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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有苯教的殿堂哪里就有人头鼓。我们就一路朝拜，一路找来了。
我们还是不相信，但又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在撒谎，就问道：那你们估计大黑天的人头鼓现在到底在哪里？
拉热巴说：不在大昭寺，就在色拉寺，不在色拉寺，就在甘丹寺，不在甘丹寺，就在哲蚌寺，不在哲蚌寺，就在布达拉宫，不在布达拉宫，就在桑浦寺，不在桑浦寺，就在小昭寺，反正肯定是在有殿堂的地方。
这时候我们发现扎西警察已经不辞而别了。鬼，他真是个鬼，连一声招呼都不打就走了。他一定又有什么新线索了。孙学明意识到再盘问两个苯教徒已是纯属浪费时间，便朝我们使了个眼色。我们赶紧退出了派出所。
离开八廓街时，孙学明说：这两个苯教徒怎么没提到拉萨的十二丹玛寺和日喀则的威尔玛寺？我是这么看的，他说到的这几座寺院都不可能有人头鼓，他没说的我们反而要重点调查了。
张文华说：没错，莲花金刚说过，十二丹玛寺和威尔玛寺名气挺大的，而且是苯教寺院，他们肯定是故意漏掉的。
孙学明说：那我们现在就去十二丹玛寺。
拉萨没有十二丹玛寺。
我们到处打听，问过十几个大昭寺的喇嘛，问过十几个路上化缘的喇嘛，问过十几个商店里买东西、饭店里看电视的喇嘛，他们都说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十二丹玛寺。
我们又问俗人。
一个在拉萨开店开了二十年的尼泊尔女店家说：十二丹玛？色拉寺里有哩。
一个正在朝着布达拉宫磕长头的农民说：十二丹玛？布达拉宫里有哩。
一个开出租车的年轻人说：十二丹玛？哲蚌寺里有哩。
最后我们来到了拉萨寺院管理委员会。一个专门给寺院造册的人说：没听说过这么个寺院。又翻出西藏寺院名录给我们看。我们都把纸看穿了，也没有看到十二丹玛寺和日喀则的威尔玛寺。
周宁说：十二丹玛是四魔女、四夜叉、四神女这些苯教地方神的合称，或许我们可以找到魔女寺、夜叉寺或者神女寺？
找来找去也没有。
张文华说：我来过多少次西藏了，从来没听说过十二丹玛寺。
孙学明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但又觉得拉萨太神秘，未知的东西太多，我们没听说过十二丹玛寺也是正常的。
周宁说：现在看来莲花金刚在骗我们。
张文华说：绝对不可能，他骗我们干什么？没有理由啊。
孙学明说：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找朋友帮忙了。
张文华说：我认识哲蚌寺朗色林札仓工布康村的喇嘛尼向果仁。
周宁说：我认识强巴活佛的弟弟巴桑智美，他现在是色拉寺杰札仓的喇嘛。
王潇潇说：我认识观世音菩萨，但是观世音菩萨不认识我。
我说：我认识音乐家霍尔琴柯，但他现在肯定还没有回到拉萨。
孙学明说：你再想想有没有别的熟人。其他人分头行动，手机都开着，有线索立马通报。
我突然想起我在文联不是还认识几个人么？马丽华呢？她这会在哪里？她是一个灵魂如风的人，是一个用生命游历西藏的真正的诗人，她曾经沿着一条向上的路，直抵最接近天穹的地方。听说她一到那里心脏就不太好了，保重啊。我赶紧给文联打电话寻找马丽华，文联的人说她近期不在拉萨。那么还有谁呢？秦文玉？他已经不在了。那一年我们来拉萨到他的寒舍里做客，那是真正的寒舍，家徒四壁，空空荡荡，好像这里没有生活，生活都在外面，在旷野里大山上，或者高耸的喇嘛庙里。他把所有的东西搬来让我们坐。我们坐下来，愉快地和他高谈阔论。老秦后来写出了女活佛；再后来他离开了西藏，到别处做官去了；做了官又当差到别处的别处，像太阳一样冉冉升天了，升上去后就再也没有下来。现在想起来，老秦都是叫那官位给害的，他命里没有做官的因缘，可是别人让他做他就做了，结果就早早地离开了我们。我猜想在他离开人世的时候，西藏的某个地方，一定响起了超度亡灵的人头鼓——青藏高原对爱过它的人，从来都是记得的，从来都不会有丝毫的慢待。突然又想到还有一个叫阿来的，没见过面，但总是可以打听一下十二丹玛寺的下落吧？于是又打电话到文联，接电话的人说他不在文联，他自从写了尘埃落定之后就一直呆在麦其土司的官寨里。我突然想到，其实尘埃何曾落定了呢，阿来就是一粒尘埃，所有的生命都是尘埃，秦文玉当然也是一粒尘埃，既然是尘埃，离开人世也就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不就是死么？人都会死的，只不过是有先有后罢了。在宇宙的洪荒里，几十年的先后根本就看不出区别。
张文华坐着张长寿的北京吉普去了哲蚌寺，周宁坐着刘国宁的切诺基去了色拉寺。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贺思旭，我们居然忘了我们的朋友贺思旭。孙学明立马掏出手机，拨通了日喀则山东大厦常务副总经理贺思旭的手机。
贺思旭说：谁？孙学明？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什么？你到了拉萨？好几个人呢？你怎么提前不告诉我？你们现在在什么位置？我也在拉萨，后天回日喀则。有什么事情你们尽快办，晚上我在八廓街的黄房子就是玛吉阿米餐厅请你们吃饭。
孙学明说：我们现在在娘热路和北京路的交接处，我们的事情就得找你才能办。
贺思旭说：那好，你们等着，我马上过去找你们。
孙学明说：我们现在在娘热路和北京路的交接处，我们的事情就得找你才能办。
贺思旭说：那好，你们等着，我马上过去找你们。
二十分钟后，一个微胖的风采卓然的汉子潇洒地走下他的巡洋舰，朝我们大步走来。我们一看，正是贺思旭。
贺思旭是1998年5月20日来西藏的内地对口援藏干部。他曾经给我讲过一个人与动物的故事，让我一想起来就感动不已，也意识到宗教有时候并不仅仅是作用于观念的信仰，而是日常生活中最平凡的行为方式。
他说有一天我在拉萨街上看到一个四川人在拿着皮鞭耍猴子，围观的藏民个个怒目而视，有一男一女拿着大过不停地给猴子喂。我想我差不多也是一个西藏人了，我能做点什么呢？我犹豫了半天，掏钱买下了那只波密红猴，交给了喂猴子的一男一女。我说你们要是愿意就养着，要是没有这个能力，就把它送到寺院里去，那里肯定有专人喂它。或者可以这样：这只猴子来自波密（藏南森林地带），要是有人去那里，就让他把它带去放回森林，那里是它的老家。（我理解贺思旭的做法，他不是在做一件好事给别人看，而是在安抚自己的灵魂，安抚一个在西藏的氛围里渐渐自然化了的灵魂。）
他说以后我听人说，那一男一女既没有把猴子送给寺院，也没有交给别人带去波密。而是自己上路，朝波密步行而去。从拉萨到波密，往返一千多公里，常年跋涉，风餐露宿，一路上讨吃要喝，受尽苦难，就为了送一只猴子回老家，就为了完成我的嘱托，而且没有喧嚣，不必让别人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精神？相比之下，我们太惭愧了。
他说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我一辈子都想讲给别人听，一讲我就想哭，这才叫人哪，这才是真正的西藏人。这里不是宗教，不是欲望，不是为了得到，更不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是超越了宗教和生存的对自然的无条件的亲近。过去我总认为人生在世，生存是最重要的，现在看来，最重要的应该是对生命、对自然怀有一种敬父敬母般的柔情蜜意。一个人，一生所能做的最有价值的，就是虔诚地热恋，包括热恋自然，热恋你的灵魂。这是西藏教给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