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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有快餐盒饭，有荤的有素的。”
“听说那边大树下，死了个人？”
“对，一个老头。喂，有酒，还有各种饮料！”
“怎么回事呢，凶杀还是自杀？”
“请坐吧，都请坐吧。这么冷的天儿，先都喝杯热饮再吃饭吧。”
新来的几个人不急于落座，围着老板娘，围着那对温文尔雅的老人和那个南方人，询问湖上的事，叽哩呱啦南腔北调一团嘈杂：噢，是吗？昨天晚上？对，开始下雪了太平桥。什么太平桥？不，不记得。真的有这么个地方？没人认识他？到底怎么回事呢他从哪儿来？
老板娘冲出重围：“劳驾劳驾，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这时她见那个小伙子和戴眼镜的女人回来了，就说：“要问就问他们吧，他们刚从湖上回来。”
“喂，怎么样了？”老板娘自先问。
戴眼镜的女人好像把离开时的惶恐和焦虑都丢在湖上，微笑着，一边踢踢踏踏地跺脚一边擦眼镜上的水雾：“冷死啦冷死啦，湖上好大的风噢。什么？哦，让他先说。”她望一眼小伙子，那光景他们已经很是熟悉了。
小伙子：“不错，你那宝贝儿子说对了，那圆圈整个是那老头踩出来的。”
戴眼镜的女人：“他在湖上一圈一圈整整走了一宿，把那一圈雪踩得又平又硬。不不，不像是‘鬼打墙’。”
小伙子：“不是‘鬼打墙’。他不像是迷了路。他肯定是以为走到了他要去的地方，这才躺下来。喂，老板娘，再给我一杯酒。”
戴眼镜的女人也要一杯。她很美，皮肤很白，带一副细边眼镜，很文雅。
小伙子：“他在湖上一圈一圈至少走了有四五十公里，最后在岸边看见了一块大石头。对，就在那两棵大树下。那石头两米多长一米多宽平平整整，邪门儿了，正好像一张床。看得出，他死前并没有迷了路的那种惊慌失措，他完全相信那是一张床。”
戴眼镜的女人：“他走到床前，他以为他走到床前，脱了鞋；还把一双鞋端端正正地摆好——想必这是他几十年里养成的习惯，然后爬上床，脱了棉大衣把棉大衣当被子，躺下，把自已盖好。就这样。”
“有条不紊，看不出他有过一点慌张。”
“睡之前他还吸了一支烟。就这样。”
“他身上、衣兜里，什么也没有。没有一点能说明他身份的线索。”
“发现时，他死了并不久。就这样。”
“是我们那口子最先发现的。”
“那时候天也就是刚刚亮，对吗？”
“天刚蒙蒙亮。”
戴眼镜的女人看看手表：“就这样。现在是1点，他死了七八个小时了。”
没有人说话。都望着后窗。
过了一会，小伙子也看看手表：“噢，是吗？老板娘，给咱们开饭吧！”
“喂，都有哪位要快餐盒饭？该死的我们那口子怎么还不回来！”老板娘满腹怨气地朝湖上望望，顺手在录音机上换了一盘磁带，按下一个键。“有酒，也有烟，有各种饮料！”
这一回是一首提琴曲，开始的节奏急切、跳跃、断断续续，继而低回旋转、悠悠荡荡联成一气，反反复复地加强着同一个旋律。仿佛在一片大水之上，仿佛有一条船，仿佛是一个水手驾了一只木舟。窗外，丝丝缕缕的残云在天上舒卷撕缠，风刮起雪尘肆无忌惮地扬洒在空中，太阳把它们照耀得迷蒙灿烂。一只提琴孤独地演奏，拨弦，弓在弦上弹跳，似乎有些零乱，然后是一阵激动的和弦、变奏，渐渐又透出初始的旋律，缠绵如梦仿佛有桨声，有水声，有船头荡破水面的声音，仿佛有喁喁的话语。
男孩又喊起来：“妈我害怕！妈——我害怕，我害怕—一！”
人们忽啦一下又都聚向后窗。除去西北角那个男人和东南角的那个女人。
“妈你把它关上，把它关上——！”
“天哪可真是怪了，今儿这孩子是怎么了？”老板娘说，忧心忡忡地看着众人。
“关上——！快把它关——上——！”
老板娘赶紧过去关了录音机，回来，搂住瑟瑟发抖的儿子，轻轻抚摸他的头，攥住他冰凉的小手，大气不出地盯着湖上。
湖上仍然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变化。
新来的一个人问：“湖上那些人，他们在等什么？”
“可能在等新的线索。”“可能，正与电视台联系，寻找老头的亲人。”“等他的亲人，或者朋友。”“也可能等运尸体的车来。”
新来的人中有七个出了店门，到湖上去。
老板娘喊：“喂，见着我们那口子让他快回来！你们就问谁是快餐店的老板，对，那就是我们孩子他爸，让他马上回家来！”
南方口音的男人也走到门外，站在台阶上抽了一支烟，又回到店堂里。他看看男孩已经又在母亲的怀中玩耍了，便凑近来盯住男孩的眼睛问：“你看见湖上都有什么？别害怕，告诉我，你还看见了什么？”
文质彬彬的老两口颤颤地说：“别，别再问他。”“你看他刚刚好些了。”
老板娘茫然无措，不知该听谁的。
男孩似乎把刚才的恐惧全忘了，又高兴起来，举起望远镜看屋子里的每一个人：“一、二、三妈，现在还剩九个。”
一个新来的人：“把你的望远镜让我看一下，行吗？”
男孩端着望远镜看，不理他。
另一个新来的人：“给我看一下就还给你，怎么样，行不行？”
男孩从望远镜中看每一个人，对上述请求毫无反应。
最先来的那个小伙子喝着酒，笑笑：“你们休想。这孩子邪门儿了，老板娘你这儿子将来是个人物。”
“至少，”戴眼镜的女人说：“你这儿子能把你这小店守得牢牢的。”
但这时男孩从母亲怀中挣脱出来，下地，径直朝东南角走去。他走到那个女人跟前，站下。东南角的女人仿佛很疲惫的样子，从始至终一声不响，让人担心她是不是病了。男孩站在她跟前注视了她好一会，她才发觉。
“噢你好！”她说“有什么事吗？”
男孩：“你想不想用一用我的望远镜？”
“喔，当然好。可用它看什么呢？”
“湖上，你可以用它看看湖上。”
“对对。好，让我来看看。”
下午四点多钟，湖岸上又来了一辆警车。红色的警灯一闪一闪，灭了。几个警察再次围着死者拍照：全景，近景，局部。摄像机对准老头平静的脸，推近拉开，推近，拉开，然后摇拍远景。
鲜艳的落日挨住了山顶。山的某些被照耀的细部，更加复杂、真切。风把天空刮得非常干净，山的全景依旧十分简单，甚至抽象。大山的影子倒下来，渐渐淹没了那两棵大树的影子，像黑色的油那样缓缓浸染着雪层。湖面上一半晦暗阴郁，一半灿烂悦目。雪层，和雪层上的那个大圆圈一点也不融化。
没有迹象表明前面路段上的交通故障可以很快排除。快餐店门前，有些汽车掉转头准备往回走了，发动机隆隆作响，排气管喷出一股股白烟。
“一、二、三、四、五、六、七，妈！走了七——个！”老板娘的儿子说。阳光斜进快餐店的窗口。窗棂的影子一条一道，起起伏伏落在店堂中央的地上、桌椅上，落在人的身上、脸上。
从湖上回来的人说，在一尺多厚的雪层下，找到了老头的那个大背包。
“怎么知道一定是他的呢？”
“背包里有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很旧了，已经发黄，表面布满了裂纹。”
“是他？”
“很明显，那是他，是他年轻的时候。”
“是从一张合影上剪下来的。”
“噢？”
“照片的一侧，残留了一个女人的肩膀。”
“肯定是一个女人？”
“看得出，她穿的是一件碎花旗袍。”
“他呢？”
“他嘛，看样子那时他有三十多岁，很普通，一张最容易被人忘记的脸。”
老板娘一次次到门外去，张望她的男人。“该死的，还想不想回来！到底是上哪儿去了”
男孩又唱起那支古老的儿歌，唱得零零落落，不时向他的母亲报告湖上的情况。“妈，妈——！他们把他抬上汽车啦。”
人们喝着酒，喝着咖啡和茶，漫不经心地扭转脸看一看窗外。往山里去的路还没有修好，往山里去的车无声无息还停在雪地里。
“没有他的地址吗？背包里有没有什么可以证明他身份的东西？”
“没有”
“背包里有一袋米、一罐油、一盒糕点和一包糖果。就这些。”
“还有几只漂亮的发卡。就这些。”
“对啦，还有几个红色的纸袋，每个纸袋里一沓崭新的钞票，一元一张的，十张。”
“会不会是压岁钱？”
“是压岁钱，再有几天就过年了。”
“呵对，还有些烟花爆竹。再没了。”
“还有一个礼拜，就要过年了。”
“这条路常出故障吗？”
“但愿今天夜里咱们都能回到家吧。”
男孩像模像样地扭着胯，扭着小屁股，扭出欢快的节奏，把那支陈旧的儿歌唱出崭新的激情。阳光不知不觉地消逝，昏昏暗暗的后窗把男孩的身影融化进去，风更大了，风声很响。“汽车开啦，妈！他们把他运走了。”几乎分辨不出这声音是从哪儿发出的。
老板娘扭亮了灯，昏黄的灯光让人打不起精神。老板娘走近录音机，但偷看一眼她的儿子，踌躇片刻，又战战兢兢地走开。
天黑起来的时候，往山里去的路通了。一二三四五六七，有七个人站起来，依次出门，打算进山去。男孩从望远镜中看他们怎样走出去，看店门在他们身后怎样摆来摆去摆来摆去，看风怎样把碎雪从门隙间吹进来并且在门前化成水。男孩看见东南角上的那个女人还在，望远镜从那儿走一条对角线，男孩看见西北角里的那个男人也没走。
老板娘思虑良久，对男孩说：“我出去看看，不知你爸爸到底哪儿去了。”她看看角落里的两个人，把话甩给他们听“我不会走远，我就到门前的大路上，绝不走远。”
“一、二、三。”男孩子把他自己也数进去，店堂里连他总共剩下三个人。
男孩从望远镜中看到：东南角的女人终于向西北角走去。
男孩看到：她走到西北角那个男人近旁停下脚步，站着，一言不发。
男孩看到：男人点了一支烟，吸了两口，才转过脸来，望着女人。
窗外一团漆黑，风声压倒一切。
男孩听见女人说：“这么久，你还没有认出我吗？”
男孩听见男人并不回答。男孩看见，男人的眼睛里和女人的眼睛里，都有一层亮亮的东西涌起，涌得厚厚的。
男孩悄悄溜进柜台，按响了录音机，躲在柜台后面。窗外，漆黑的雪地上走过漆黑的风声。然后是一把吉它，一把要命的吉它，响起来，颤抖着响起来仿佛在那颤抖的琴声前面和后面，都有着悠久的时间。男孩像那琴声一样，颤抖着，蹲下，把双膝紧紧抱在怀里。
很久很久，男孩听见那女人对那男人说：“我等你，我们一直都在等你。”
“我们等你，我们到处找你。”
“我们找你找了，一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