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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
在国破山河在的最痛苦的时刻,童年的记忆会在每个人心深处点亮一点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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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东柏林所怀念的旧,不见得一定是那个如今已失败了的政权(从前,许多人以能和那政权代表握手拍照为荣)。他们可能只是模糊的、感性的,怀念一段无忧无虑的人生。
东德,是一个巨大的幼稚园;人们的生老病死鳏寡孤独全部由国家照顾,犹如穿围兜吃手指的孩子们把一切放在老师的手里。社会主义国家的百姓没有失业的恐惧,幼稚园的孩子们也不怕时间到了有谁会吃不到点心。孩子们无忧无虑,东德百姓过得也是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日子。当年,除了政治恐惧之外,他们什么恐惧都没有;现在,除了没有政治恐惧之外,他们什么恐惧都有——失业、房租、水电费、不安全的未来
谁不怀念无忧无虑的时光——管他妈的哪个制度?!
东柏林人怀念共产党政治的东德时代,你不能因而说腐败,就如当年有些台湾人怀念日本天皇统治的日据时代,你不能因而说他奴性,一样的道理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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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之后,德国开始追究东德秘密警察的活动,调查所有曾经和公安部合作的线民。穆勒说,这种"秋后算帐"是一种卑鄙的阴谋:西德试图籍此制造东德人的集体罪恶感、羞耻感,进而迫使东德人对西方物质文明低头,心甘情愿的接受殖民!统一,其实是西方对东德这类"第三世界"国家的全面侵略和占有。
共产政权用各种手段铲除异己,这个过程叫做"清算"。倒过来民主政府(你看,我不用"政权"这两个字)用各种手法(你看,我不说"手段")将思想上仍旧依附共产主义的人(你看,我没说"异己")从权力结构中剔除(我不说"铲除"),这个过程,叫做"拨乱反正"。那么谁来决定这是清算斗争还是拨乱反正呢?当然是那赢的一方,谁赢了,谁就得到诠释历史、界定历史的权利。令东柏林的遗老精英所寝食难安的是,他们警觉自己已经失去了历史的诠释权。
历史的诠释权失去了又怎么样呢?它比香蕉草莓奇异果、比约翰走路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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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8月,台湾汉民族据守虎头山武装抗暴,被日本殖民政府严厉镇压,逮捕两千人,其中800人在临时法庭上宣布死刑。是为西来庵事件。
九岁的杨逵,和大人躲在紧闭的门后,窥视日军的炮车轰轰地驶过。
过了很久以后,我成为中学生时候,搜求小说及其他书来看,其中有一本日本人秋译鸟川所写的台湾匪志,此书把西来庵事件写成"匪贼讨伐",明明是对迫害的反抗,为什么变成"匪贼讨伐"呢?我有了非常强烈的疑问为了纠正被歪曲的历史,希望透过小说写出真相。
这是杨逵成为作家的开始——他要争回历史的诠释权。
从日本人手中争回的权利却又让跨海而来的国民党中央政权夺走。在国民党的主笔下,台湾的本土历史呈现一片模糊空白,二二八事件成为新版本的"匪贼讨伐":日文被禁之后,一代旧朝精英,如杨逵,如吴浊流,其声音都被剥夺:语言、文化、历史,一夕之间彻底异化,自己成为边缘人,所有的定义由别人来下,连否认拒绝的权利都没有。
1990年,德国统一了,西德文化吞噬了东德。被统一的知识精英站在急流中,眼睁睁看着脚下本土文化的沙洲不断地被冲击流失,几乎不再有落脚的寸土——他们已经开始了内在的、心灵的流亡,在自己的国土上流亡。
流亡的人,就是那失去历史诠释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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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杨逵的后代,又逐渐夺回了那个权利。二二八的历史已经重写,坊间充斥着"我爱台湾"的书。
在此同时,突然有一个幽幽的声音:
"从前,他们不会冲着你说闽南语,知道你不会。现在,他们根本不甩你,你不会,就不必留在这里,台湾现在是阮在当家!写台湾文学史,更离奇了,外省作家连名字都没有了,好像我们根本没在台湾活过,外省人的历史一片模糊空白"
哈,你看,绕着绕着又绕回来了!幽幽说话的人,我称之为"民国遗老",是未来的旧时精英。如果像1946年国民政府禁日语一样,未来的台湾掌权者开始罢黜北京话,"民国遗老"会发现:语言、文化、历史,一夕之间彻底异化,他已成为边缘人,一切的定义由别人来下,心灵的流亡从这里开始。
流亡的人,就是那失去诠释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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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应该知道,所有的战争、斗争,都是历史诠释权的争夺拉锯。统一和分裂只是浮浅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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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精英们,等着九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