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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一段慢动作纪录片。”
仅凭这一句话，李敖稳坐汉语写作的头把交椅。
连危机意识都没了，危机便像决堤的黄河水一样席卷而来。
人最脆弱的时候便相信爱，人最坚强的时候便相信恨。
有歌唱的权力的，往往并非夜莺，而是喜鹊。
有写作的权力的，往往并非大师，而是御用文人。
人们被迫听最难听的歌声，被迫读最难读的作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喜鹊也就成了我们心目中的夜驾。
弱者的影子是善良，因为弱者没有作恶的条件。这与弱者的本性无关。
没弄懂这点的人，会吃大苦头，文革中许多人便稀里糊涂地因此而送命。
爱情产生于错误。我以为自己一贯正确，因此爱情便离我而去。
现在，我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爱情还会降临吗？
杯子是用来装水的，诗是用来装灵魂的。
现代汉诗是一堆空杯子。
德富芦花有篇短文写生帖，讲了一个凄美的故事：从前有个画家，只画过一幅画，其他的画家有更丰富与更珍贵的颜料，而且画出更惊人的画。然而，这位画家只用唯一的一种颜色，画中却泛着奇异的红色光辉。其他的画家问他：“你是从哪里弄到这种颜色的？”他只是微笑，依然低头画着画。画越来越红，画家的脸色却越来越苍白。终于有一天，画家死于画前。人在埋葬他前，为他更衣时，在他的车胸前发现一个旧伤。可是，人们还在说：“他是从哪儿得到那种颜色的呢？”不久，那位画家被人们遗忘了，只有他的画永远活着。
这是一个寓言，它道出了艺术创造的本质：艺术之于人如同吸血鬼。艺术毁灭了艺术家的健康，艺术夺走了艺术家的生命，但艺术家无怨无悔。
想从艺术中获得名誉、金钱和权力的人，趁早改旗易帜吧。
黑格尔死于肆虐全欧洲的黑死病。
病菌并没有因为他是黑格尔而特别对待他。他的智慧，他的哲学，全都救不了他。到头来，他还得和愚夫愚妇一样在病床上呻吟，然后死去，尘归尘，土归土。
这是多么令人沮丧的事实啊，我们一辈子追求智慧，但智慧在好多领域内都无能为力。往往是我们受苦的时候。它束手无策地站在一旁，帮不了我们。
一切的占有都是走向丧失。成吉思汗拥有整个世界的时候，却失去了童年最喜爱的小马，他想用整个帝国去换小马，却换不回来。
爱情往往以占有为标志。但加缨却看到了其中的荒诞：“任何人，那怕是最被爱着的人和最爱我们的人，也不能永远占有我们。在这严酷的大地上，情人们有时各死一方，生又总是分开的，在生命的全部时间里完全占有一个人和绝对的沟通的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年轻的恋人们互相欺骗着，启欺亦欺人。
占有与丧失的尴尬对峙，使生活沦为一种在其形式后追赶而永远找不到这种形式的运动。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追回的夸父，将渴死在中途上。
研究历史的朋友，以为熟读了正史便抓住了历史的”脉络”我不以为然。真的历史在哪里呢？在零落的报刊里，在杂乱的日记里，在心灵的回声里，一在文字及文字之外。
1932年，中原西北灾荒。5月20日“国闻通迅社”郑州电讯：“鹿邑拓城春粮告竭，流离归德者七千余人，僵卧于途者日众，死亡枕籍，惨不忍睹。鹿邑本境经股匪扰五月之久，庐舍为墟，粮米尽罂，攀妻子以延生。二区朱消店、三区老鸦店。五区宁平镇、六区泽民镇、八区桑园集，均立人市，年幼妇女每人不值10文，十一岁幼童仅易干文，孩提婴儿抛弃遍地某妇买一馒头，留小姑为质，卖馒头者索钱不得，小姑谓我宁不值一馒头，一卖烧饼者代偿馒头帐而换得此幼女。’”西北的甘肃、陕西、山西等本已贫瘠不堪的省份，情形就更悲惨了。灾荒战祸，百业萧条，唯“人市”兴旺，全国形成了演关、天津、武汉、上海、厦门、广州六个贩卖女婢的中心。
只有从这些材料中才能捕捉到历史的触角。民国二十一年，中国大地上并非只有国共两党在开战，还有许许多多的事件在发生和演变着。忘记这些平凡的人、事、物的学者，不配搞历史；对于曾经生存过的人们苦痛的生存缺乏悲们感的人，不配搞历史。历史是热的学问，而不是冷的学问，我以为。
徐志摩死于天空；聂耳死于大海；瞿秋白死于荒野。秋白了望四周山水，驻足说：“此地甚好”遂平静坐地，从容就义。
死亡也富有诗意的人，可以成佛矣。我们应为他们欣悦，而不应悲伤。
中国是否是“儒教中国”我一直心存怀疑。我以为，中国更像是“法家中国”对“法家”这种说法，我也不以为然。申韩一派，是中国政治哲学的本流，是为独夫民贼张目的鹰犬，他们何尝知道什么是“法”？他们那里，哪里有古希腊的法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和权力制衡的观念？与其称之为“法”家，不如称之为权术家、阴谋家。
儒教徒都是书呆子，书呆子玩政治是玩不转的。政坛上长袖善舞，多财善贾的都是阴谋家。只会注六经的儒生在朝廷里不过是一堆花瓶。真正儒生当国的，二千年来不过只有王莽一人而已。
中国正统史家一向对签位者深恶痛绝，口沫笔伐，因此王莽也被史家五马分尸，肢解得不成样子。史书描绘他“侈口困项，露眼赤精，大声而嘶”我认为是一派胡言。相貌凶恶到这样的程度，他焉得在朝廷里有升迁的机会？王莽的本来面目乃是一地地道道的儒生，是一个大学者。少年时代他即摈弃声色犬马，拜名儒陈参为师，折节向学，穿戴完全像穷书生。后人往往把王莽看作热衷于虚名假誉的伪君子，我看问题绝没有这么简单。他按周礼来治国，确实是书呆子的一厢情愿。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中分析得颇为精到：“他有很多我们今天视作离奇的办法，例如争前造成理想上的数字公式用在真人实事上，以一种象征性的指示当作实际的设施，注重视觉听觉上的对称均衡，不注重组织的具体联系，这都与传统中国思想史有关。”王莽呆得有些可爱，他以为书上写的都是真的可以实践的准则，殊不知中国的经典全是骗人的鬼语，即使有二％的真话，也早就过时了。
公元8年，王莽废汉称帝，改国号为新。在位期间，实行“托古改制”将全国土地改为“王田”属朝廷所有，私人不得买卖；改官制为周制，复行五等爵；改革币制，立“五均六管”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六大都市立五均司市、钱府官，行赊、贷之法，并掌管物价；设六管之令，对酿酒、卖盐、铁器、铸钱以及从名山大川开采物资者，统一由朝廷征税，颇有些“初期社会主义者”的气派。当改革失败，形势恶化时，王莽忧烦不能食，倦则凭凡而寐。大司空崔发提出：宜哭告天以求救。莽乃率群臣至南郊，仰天大哭，伏而叩头。我相信王莽的痛哭是真诚的：我全照着圣人的话来做，为民众谋福利，为何落得这样的下场？老天难道不因我之眼泪而感动吗？
黄仁宇总结说：“王莽眼高手低，只能宣扬天下大局应当如是，做事经常文不对题，可能被他自己的宣传所蒙蔽。”他的下场是极其悲惨的：为商人杜吴杀死后，军人分其尸为数十段。传莽首于宛时，百姓共击之，或切食其舌。
这就是最高明的儒生治国的成就。
所以，我认为中国并非儒生之天下，而是阴谋家的天下。被史家称为“玩弄权术与沽名钓誉之徒”的王莽，骨子里仍是儒生。真正的阴谋家，对这样身败名裂的儒生是看不起的，他们才是成功者。如刘邦、李世民、朱元津辈，都是不太读书的人。这也应了毛泽东的名言：“读书多的人，把国家搞不好，李后主。宋徽宗、明朝的皇帝，都是好读书却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的人。”
最肮脏的政治，需要最肮脏的心灵去周旋，孔子的徒子徒孙们缺的就是这一点。
北京街头，常有豪华车队在一路红灯中疾驰。前有警车开道，沿途交警拦下其他车辆，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北京高官云集，京城百姓以目睹这样的场面为骄傲于其他城市市民的本钱。
常看到父母亲带着孩子立于道旁，目睹车队经过时，父母亲苦口婆心地教育孩子：“你长大了要是能到这一步，爹妈死也瞑目了。那场面，那阵势，啧啧”小孩眨巴着眼睛，一副心领神会的表情。
这时，我宛如生活在中世纪，听见那西楚霸王大叫“富贵后不衣锦还乡，如之奈何？”又看见汉高祖浩浩荡荡的还乡队伍，刘邦已然是汉高祖。这个千年帝国的进步小得可怜，既然挪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那就不要挪了。对权力的膜拜，从古至今没有什么改变，甚至越演越烈了。
如果每个聪明的小孩都把拥有能闯红灯的大轿车作为人生哲理只是美丽的字眼，挂在天边。
父母们煞费苦心地教育孩子，我却不识时务地在旁边说：“救救孩子！”
晚景。
台湾作家杨送晚景十分凄凉。他在政治高压下被迫放下了心爱的笔。但一个作家除了写作，还能做什么呢？他只好靠卖花为生。周作人的时代，作家还能有“自己的园地”花不是要类才种的，种花只是为自己欣赏。但杨送却做不到这点。然而，凄惨的晚景无损于杨连的伟大，他直到死都不曾缺钙。同样，钟理和也是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他甚至比曹雪芹还悲惨，有时，连粥也吃不上。他死的时候，文集还未能结集出版，几乎死不瞑目，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难道还有比这更伤心的事吗？然而，凄惨的晚景无损于钟理和的伟大，夕阳最后一抹的亮色甚至超过了朝阳。
相比之下，大陆的“老作家”们晚景颇佳。功成名就，弟子们恭恭敬敬地抬着轿子。他们还在写作，回忆那琐碎得像小草的旧事，并且对现状发些不痛不痒的议论。他们用真正的“白话”来写作，像白开水一样的口语，却被后生晚辈们叹为“质信文章更老成”、“返朴归真、脱尽铅华”他们担任着百十个机构的名誉主席、委员、顾问、评委享受着局级、部级甚至更高的待遇。每逢节日，总有各大员上门问寒问暖，因为他们是“国宝”
然而，他们辉煌的晚景并没有增添他们一丝一毫的伟大。他们在空中楼阁里自言自语，他们欣赏着自己镜中不老的容貌。他们的下半身（生）把上半身（生）煮着吃，吃得津津有味。许多年前，他们的创造力便全部丧失了，他们的晚景并非由晚年的成就来支撑。他们在大小庙宇里享受着香火。他们都喜欢养波斯猫，因为猫比他们本人还要柔顺。
我并不是赞美苦难——我想，晚景凄凉或幸福不是最重要的差别，最重要的差别乃是对晚景的态度。文化老人们安于做庙里的菩萨。而杜甫却病死在孤舟上。
我想送点钙片给伟大的老人们，他们需要钙片。
北大快没有文科教育了。这似乎是危言耸听。但我以为，文科教育的根本在于“赋予社会和世界以意义、目的和方向。”就这一点来看，北大的文科已然不是“文科”
斯坦福大学校长查理莱曼在美国生活中的人文科学中指出，人文科学必须直面“做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而且，它只提供一些线索，不可能提供完整的答案。人文科学告诉我们：在一个不合理、绝望、孤独和死亡的现象与诞生、友谊、希望和理性的现象同样明显地并存的世界里，人们是如何力图创造一个有道德、有信仰、有文化的社会的。人文科学还告诉我们，个人和社会应如何解释道德生活，如何设法使这种道德生活成为现实，如何试图使自由与公民的责任协调起来，以及如何得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们逃避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需要。这里传接着知识，能够转化为金钱和权力的知识。拥有这样的知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就足够了。
陌生化。
博尔赫斯一直在当图书馆馆员，即使他成了一位名作家之后。他的一位同事在百科全书中读到“博尔赫斯”的条目，非常惊奇，兴冲冲地跑来告诉他：“百科全书里有一个人，不仅跟你同名同姓，而且出生日期也完全一样。”
对于那些骄傲的中国当代作家来说，这个故事不啻是一剂良药。
智齿。
去年我长了智齿，反复发炎，痛得我死去活来。最后只得去北京口腔医院把它拔掉。
后来我想“智齿”真是一个有趣的命名。智齿就是一颗多余的、而且还会惹祸的牙齿。“智慧的牙齿”只会带来痛苦——因为它的“智慧”吗？
智慧与痛苦是孪生兄弟，明知痛苦，我们还要追求智慧。这是人与动物最明显的区别。
王小波在追求智慧的道路上痛苦地死去了。他一个人在公寓里呻吟而死，没有人发现。但他的信念依旧：“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高兴。”
不自由的生活就像牙疼一样，睡觉也睡不安稳。没有勇气拔牙的人，便抽上了鸦片。
最好的文章是东踢一脚、西打一拳地信手写出来的，没有任何章法和规范，就像漫游的堂吉珂德，不停地走着，不停地遇到好玩的事，享受乐趣或受到折磨。难怪李卓吾写作的时候“每研墨伸格，则解衣大叫，作兔起鸽落之状。”
一个真正的家，应该是一处工作、娱乐、交友和人类一切思想凝结为一体的空间，也就是一处个人的空间。在拥挤的学生宿舍里，这只能是天方夜谭。
卡内提认为，家的最好定义是一座图书馆，女人最好不要住进来。那么，我好歹也算拥有一个“家”了。
人们往往以向上司点头哈腰为代价，换取看不起下级的权力。
男子失恋以后，一边发誓不再恋爱，一边搜索下一位恋人。
官员倒台以后，一边发誓不再从政，一边搜索残存的支持者。
恋爱与从政一样，都是男子乐此不疲的游戏。
职业之于人，如同猪圈之于猪。猪圈是不可少的，没有猪圈，猪就可能被狼吃掉；但猪因此付出了丧失自由的代价。
当人以最大的恶意看世界的时候，世界不得不回报他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