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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
坚守象牙塔的行为本身，不足以让我们骄傲。
穷国的混乱，并非因为穷，而是因为人们想致富。
穷人的仇恨，并非因为生活的艰辛，而是因为他们发现的不正义。
城市承载了太多的文化内涵。费正清这样看待北京：“北京的气势雄伟的对称布局，毫无疑问使它成为一切首都中最有气派的没有一个西方首都能这样清醒地构成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政体的象征。”北京是一座在记忆里存在的城市，在这里，一切曾经发生过的故事总是以各种形式存在着，北京那巨大的广场、开阔的近十里的东西长安街，以及绵长的围墙和银墙上的巨幅标语，都不是实物而是象征。相反，纽约、巴黎、伦敦、香港这些现代都市里，象征早已不复存在，寸土寸金、大厦林立、交通便利，建筑仅仅是建筑。
庞大的东方广场雄踞王府井的黄金地带“瓜皮帽”的象征意义却与现代商业精神错位；更加庞大的西客站也是如此，它的美学效果与现代交通的实质背道而驰。在这种绝望的割裂中，我发现了现代的可能与不可能。我明白了，为什么中国古代城市从来只是专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起源地，为什么市民阶级在中国不能成为由传统社会跃到自由资本主义的动力。象征吞没了实体，过去吞没了现在，我们仍然乐于把巨额的金钱投诸于大量的装饰活动和器物上，例如政治节日期间，每个单位门口都被要求设置巨大的花坛，这种花坛只存在短短几天。相反，我们却吝于多建几座公用电话和公共厕所。我有过整整走完三条街找不到一座公用电话的经历；也有过在狭小的厕所里排队等待“更衣”的经历。金字塔顶端的人缺乏这种经历。他们唯有一种经历：坐在豪华轿车上，不受红灯的约束，飞驰而去，窗外建筑物的象征意义激起他们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快感。
这也许才是中西文化的真正差异，本体性的差异。
争论。说中国缺乏争论的传统是不公平的。中国争论的空气还是挺浓厚的：一首古诗是何人何时所作，一个古字是何读音是何意义，知识界可以自由地争论若干年，出版若干本专著。冯其庸先生作为红学大家，显然是足够真诚的——有人企图论证曹围的霸字根本没有“雨”字头，冯先生就痛心疾首，撰写长文，细加批驳，凛然之气，令后生肃然起敬。
然而，争论也就仅此而已、康乾的屠刀是争论的上限：一切问题都可以争论，唯有君主专制这一政体不争。
与真理、自由脱钩的知识形同大便。
1930年11月，罗隆基曾有过一次被反党持务扣押的经历。虽然只有短短的6个小时，但他由此深味了“党国”的内核——自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实施的不过是武人政治和分赃政治。在（我的被捕经过与反感）一文中，他指出。“党权高于国，党员高于法”是社会最大的危险。
国民党崩溃的根源正在于此。
索尔仁尼琴如年代初重返俄罗斯，最令他愤怒的是（真理报）。当（真理报）发表文章欢迎他归国的时候，他一点也不领情，尖锐地说：“（真理报）大半个世纪仗着政权的力量打击我们。报上没有一句话不是指着人民的鼻子说的。没有一期（真理报）的内容曾为水深火热的人民请命过。但一夜之间它摇身一变，变成一份纯粹为人民争夺利益的报纸，甚至完全不理会其它问题，他们一次也不曾公开承认：‘是的，我们欺骗了大家。我们一直发布假消息。但现在我们发誓愿意成为人民的喉舌’。”
其实，鲁迅早就看到了这种现象。按照鲁迅的说法，这叫做“咸与维新”
中国人相信人性是善的，所以恶能够在这个国度里肆虐。
戈尔丁的（蝇王）让我几乎读不下去，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因为事故，滞留在荒岛上。刚开始，他们还按照文明社会的规则，有组织地生活。后来，恐惧席卷了他们，一个个野性大发作，陷进吃人与被吃的深渊。
西蒙是第一个喊出真理的人。当孩子们开会商讨如何围剿想象中的“野兽”的时候，西蒙说：“大概野兽就是咱们自己。”恶与原罪一样，是人与生俱来的永恒部分。一西蒙死于乱石之下。杀人之后“恶”的代表杰克等人把脸涂成五颜六色，一在假面具后面，他们摆脱了羞耻感和自我意识，嗜血成为压倒“切的异己力量。只剩下拉尔夫一个人.反对涂脸。坚守着文明的最后一道防线，却受到“猎人们”的追杀。
我想，中国人应该把蝇王列为一本必读书。蝇王对我们来说，比论树更加重要。没有勇气回答“什么是最肮脏的东西？”的人，不能称之为成年人。
体育迷。体育迷与体育无关。体育迷是现代社会异化的表征：他们像患了恶性的自我强迫症，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系在已被“游戏”所取代的“体育比赛”上。
爱因斯坦说过；“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手段的完善和目标的混乱。”体育项目的章程比法律大典还要复杂，但比赛的意义却缺席了：为了祖国或民族的荣誉？为了体育迷的厚爱？为了百万的奖金？都是，却又都不是。
我怀念古希腊时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那时，没有复杂的规则，没有丰厚的奖金，没有被贿赂的裁判，也没有服了兴奋剂的运动员。
我不知道花几十亿美元的运动会、还叫不叫‘“体育？”押了几亿美元举行的拳击赛，还叫不叫“体育”？本来，体育应当是最能体现自由的领域，然而，现代体育的黑幕比起官场商界来丝毫不逊色。参与者与观赏者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失去了什么。
“大学文化程度”这个词只存在于汉语之中。它的冠冕堂皇与内心空虚“雌雄同体”大学文化，意思是：我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但我通过别的方式，如函授、速成、培训等，拥有了与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的人相同的文化素质。
“大学文化”这个词频频出现在大小官员的履历、简介之中。它试图起一支“打气筒”的作用，增添几分自信，抬高几分身价。结果恰恰相反。它像一滴多余的墨水，滴到一幅画好的山水画上，整幅画的意境全毁了。
有无“大学文化”并不是最重要的。学徒出身的齐白石照样成为艺术大师，他没有“大学文化”却到北大的课堂上为大学生们讲课。这样的天才数不胜数。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道理。不幸的是，中国人习惯作这样单线的思维，他们会说：大概有吧？似乎有吧？不会没有吧？差不多吧？于是，汉语的艺术功能在此得到淋漓尽致的凸现：一大批诸如“大学文化”的词语被智商高绝的庸人们制造出来，唯一的作用便是遮蔽真相。千百年以来，汉语所受的毒化已无药可治——有多少人能参透“大学文化”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按照索绪尔语言学的理论来分析，能指与所指已经完全分裂甚至对立。
“大学文化”按我的理解：就是一件穿在文化素质远远低于“大学”的人身上的“皇帝的新衣”更为不幸的是，我自以为是地选择童话里那个孩子的命运，偏偏要说出绝不能说出的真相。皇帝的禁卫军持着剑朝气势汹汹地向我走来，而我手无寸铁。
不捣毁禁忌，便得不到真理，我终身不渝地坚信这一点。
专家。专家就是最明白该领域的状况，他的话却从没有通过权力运作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的那些人。专家像菩萨一样被供奉起来，主持庙观、享用供奉的却是外行们。
苏曼殊作画。
有人拿了张大而且劣的纸来求画。曼殊生平不作大幅，何况纸又是劣的，当然不愿效命。后来被扰不过，就替他在东南角画一只小小的船，在西北角画一个小小的人。求画者看了莫名其妙，又不敢作声。等了半天，喝完几口酒，曼殊不慌不忙，画了一条纤绳过去，竟成一幅绝妙图画。
现在很难看到这样的画了。美术馆的画展上，全是万紫千红，油彩满纸，令人目不暇接。我私下里估量：一幅画究竟用了多少公斤颜料，这些颜料值多少钱？
在艺术的天平上“少”往往比“多”更重。
跟学法律的朋友闲谈，发现他们讲起法律条文头头是道，对“法律”却茫然不知。其他许多学科的学生也大抵如是。王阳明说过：“只做得个沉空守寂，学成一个痴骏汉。”这是许多博士。博导们的写照。
1915年，陈独秀为苏曼殊的小说绎纱记作序。叹日：死与爱是“人生最难解决之问题”佛教之“十二因缘”说“不可说其究竟”而耶稣之解释比佛教“妥贴而易施”读者梁漱仅写了一封点信抗议此序“讥难佛理”激烈批驳陈独秀的论点。当时陈已是全国大名鼎鼎的革命家与文化领袖，而梁不过是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藉藉无名的一名司法部秘书。几年以后，梁又以一篇论佛理的文章，毛遂自荐于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得破格聘教授，在北大讲“印度哲学”不久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名。
陈梁之交，堪称大侠之交。在陈，心怀天下，唯才是敬；在梁，直抒己见。以才自负。当时北大的教授，要么是旧学大师，要么是戴着欧美博士帽的新斯陈偏偏慧眼看中了无文凭无名气的、批评过他的梁氏。而梁则声然是战国策里的人物，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锥在囊中，脱颖而出。
在陈梁的心灵里，没有“私”这个字。否则，陈对无名之卒的批评定然会怀恨在心；梁对文坛泰斗的地位定然会弯腰献媚。陈梁相互之间怀着敬畏的感情，他们把对方作为一面镜子，在里面看见了自己的形象。
蔡元培聘陈独秀更是一段佳话。据汪孟邹回忆说，1916年年底的那些天“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候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就招呼条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
陈独秀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蔡元培为何力约他出任文科学长？蔡说“翻阅了新青年，便决意聘他。”陈起初回绝说：“不干，因为正在办杂志”蔡说：“那没关系，把杂志带到学校里来办好了。”
这就是蔡元培的伟大。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不过是想让诸葛亮帮他个人打江山，蔡元培请陈独秀，却完全是为了办好北大，境界高出刘备岂止十万八千里。我遥想蔡校长默默地坐在旅店门口的那些清晨，心里暖乎乎的。这位前清翰林、光复会领袖、留洋学者，坐在简陋的木凳上时，在想些什么呢？北大就像是将要出生的孩子，在他淡淡的、宁静的微笑里孕育着。阳光的影子在窗格子上悄悄移动，先生从沉思中醒来。
北大有过许多任校长，留名者寥寥。蔡元培获得所有人的敬重，原因肯定不简单。时下，我在学校里常常看见某些九品芝麻官甚至不入流的办事人员也对教授阿责有加，我就想：北大离“北大精神”已经很远了。北大，不再是教师和学生的北大，不再是知识的北大，不再是人文的北大；北大，变成了权力的北大，资历的北大，生物学和计算机的北大。
那么多的老师和朋友跟我讲起蔡元培。其实，大家都没有赶上能够谛听蔡校长的教诲。
潘光旦是一个被遗忘了许多年的名字，因为心理学是一门被权力驱逐出科学领域的学科。直到80年代性心理学重版，我们才知道蔼理斯的译者是潘光旦。宿舍里，每人的床头都有一本性心理学。
1966年的那场大风暴里，潘光旦却被辱骂为“流氓教授”红卫兵命令先生到清华园一角除草。先生以衰老之年，残废之躯，无辜成为暴力的实施对象。独腿的潘先生因不能像正常人蹲踞工作，曾恳求携一小凳，以便于坐，竟遭到昔日的学生惨无人道的拒绝。先生曾有著名的“从游论”认为教育乃是大鱼引导小鱼游，此时当是何种心境？他被迫坐于潮湿的地上，像畜牲一样爬行着除草。1967年5月，先生病重，膀胱及前列腺发炎，小腹肿胀如鼓，便溺不通，不获医治，惨痛哀号数日，于6月10日惨死。
在这桩悲剧里，被害人和害人者的界限应当格外分明。但我没听说哪个学生的忏悔——他们只是说自己当年太天真，被欺骗了。
许广平有一段回忆鲁迅的文字：他不高兴时，会半夜喝许多酒，在我看不到他的时候，更会像野兽的奶汁所养大的莱漠斯一样，跑到空地里去躺下。至少或者正如他自己所说，像受伤的狼，跑到草地去舔干自己的伤口，走到没有人的空地方蹲着或者睡倒。有一次夜饭之后，睡到黑黑的凉台地上，给三四岁的海婴看到了，也一声不响地并排躺下。
这样的场景是令人无法忘怀的。现在喝酒的人，大抵都是因为快乐，官僚和商人们以上千元一瓶的人头马豪饮。然而，这仅仅是价格的高低而已，他们跟猪圈里喝水的肥猪们没有什么区别。真正的饮者乃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是曹操、是刘伶、是李白、是东坡、是鲁迅、是郁达夫、是金庸古龙小说中的大侠们。酒之诞生，乃是源于人感情的脆弱。真正喜欢喝酒的人，在喝酒之前就已经知道酒什么也改变不了，对酒并不抱什么希望，因此永远不醉。
在1997年3月27日的文艺报上看到这么一则消息：云南省作协召开“三大件”文学创作选题论证会。据报道说，云南作协向全省作家征询未来一到五年的创作规划，各地的作家都报来了自己不同门类的创作计划，省作协在既要突出主旋律，又要保证各种风格、题材的文学作品百花齐放的前提下，结合老。中、青三代作家的比例和民族作家的分布情况，确定了首批参与选题论证的19位作家。
这则报道比聊斋志异的故事要精彩许多。经济都已经是市场经济了，文学还在“计划——里鬼打墙。按照年龄、按照民族，确定比例来挑选作家作品，是对文学本身的羞辱。作协领导的用意是良好的，现在不是在宣传扶贫么，文学也应该扶一把，挑选一批作家重点扶植，岂不能“多快好省”地出作品？
可惜创作不是母鸡下蛋。第一流的作家往往都是“扶不起来的阿斗”
燕园旧事。有的旧事仿佛海市蜃楼。旧事我都没有经历过，是听学长们讲的。
据说，80年代中叶三角地的海报字迹工整，好些是抄录自己的论文提要，然后在后面写道：“以文会友，肝胆相照，对我的论文有兴趣，或者在这一领域有所见解的同学，欢迎来与我讨论交流，我的住址是：x楼x室。”据说，那时候先生与先生。先生与学生、学生与学生见面，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在读什么书？你在写什么文章？”然后就热烈地讨论起来。三十出头的学长在谈论这些旧事的时候，一脸的伤感；而我在倾听的时候，却是整颗心神往之。因为，三角地我所能看到的海报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一天能挣500元”、“重金征求托福高手，绝对保证安全”、“霸必龙酒巴，情侣最低消费25元”
白发宫女在，闲话说玄宗。天宝的遗事，真的是一杯陈年的老酒？而我，宁可早生一头的华发。
王安忆去采访女劳教队，管教干部向她推荐了一些采访对象。她们推荐的人选确实都很有意义，比较有“故事”可是王安忆发现，这些人是经常由干部推选去和采访者说话，她们的表述过于完熟和流利，她不禁怀疑：其间真实的东西是不是很多。
掩盖其实的手段有很多种，这也许是其中最具善意的一种。这样的场合，是对采访者智商的最好的检验。
畏惧。信仰便是“畏”这一点德国诗人席勒讲过。席勒认为，一个自然混沌的人无所畏惧.因为他没有道德意识，一旦他有了道德意识，首先得到的便是畏惧。“畏”与“怕”不同，前者包含着尊敬、肃穆、纯洁的情感，而后者仅仅是恐慌、卑下。不安的心理和生理反应。中国人有“伯”的感受而无“畏”的感受。中国的百姓怕官而不畏官，中国的官让百姓怕不能让百姓畏。所以，文革中大小官员们下场悲惨。
缺少让人敬畏之物的民族，永远停留在蛮荒阶段。蛮荒阶段的民族，一边杀皇上，一边杀天鹅，除了忍耐，就是破坏。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写道，在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国家里“某项法律可能遭到下述人的破坏：第一，被这条法律剥夺了权利的反动社会成员；第二，受这条法律压制的进步人士；第三，还没有达到这条法律所代表的文明水平的人。”这是现代法律的困局，法律与正义像是牛郎织女星，只能隔海相望。他还写道：“当党是进步的政党时，它的行动是‘民主’的；当党是退步的政党时，它的行动是‘官僚式’的。在第二种情况下，党实际上是警察机关。”这番话不是针对法西斯政党而发的，而是针对他亲手缔造的意大利共产党而发的，遵循斯大林主义的意共走到了葛兰西信念的反面。
革命的蜕变是革命者必须承受的最深重的打击。蜕变的革命为投机者加冕，却把革命者送上绞刑架。
传记。近年来，传记类书籍最为读者所喜爱。市场需要大大地刺激了生产，传记著作一时间百花齐放。然而，我至今没有发现一位八流的传记作家，能与欧文斯通、莫里亚克相提并论。重复的资料和故事像一团乱麻堆砌起来，传主的面貌却模糊不清，更不用说精神了。
原因在于：作传记的人的思想人生境界离传主太远了；市面上有那么多蹩脚的蔡元培先生的传记，几乎令我愤怒。一写作之前，这些作者们可曾掂量过自己的道德文章有几两几斤？
几名学生去看望梅贻传先生，谈到至纯至真的本性，在社会上往往凿辆冰炭，格格难容。梅先生告诉学生说：“由于各人的机遇、环境和人生观不同，看起来好像成就差别很大，其实向远一点看，并没有什么差别。赤子之心必须保留，凡是能做的和应当做的，好好去做就行了！”然而，今天的先生却一味地告诉学生说，你要去适应社会。单向的“适应”是一条危险之路，它意味着无条件的妥协、不平等的交换，在这一套价值体系里“赤子心”是没有重量的。
一味地适应只能导致精神的枯萎和心灵的麻木。梅校长所激赏的“赤子之心”今天却被千夫所指，指斥为“不能适应社会”我曾看过一部美国科幻片，影片中外星人统治地球的方式不是血腥的战争，而是“同他”——用某种先进的仪器在人类的大脑上钻个孔，塞进预设好的贮存器，这样人类全成了奴隶。这种可怕的方法眼下正在各个角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人类精神创造只有两种形式：科学和诗歌。前者给我们便利，后者给我们安慰。更通俗地说，前者让我们在肚子饿的时候有饭吃，后者让我们意识到吃饭不仅是吃饭，吃饭是一件很有情趣的事。只有科学，没有诗歌，原子弹便会被引爆；只有诗歌，没有科学，诗人便会成为路上的冻死骨。
科学家不应该蔑视诗人，诗人不应该疏远科学家。两个领域若互相对立，人类也就大祸临头了。实际上，最伟大的科学家都是具有诗性的人，如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我坚持认为，牛顿观察落地的苹果时，既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也写了一首优美的诗。
讨论。所谓讨论，就像夜晚的学生宿舍，各人说各人的梦话，却听不到对方在说什么。
那些看似热烈的讨论，其实并没有真刀实刻的交锋。没有人愿意倾听并试图理解对方的观点，只顾自己说，喋喋不休。
菜单。菜单的名字仅仅是名字，切勿对它们产生美好的想象。点菜的人是最不幸的人。等菜端上桌以后，他所经验的是，从希望的山峰跌落失望的谷底。怎么是这样？怎么是这样？错误出在厨房里，还是诗者的路上？
错误出在菜单上。菜单是文明已经名不副实的一大表征。
石头。用来砸人的时候才会感觉到它的坚硬。而在观赏的时候，以为石头是自己的朋友。
石头，石头，古往今来，你砸死了多少个犯罪的异端？
偏激。这是唐僧的紧箍咒。每当孙悟空想叛变、想走歧路。想抛弃师父的时候，面容慈善的唐僧便念起了紧箍咒。无论你孙猴子一个筋斗飞十万八千里，也保管痛得你跌下云端，满地打滚，磕头告饶。
偏激。这种命名让你无以逃遁，泰山压顶般而来。你无法争辨、无法申诉、无法抗争，失败已经注定了。说你偏激是巧妙的修辞，意思是：你是错的。因为你是错的，你就无须多说了。
用偏激来拼凑对他人的宣判，是思想枯竭的大师们最后的杀手铜，他早已是一眼没水的井，也要强迫别人守在面前，寸步不离，而当旁边打出一眼新井，清冽的泉水汩汩而出时，他又善意地告诫人们：“那口井的水有毒，不能喝。你们还是在我的面前耐心等待吧。”
在遭受一系列的挫折之后，我学会了先开口对别人说：“对不起，我的思想太偏激，您别太在意。”
暗夜行路时，总是忍不住回头，害怕有一把刀子从背后捅来。而背后。只有自己的足音，从青石板上传来。
报纸上对离开雷锋的日子一片好评如潮。（北京青年报）说：“面对各种褒奖，紫禁城影业公司的有关领导表示，虽然这是一部主旋律电影，但也将坚持按商业片方式运作，以影片的实力和观众的口碑争取做好发行工作。”
这是一段可以载入史册的文字，尤其是“虽然”和“但”两个虚词，巧夺天工，绘影传神。看来“商业片的运作”已成气候“权力话语”也不得不向“商业话语”献媚，优孟衣冠，方能堂堂正正地登场。
影院里依然是空荡的，而经理说，票全卖出去了。对此，洋人永远无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