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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五个候选人的名字依次写在统计表上——五个陌生的名字。第一个是警察，这我记得很清楚。第二个呢？其中有一个是诗人，但忘了是第几个了。管他！反正都一样，五个人之中无论哪三个中选，对我来说都不过是一件工作、一个费尽周折而谋来的职业而已。是人都得有一种谋生的方法。
窗外的夜来香蔫了，只一夜。三十年，好像也只是一夜。扒在墙头上看大人们投票而摔伤了腿的事好像就在昨天爸爸异常心疼地把我搂在怀里，妈妈小心地给我包扎伤口。我问爸爸为什么没去投票，爸爸不言语。我又问妈妈，妈妈说已经投过了。“我呢？”“你还小。”然而，好像只一夜，我已经老了，三十岁，一脸皱纹，就象窗外那朵夜来香。珍珠霜没用。
老江把红色的票箱抱进来，又阴沉着脸出去了。为了那个疯子投了票的事，他一定是后悔了，后悔当初不该管爸爸的闲事——我终于能“困”退回来，并且在这间明亮的办公室里有一席栖身之地，全是靠了老江。不，全是靠了爸爸有幸为他的老上级镶了一口好牙。
“都调查过了，那个疯子肯定是去投了票。”门外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肯定？肯定投进票箱了吗？”问话的是老江。
“没办法了，看见的人很多。”
老江叹了一口气。
“到处都当笑话在传，说他投完票还背了一段语录，背的是‘你们要关心国大事’。”
为了这件事，爸爸昨天晚上冲我大发雷霆。“刚上了两个月班就出这么大的错，你把我的老脸丢尽了！”“让你的老上级把那口好牙吐出来，我再回我的小山沟去！”我毫不示弱，从厨房里探出头冲爸爸喊。“混账话！”爸爸拍桌子。“狗崽子话！”我说。幸亏爆葱花的声音更大些，爸爸没听清。妈妈慌忙把爸爸往里屋拉。爸爸还在喊：“三十岁的人了，整天昏头昏脑不知在想些什么”
我想着我的梦还是踌躇着，不敢走向那条小河，不敢走向河边的那片草地，河对岸的那座灰楼。但我已经望得见它们了，听见了小河的“叮冬”声。那儿藏着一个十六岁少女的梦。
十几年了。每次梦中，小河还是闪着星光在我身旁流过，虫叫、蛙鸣、夜露清凉他从三层楼的窗口顺着绳子溜下来，学着蛐蛐叫，带着满身汗酸味摸到我身旁“你比我大八岁。”梦里我总是重复着这句话。我跪在小河边的草丛中，用衣袖给他擦拭那支闪亮的长矛。他就双手垫在脑后，仰面朝天地躺在我面前。我竭力想看清楚他的脸，但月亮落了，太阳还没有升起。他揪住我垂下来的辫梢：“没办法，只有天亮前这一段黑暗是咱们的。”他的声音圆润，轻柔。“你比我大八岁。”我又说，心里觉得委屈，似乎“八岁”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用一根小草把我的两根小辫扎在一起“你一定很漂亮。”他说。他慢慢地扎，揪得我有些疼，笨拙，可是认真。“没办法，天一亮他们就要开枪。”我说。“小妹妹，如果我死了，我也不会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了。”他的声音忽然变得虚幻、缥缈、象草叶上吹过的夜风。我急得要哭：“不，你不会死，你才二十四岁！”“我在那些星星上等你，你还来给我们送馒头，避开一‘红团’的封锁”他的声音飘远了，飘进了没有尽头的黑色的宇宙。就在那一霎，我看见了他的脸，但那是一张象老柏树皮一样的老人的脸，满头白发，弓腰驼背，无声无息地织补着一张破旧的渔网
“准备好了吗？”老江在桌子那边坐下，老花镜上级挑着一双严肃的眼睛，总使人觉得他不曾有过童年。
我把统计表往他眼前推了推，又用钢笔扒拉回来。
他从票箱里掏出一张选票，沙哑着嗓子念道：“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
怎么，第一张就是我的？投票那天很忙乱，本想再问问第几个是那位诗人（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诗人信不过），但没来得及，便顺手在前三位名下画了圈。也忘了第一个是警察。
“以后什么大事也不能交给你们这些年轻的去干，我早说过。”老江擤擤鼻子，愤愤地嘟嚷着。“普选试点这么大的事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
我又在前三位名下画上一横，看来图省事的并不止我一个。
“也许还能把他那张选票找出来？”我说。
“别作梦，姑娘，这是不记名投票。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懂吗？你怎么找？”
但我已经走到小河边了。为了给对岸那座灰楼里的选民们送去选民证，我竟轻易地踏进了这片梦境，轻易得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十几年中，每次探亲回来都指望能在无意中看见你们，但每次又都绕道而行。想作那个美梦，又怕再作那个恶梦
草丛显得比过去低矮、稀疏，细细的河流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暗红色，疲倦地流着。没有虫叫和蛙鸣，连青苔和泥土的气息也显得淡薄。河上漂着从化工厂里冲出来的废塑料商标，飘散着一股铁锈味。太阳正骄横地灼烤着大地，空气在地面上颤抖。
一个光着膀子的大汉正和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蹲在对岸的荫下，低着头往河里放小船。一排纸叠的小船，五颜六色，象道彩虹，还都扬着一面白色的纸帆。
“一、二、三、四、五，”小姑娘数着，小巧的食指伸得很直。
船队在水面上悠悠地漂去了，漂远了，不见了。小姑娘踮起尖久久地眺望，风吹开了她的小褂，露出鼓鼓的小肚脐。“它们到哪儿去了呀？”她把手指含在嘴里，喃喃地说。
灰楼的每一扇玻璃窗都在燃烧，使人觉得不安宁。我寻找着们经常在那儿相会和分手的那片草丛，记得那儿有几株不知名灌木。既然来了，就不如找到它们，即便是恶梦。人有时候得命。是我自愿来的，我向老江要求，让我来给这座灰楼里的选发选民证。也许是因为书包里这些白色的卡片可以安慰楼顶上片深深的弹痕？十几年前的那个深夜，星星跟着我走到这儿，我是自愿来的。我蔑视爸爸妈妈的劝阻，决定支持被包围在这座楼里的“革造”派。十六岁！十六岁并没有很多观点，十六岁、右派的女儿只是想以不同寻常的英勇行为获准参加到伟大的动中去。只有受压的组织才肯收留一个右派的女儿，十六岁都以作出这么有远见的判断了。背着馒头和咸菜，避开戒备严的大道，从小时候捉迷藏时发现的那条秘密的小路走来，荆棘和酸枣刺划破了衣服和胳膊在草丛中爬，露水从草叶上滚到衣领里——姥姥说过，那是一个没有兄弟姐妹的小姑娘的泪。小姑娘躺在草地上对着月亮思念死去的父亲没有月亮，只有星，我祈求每一颗星星，让我碰上一个好人吧！一个象洪常青或者卢嘉川那样的人，他能把我带到伟大的革命洪流中去。伟大革命洪流就在小河那边。就象抗日战争或者解放战争
她曾多少次遗憾自己生得太晚呀，她在很小的时候就决心不爸爸妈妈那样的人，正像她非常看不起于永泽那样
“前三个是圈，后两个听见没有？！后两个是叉。”
前三位名下已经有十好几个“正”字了。
“年轻人应该多把脑子往工作上用，你说呢？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
爬到了那几株小灌木旁，我喊：“同志们，我给你们送馒头来啦！”四周响起了枪声。我扑倒在草丛里，把馒头压在身下，就象子弹会把馒头打死似的。“把‘红团’的火力引到这儿来！”楼顶上传来一个勇敢的声音。真象样！
是他喊的，后来他终于承认那是他喊的。
我为自己的胆怯而羞愧，跳起来，辀过小河，冲向灰楼。如果有一颗罪恶的子弹穿透我的胸膛，后人还会唱起那支歌：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她当时就是那么想的，那个穿着用从商店里买来的绿布做成的“军装”的小姑娘。
一个黑影把我扑倒“别咬，小妹妹你别咬，是自己人。”
那声音粗犷又亲切。自己人？我委屈地哭了，一半是因为有了“自己人”一半是因为想起了妈妈大概正四处找我呢。“我死了吗？”我听见我低泣的声音。他“吭吭吭”地笑了，把我抱到墙根下，一股劲说：“真行，小妹妹你真行。”我多么愿意有一个大哥哥呀！可我没有，我只有一个右派的爸爸。妈妈只会叹气，弟弟妹妹还不懂得人生。我不想从他怀里挣脱出来，他的胳膊真有劲，热乎乎的一股汗酸味
“不是吹，干了这么多年工作，哪怕是一丁点小错儿，我老江也没出过。前三个是圈”
“其实，多一个精神病人的选票又有什么关系？”我本来没想说出声。
“这是法律，姑娘！疯子和傻子都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老江一挥手，险些把票箱碰翻。
“我是说，反正不会影响选举结果。”
“可选票是有数的，多出一张来怎么向上边交待？后两个是叉再说上边已经知道了。写个检查呗，我老江这辈子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小姑娘在每只船篷上都插上一面白色的纸帆。又一支船队下水了。
“它们要开到海里去了吧？”小姑娘仰起脸来问那个光着膀子的大汉。
大汉不言语，只顾低头重新叠一只纸船。
小姑娘又站起来眺望。又一道彩虹漂去了，漂远了，不见了。
“开到海里去了。”小姑娘忽闪着梦一般的眼睛，小嘴张得圆圆的，打了个哈欠。
大汉连头都不抬一下，似乎他只醉心于造船，似乎他相信河流会稳妥地安排小船的命运。这是个不会带孩子的父亲，要不就是个哑巴。
灰楼里传出李双江的歌声。在他常常溜下来的那个窗口，一个妇女正在晾尿布；在另一个他常常溜下来的窗口，坐着一个老人。“再见吧妈妈，假如我在战场上光荣牺牲，山茶花会陪伴着妈妈”我浑身发软地坐倒在草地上。他的妈妈如今陪伴着什么呢？
他把一个装得厚厚的信封塞在我手里“帮我寄封信好吗，小妹妹？”他说。“给谁的？”不知为什么我有些担心，十六岁少女的心在“突突”地跳了。“给妈妈，我已经有半年没接到妈妈的信了，给她的信也寄不出去”他趴在草地上，用长矛在地上挖着。我还是看不清他的脸，但我觉得他在竭力不让泪水流出，因为他的呼吸有些颤抖，许久许久不出声。“会有人照顾你妈妈的，”我说。我是想安慰他。“没有，妈妈只有我一个，她盼我大学毕业后回到她身边去。”连星光也没有，乌云推迟了黎明，我们趴在草丛里，比每夜都呆得久。“她在小岛的岸边，每天织捕鱼网，网丝就象她的白发你见过海吗？”“海是蔚蓝的？”“海经常变幻颜色。”“金色的海滩上有很多漂亮的贝壳吗？”“你爱吃螃蟹吗？我们那儿可多了。”“我有点怕，可我爱吃椰子。”“你见过木棉花吗？红得象火。”“海风呢？很清新，鼓起点点白帆，是吗？”“有时候也很凶猛，海浪也会吞没渔船爸爸就再也没回来。”“解放前？”“不，他那只小船大小了，又不结实。”“你害怕过吗？”“你是说海？”“不，我是说‘红团’派向你射击的时候。”灰黑色的夜雾在草地上飘荡，我们互相挨得近些，更近些。只有小河“叮叮冬冬”地流着，像我们的心声楼上有人学蛙鸣，催他快些回去。天快亮了。他爬起来，背起那袋馒头“如果我死了，妈妈最终会理解我的，她会为她的儿子感到骄傲的，”他说。他“哗啦哗啦”地淌过小河去。我把厚厚的信封贴在“突突”激跳的胸前。他正是少女心中那种为了理想献身的英雄。我想象着他的模样，像洪常青？卢嘉川？还是像牛虻？
“注意，你想什么呢！”老江的声音吓了我一跳“我知道你就得记错。”
“没错儿，前三个是圈。”我说。
“这回五个都是叉！”
跟五个都是目的效果一样。刚才有一个五个都是圈的。
“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老江那单调的声音又响起来了。
“是说不唱票了吗？”我问。
“这不是在唱吗？”
“我是说公开唱票，向所有的选民。”
“不该你管的事你倒是挺能动脑筋，”老江哈了哈老花镜的镜片，用衣角擦着。
“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精神病投票，你这漏子还嫌惹得小是怎么着？”
“你不在船帆上写几个字吗？”小姑娘对那个大汉说：“爸爸活着的时候就写。”她趴在他背上，用纤细的手指轻轻地理着他蓬乱的头发。原来他不是小姑娘的父亲。
“写什么？”
哦！大汉的声音就象唱机的速度突然变慢那样，暗哑、呆纯。他也不是哑巴。
“一、二、三、四、五，”小姑娘又翘起手指数小船。“你干嘛老是叠五只呀？”她凑在大汉的耳边问。
“你五岁。”大汉说。
“它们开到海里去么？”
大汉不言语。
“不，海很远，纸叠的小船开不到。”我向对岸的小姑娘说。
小姑娘却不以为然地白了我一眼，那意思是：我问你了么？！然后，她又摇晃着大汉的胳膊：“是开到海里去了，是！”她撅起嘴，甚至要哭了。大汉低着的头终于点了点。
小姑娘满意地长吁了一口气，偎依在大汉膝旁，托着腮，望着河水。
“您不能糊弄她，孩子什么都当真呢。”
大汉向我仰起脸来。唔！我一脚险些踏进河里；他的眼神呆滞、阴冷得怕人，嘴边还挂着涎水。
电话铃响了。老江对着话筒“哼哼”了两声，忍气吞声地挂了电话。“事惹大啦！”他斜了我一眼，嘟囔着：“全知道了，试点，试出个疯子选举的点来！”
“是我干的，我一个人承担责任。”我说。
“你承担又怎么样？这个试点归我负责。上边也是瞪着两眼说梦话呢，一定要把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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