，长在德国却生在台湾的尚未长大的安安你说异乡和故乡在哪里开始交叉开始分歧？谁又有选择的权利？
所谓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