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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边的故事
水边的故事，是一叠由瞬间流向永恒的故书。
我是个在水边长大的孩子，外婆的小阁楼后面就是一条小河，河水混混，是我最好的催眠曲。长在水边，却一直没有学会游泳。伙伴们个个都是皮肤黝黑、身手矫健的浪里白条，我却从早到晚静静地坐在河边，像一尊古代的石像。正是在无数静止的时刻，水边的故事像一面面镜子，伸出闪烁的手捕捞着岁月的流痕。波光款数，人在水的边缘，心灵深处常常涌起海然欲泪的难以言说的寂寞。每根脆弱如蛛丝的神经，都被当作琴弦拨动了。
河边的每个教书都像桃花源那样美丽奇幻。翻开一本线装的诗经，最先牵着你的眼光走的是这样的句子：“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洞从之，道阻且长；溯游八之，宛在水中央。”于是，满纸的方块字都荡漾起来，青青的是河畔的草，盈盈的是河中的波。是不是眼睛花了呢？“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在可采莲的江南，如果说每一朵莲花下都有一条自由自在的小鱼，那么每条河边岂不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水边盛产至纯至真的感情，水是一种由我们的眼泪汇集成的，却能让我们忘忧的液体。在这平坦如批光洁如玉的水里映着朝朝代代都不动声色的明月，拥着梅的疏影与藕的深根，也刚刚掠过鹤的白羽与蝶的金翅。对于人类的健忘而言，水是一部宇宙间最大的留声机：诗人苦涩的歌吟，舟子旷达的渔唱，纤夫苍凉的纤歌，女子悠闲的揭衣声还有那湘水的屈子、乌江的霸王、赤壁的东坡、梁山泊的一百零八条好汉每个深陷在苦难中无法自拔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到水边去，去寻找他们最后的安慰。水的使命则是寻找与她最知心的人，所以济慈把他们的名字写在水上。水与我们血管中的血一样，存在着鲜明的爱与憎，而爱与憎又冰炭相容。在水沉默的表象背后，演奏着交响乐中循环不止的延长号。
对于极少的那部分人而言，水象征着一种绝望且高傲的理想。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尝言：“人生无法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其实，在人生不同的分分秒秒里，人又何尝拥有过同一颗心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心灵就是一条流动的河。逝者如斯，水同生命一样，无法被赋予某种特定的形象。因此，伟大的艺术家所能达到的最远处恰恰正是艺术的局限处。梵高那令人赞叹的怨言就是所有艺术家高傲而绝望的呼声：“在生活中，在绘画中也一样，我完全能够没有上帝。但是，痛苦的我不能够没有某种比我更伟大的东西。”梵高找到了支撑我们躯体的土壤，却没有发现较息着我们灵魂的流水。梵高无法面对人类不可能突破的局限，便向自己举起了沉重的手枪。真的，没有哪门艺术能与流水交锋，无论什么样的艺术在水的面前都显得如此苍白与粗糙。
与河水相比，海水更为神秘莫测。在太平洋中一个苍凉荒芜的小岛上，消瘦的高更日日夜夜面对茫茫无涯的海水。巴黎的灯红酒绿、车水马龙、脂粉与金钱、权势与令名，统统比不上环绕在他四周的水。终于有一天，高更的眸子变得比海还要深造，他在画布上重重地写上三个问号：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海水是否回答了他的问题，我们不得而知。但那一瞬间，高更确实在海边与自己的灵魂不期而遇。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发现自己的灵魂丢失了呢？又有几个人愿意到海边倾听灵魂的声音？生活像水一样如此之轻，也如此之重。在风的吹拂下，我们哪里才有岸呢？流逝的水不会间尽头在哪里，或许根本就没有尽头？那么，我们剩下的使命便是在已经成为汪洋的世界中展示一个倔强的小岛，用自己真实的感受去预示另一种可能性的来临：人类面临的是遥不可及的未来，让我们如暴风雨中飞回来的海燕，静静地坐在水边，承受那即将降临的幸福或苦难。
水边，最让我无法忘怀的故事是艾特玛托夫的帕轮船，它像一支灵魂的温度计，测量着我们心灵的冷暖。在这个诗一般透明的故事里，孩子的世界是一个与水一样永远也不会变得丑陋、浑浊的世界。孩子每天在湖边的山坡上遥望湖里停泊的白轮船，这是孤寂中长大的孩子唯一的乐趣：没有父母，与爷爷相依为命的孩子，爱森林、爱湖水、爱湖上的白轮船、爱爷爷故事里的长角鹿妈妈。然而，迫于生计，在守林官员的压迫下，爷爷不得不射杀了长角鹿。孩子从堆满鹿肉的餐桌上狂奔出来，跑到湖边痛苦地向远方眺望，却再也望不见白轮船了，白轮船已起旋开往伊塞尔库克。孩子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有的人歹毒，有的人善良？为什么歹毒的人幸运，善良的人不幸？孩子无法接受残忍的成人世界，终于去实现自己变成鱼的梦想了。吉尔吉斯作家艾特玛托夫也许是含泪写下这段后记的：“你游走了，我的小兄弟，游到自己的童话里去了。你是否知道，你永远不会变成鱼，永远游不到伊塞克库尔，看不到白轮船，不能对他说你好，白轮”船，这是我！’我现在只能说一点——你否定了你那孩子的灵魂不能与之和解的东西，而这一点就是我的安慰。你生活过了，像亮了一下就熄灭的闪电，闪电在天空中划过，而天空是永恒的。这也是我的安慰。孩子，在向你告别的时候，我要重复你的话：‘你好，白轮船，这是我！”’合上书的时候，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水和白轮船都隐喻着一个未给定的世界，一个唯有真、善、美和自由的世界。这个世界需要有人为它献身，与贫乏和虚伪抗争是艰难的，生活的奇迹豁然出现的时刻毕竟太少了。这便是怕轮规的可贵之处：明知满载真理的小舟已经倾覆，宁愿遭受灭顶之灾也不苟且偷生。卡夫卡说过：“谁若弃世，他必定爱所有的人。因为他连他们的世界也不要了，于是他就开始觉察真正的人的本质是什么，这种本质无非是被人爱。”水边的故事大多以悲剧结局，然而这种悲剧之中却蕴含了一种火山喷发一般强烈的热情。水边那些平凡或伟大的人们，用他们独特的方式去解答时与变的谜底，并在残忍与非正义之中展现水生之爱。
一切的矛盾最后都纠结到水边。无论你是预言家还是落伍者，水都是你无须付出什么的知音。加缀在置身苦难与阳光之间一书中写道：“在阿尔及利亚的郊区，有一处小小的装有黑铁门的墓地，一直走到底，就可以发现山谷与海湾。面对这块与大海一起呻吟的祭献地，人们能够长久地沉湎于梦想。但是，当人们走上回头路，就会在一座被人遗忘的墓地上发现一块‘深切哀悼’的墓碑。幸运的是，有种种顺应诸物的理想者。”我是一个在南方水畔长大的孩子，身上有许许多多水的特质。看惯水面的波澜，听惯水边的故事，这才发现自己度过的那段并不漫长的岁月，也成为水边故事峰回路转的细节。无可奈何，作为一个心甘情愿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彻头彻尾的理想者，我只能虔诚地掬起一掺水，细细咀嚼其中的苦涩与甘甜——不管是苦涩还是甘甜，都固执地让河边的故事演绎下去。
薄酒与卫委
偶读黄庭坚的诗集，这酸老头还颇能发些天籁之音。最喜欢的便是“薄酒可以忘忧，丑妻可以白头。徐行不必车马，称身不必狐裘。”这真是一种可爱的阿q精神。与黄老头不同，现代人的梦想是：食有鱼、行有车、饮洋酒、追美女，黄老头落伍了。
酒有烈酒与薄酒之分，有名酒与劣酒之分。饮烈酒最见男儿本色，有友为晋人，对汾酒赞不绝口。袁子才的随园食单茶酒邦中记载：“既吃烧酒以狠为佳。汾酒乃烧酒之至狠者。余谓烧酒‘人中之光棍，县中之酷吏。’打擂台非光棍不可，除盗贼非酷吏不可，驱风寒消积滞非烧酒不可。”然而，我总是怀疑这位风流才子有喝汾酒的本领。斗酒万盅，多半是文人的自吹自擂，夸张喝酒的本领李太白起了最坏的作用。还是欧阳修说得坦白：“太守好饮，而饮少辄醉。”醉去之后呢？“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能够忘忧的，是什么样的酒呢？
薄酒可以忘忧。我所爱的，乃故乡用糯米制作的“酸糟”o到北京以后，少有一饮的机会。雪花飘飘的冬夜，故乡来人。那时，我正经历一段幽暗的心路历程，偌大的都市里，我如同落进眼睛里的一粒沙，怎么也融不进去。于是，与老乡一起冒着鹅毛大雪，穿了不知多少大街小巷，终于找到一家挂着“川妹子”招牌的小饭馆。饭馆是不入流的，稍有身份的人都不会踏进来。在清脆如“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乡音中，我们相对而笑。两碗煮得滚烫的醒糟端上来了，雪白的糯米粒悬浮在半透明的液体中，中间是一只黄白相间的荷包蛋，真是一幅天然去雕饰的好图画。轻轻地品一口，闭了眼，外婆的小镇出现在面前：长满青苔的天井，堆满坛坛罐罐的厨房。而每到过年的那段时间，总有一个坛子里装着外婆亲自做的醋糟。那时，我常常偷偷地舀上一小勺子，躲到天井的花台后品尝半天。外婆发现了，少不了既疼爱又生气地责怪：“生酷糟怎么能吃呢？吃了会闹肚子的。要吃，外婆给你煮。”但我还是更喜欢吃没有煮过的原汁原味的醋糟。而今，外婆老矣，已经没有精力做酸糟了，妈妈和姨妈们都没有学会外婆的绝艺，酷糟怕是永远留在记忆里了。
拿醒糟来对抗轩尼诗、人头马，似乎太“土包子气”了。但我觉得，人的尊严还不至于非得用酒的价值来衡量。中国成为法国名酒的最大销售地，我不觉得有什么骄傲之处。相反，我倒觉得国人的心理太脆弱。我喜爱一块钱一大碗的醒糟，因为它能解我的优苦，解我的乡愁，仅此而已。
说完酒，再说女人，这是中国文人的劣根性之一。没办法，黄老先生的诗句就这么写。我也只好东施效颦。以丑妻为荣，黄老夫子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坦率而可爱的男士之一。据说袁枚大才子的妻妾也个个姿色平庸，旁人问其缘故，袁枚说天机不可泄也。天机为何？黄庭坚一语点破：“白头”也。老夫子着眼于“白头”而不在乎美丑，眼光之高远，实非时下“非美不娶”的会答须眉所能比拟也。
“多情却被无情恼”东坡居士的告诫犹在耳朵边上，又有干千万万男士掉进美女的陷阱。假如你是一个平凡的男人，那么你在追一个美丽的女孩前，首先得作好“上刀山、下火海”的准备，把自尊心像一张废纸一样揉成一团扔到垃圾堆里去。尽管如此，我们也算准了失败的机率为99％。当然，这也怪不得漂亮的女孩，骄傲本来就是漂亮的影子，骄傲是她们无须用法律来保障的权利。谁能怪海伦有罪呢？特洛伊战争与她无关。我又想起了一则动人的希腊神话：阿尔弗斯在打猎时爱上了仙女亚丽苏莎。但美丽的亚丽苏莎不答应他的求爱，总是从他面前逃开，直至在奥第加岛上变成一流喷泉。阿尔弗斯哀伤着，苦痛着，终于变成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一条河。他仍未忘记他所爱，就到海中与那喷泉相融汇。
变形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那浪漫的时代也过去了。今天还有美丽的女子变作一湖与世界一无挂碍的纯澈的喷泉吗？一个上海作家不无夸张地说：“上海的美女一半嫁到外国去了，一半住在酒店的包房里。”那么，就让我们姑且做一次阿q吧，说不定退一步海阔天高呢？在池莉的（烦恼人生）中，妻子是一个极拉着拖鞋、头发乱蓬蓬、脸上已有皱纹的平庸女子。可是，早上丈夫离家上班的时候，都市干干万万的窗户下面，只有她的眼睛一直目送丈夫消失在人流中。想到这一幕，丈夫烦恼的心也就暖乎乎的了。美妻并非不能白头，可丑妻却绝对能白头——只要你飞黄腾达的时候不要充当陈世美。
“白头”的观念于新潮男女看来，简直保守到了极点。“只要曾经拥有，不在乎天长地久”这一生已够沉重的了，何必再给自己加上一个包袱呢？大学城里，恋爱成了一本薄薄的“半月谈”没有一句是真话。被奉为校花的美女，周旋于几个男士之间，说爱就爱，说翻脸就翻脸。不是你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就是这么快。爱与不爱，冷漠与深情，成了一张随时可以翻转的扑克牌。但我还是想寻找“白头”在将近八旬的数学家程民德先生家里，我看到了最平凡而最动人的一幕。老院士兴致勃勃地要找年轻时的照片给我们看，翻了几本影集却没找到，转身问老太太：“是不是你藏起来了？”老太太行动不方便，眼睛也不好使，撇撇嘴说：“自己胡乱放，却好意思怪别人！”老头老太真的像青梅竹马的小孩一样拌起嘴来。我们在一边，想笑又不好意思笑。忽然想起辛弃疾的句子来：“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当我们自己也白发苍苍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同样白发苍苍的、可以拌嘴的伴侣呢？
薄酒喝过了，尽管只有几度，却也微微醉了。美丽的女子远远地走过，行走的风景，夺人魂魄。多情是一把对准自己心窝的刀，伤的只能是自己。
给爱一个容器
对爱人有一种诗意盎然的称呼，叫做“牵手”
“牵手”的称谓缘起于台湾高山族平浦人。平浦人是母系家庭制度，嫁娶都由男女青年自己挑选，自由组合。女孩长大后，父母就给她建一间房子，让她单独居住。到了适婚年龄，姑娘家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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