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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之前，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为战争划上了句号。日本国民牢牢记得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修建了原爆资料馆，每年都在原爆发生地举办隆重的悼念仪式。然而，日本官方和民间致力于搜集和保存每一个日本原爆受难者的详细资料，却不愿承认日军在亚洲各国的暴行和屠杀。
日本人经常说：“世界还记得广岛吗？”这个题目本身就有问题。从问题的本质来说，
应该是“世界还记得南京大屠杀吗？”“记得成了战争牺牲品的几千万亚洲人民吗？”“记得敢死队、强制入伍的人们以及奴隶劳工们吗？”
广岛地区的原子弹爆炸可谓“有因必有果”广岛地区编组的日军第五师团，从甲午战争起，历经八国联军、日俄战争到全面侵略华战争，参与了全部的侵华战争。甲午战争时期，广岛是日本的临时首都，天皇在此亲自指挥前线的战争。在二战期间，广岛地区布满了海军基地与军工企业。也许正是这个原因，美国将原子弹投到了广岛。
那么，南京呢？南京何辜？南京的三十多万死难者何辜？战后不断发现的史料证明：日本的暴行在时间上贯穿了整个战争时期，在空间上则遍及日军铁蹄所到之处。因此，我们可以把“南京大屠杀”的概念扩展开去，日军所实施的乃是“中国大屠杀”和“亚洲大屠杀”
曾经在战后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大法官的梅汝璈认为，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比之奥斯威辛大屠杀有过之而无不及。
奥斯威辛大屠杀是根据纳粹的种族仇视政策和希特勒政府的直接命令，有计划、有系统的屠杀，并且屠杀是用一种方法（毒气）进行的；而南京大屠杀则是在长官的放纵、纵容下，由日本兽军不分青红皂白、随心所欲地胡干乱干的。
在奥斯威辛这个遗臭万年的“杀人工厂”里，把所有屠杀对象分批地、集体地送进毒气室，用烈火和毒气在几分或几秒内杀死。而南京大屠杀除了集体屠杀之外，大都由日本兽军个别或成群地随时进行。在屠杀之前，大都先加以侮辱、虐待、抢劫、殴打、玩弄或奸淫。德军的屠杀是单纯的屠杀，而日军的屠杀则同强奸、抢劫、放火及其他暴行互相结合，其屠杀办法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其狂暴残虐程度举世罕见。
南京大屠杀中三十多万人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一些欧洲国家在二战中平民死亡的总数。在欧洲战场上，英国失去平民六万人，法国损失平民十万人，比利时损失平民十万人，三个国家平民死亡总数还比不上南京大屠杀。如果让所有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手牵着手，长度可以从南京一直到达苏州，延展的距离是两百英里长。死难者身上的血重达一千两百吨，尸体可以装满两千五百节火车车厢。
这是一场突破了所有人类文明规则和国际公约的战争。日本大规模地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化学战和细菌战，在世界战争史上空前绝后。
一九三六年，日本裕仁天皇决定在中国建立一个细菌实验基地，并在敕建书上加盖御玺和亲笔签字。这就是日本关东军“七三一”部队。“七三一”部队是日军在中国设立的规模最大、人员最多的细菌和毒气试验基地。仅从一九四零年到一九四五年，被“七三一”部队作为试验对象残害致死的人就超过三千多名。而由“七三一”等七个日军基地部队试验生产的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使中国军民受害人数不下于两百万人。
“七三一”部队堪称是人间地狱。这里经常进行活体解剖试验，甚至从怀孕的妇女腹中取出婴儿作标本。金泽医大教授石川雄丸一人就解剖了五十七个活人，号称创造了活体解剖的世界记录。
在严寒的冬天，日军把囚犯通宵捆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野外，导致其手脚被冻坏，肌肉腐烂，露出森森的白骨。日军把人送入密封室内进行气压试验，被试验的人眼球突出，口鼻出血，在极度痛苦中死去。日本军医甚至将人的鲜血抽出，再将动物的血液输入人体内，观察人死亡的过程。
在“七三一”部队还有一支一百多人的少年兵队伍。这些所谓的“见习技术员”都是刚刚中学毕业便被征召到此。石井四郎亲自主导对少年兵的训练，短短几个星期的时间，这些孩子就蜕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将“七三一”部队形容为“恶魔的饱食”他评论说：“‘七三一’部队本身是在侵略战争这块土壤上疯狂地开出的不结果的花。它又是以石井四郎这个具有特殊个性的领导人为媒介而合成的一个暴虐的医学研究机构。”
在二战期间，日军总共生产了七百多万发毒气弹，七千四百多吨化学武器，这些毒气弹大部分都在中国战场上使用。在日本有一个专门生产化学武器的基地，那就是曾经从地图上消失的“恶魔之岛”——大久野岛。由于保密的原因，当年的日本地图上根本没有标出大久野岛的存在。
昔日生产化学武器的大久野岛，如今已成为国家级度假胜地。在濑户内海灿烂的阳光下，大久野岛如同一颗美丽的珍珠。这是一个宁静的岛屿，一个安详的岛屿。今天在这里安享天伦之乐的游客当中，很少有人知道它那“恶魔之岛”的历史。很少有人知道，天皇的军队曾经在这天堂般的地方建造了人间地狱。
一九二九年，日本昭和天皇亲自下令在大久野岛建设秘密的化学武器生产基地。之所以在这里选址，因为大久野岛离本州岛很近，坐船只需十多分钟，便于联系和运输。同时，岛上原来的居民就很少，便于对他们进行迁移。天皇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他是在用丑恶和肮脏来玷污美丽和善良。
战争期间，大久野岛拥有庞大的毒气生产线、发电厂、储存基地和其他附属设施。岛上
的士兵和工人，在最多的时候达六千七百余人。这里的毒气工厂一共生产了六千六百多吨毒气，三千六百多吨投入使用，几乎全部用在中国战场上。
在一战中，同盟国和协约国战争双方使用毒气，导致了惨重的伤亡。此后，各国签署了日内瓦公约，承诺不再使用毒气。但在二战中，唯有日军在中国及东南亚战场上大规模使用毒气。日军在山西、武汉、南昌、长沙的多次战役中大规模使用了化学武器。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对中国军民使用毒气多达两千多次，施毒地点波及十八个省区，造成八万多人死亡。
在大久野岛毒气弹资料馆中，有若干当年的生产设备和毒气弹成品。其中有几幅照片是日军在上海和山西等地作战，士兵都带着防毒面具。这是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的铁证。然而，某些恬不知耻的日本右倾学者却污蔑说，这是中国军队在使用化学武器，日军才不得不戴上防毒面具。实际上，当时中国根本没有研制和生产化学武器的能力。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日，国民政府代表顾维钧在国际联盟第一零一届大会上，提交了日军使用毒气作战部队将领的名单，揭露日军使用毒气的罪行。一九四一年七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日本在中国或者其他盟国继续使用这种非人道的战争武器，我国政府将把此行为看作是针对美国的，并给予同样而且充分的报复。”至此，日军的毒气战才有所收敛。
日本学者江口圭一将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称为是“日中鸦片战争”他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利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国家犯罪”的事实。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二年，仅日本控制的蒙疆政权就生产了足够八十万人一年吸食的鸦片，这些毒品大量输入上海、华北地区。
日本的鸦片政策是由兴亚院及其后来的大东亚省掌握、立案、领导，作为国策有计划地实行的，它违反了国际条约和中国的国内法，也破坏了中国的禁烟努力。这是由日本国家进行的最大规模的战争犯罪，是非人道的行为，它表明了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多么的肮脏。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七日，纽约时报就国际联盟讨论鸦片问题发表社论说：“在中国的日本占领区，现在罂粟田里正鲜花盛开，它表明日本是用武力和麻醉品来进行对华侵略的。这十年间，日本是世界上的主要鸦片配给者，现在它正在中国撒布这种毒物，以使人心堕落。”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驳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东亚新秩序声明时指出：“中国的老百姓，一提起日本，就会联想到它的特务机关和为非作恶的浪人，就会联想到贩鸦片卖吗啡制造白面销售海洛因，包赌包娼，私贩军械，接济土匪，豢养流氓，制造汉奸，一切扰我秩序，败我民德，毒化匪化的阴谋。”
日军的慰安妇制度是近代以来历次战争中灭绝人性的制度。所谓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队将强奸合法化、制度化和正当化的制度，联合国称之为“日本战时性奴隶制度”时至今日，日本政府一直不肯正视这段历史，日本某些政客公然宣称：“慰安妇是纯粹民间商业行为，日本政府并无任何责任。”日本法庭对幸存的慰安妇的诉讼案件的冷漠和拖延，遭到了全球正义人士的谴责。
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慰安妇存世的已经寥寥无几，寻访慰安妇并从她们那里取证已是当务之急。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苏智良以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和历史学家的责任感，以博大的同情心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为世人揭示了一幕幕中国慰安妇的悲惨情景。八年间，苏智良走遍十几个省区，花掉数万元积蓄，调查研究所得，成书两册慰安妇研究、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
近年来，韩国和台湾等地已建立了慰安妇纪念馆，而中国大陆依然没有一个固定的慰安妇纪念场所。
上海曾是日军最早设立慰安所、慰安妇制度实施最完善的城市。上海东宝兴路一百二十五弄的“大一沙龙”是日本海军指定开设最早的特别慰安所。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五年，它不仅是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也是世界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日军慰安所。
目前“大一沙龙”虽被规划部门列为保留建筑，但因所处位置接近轨道交通建设区域，仍有可能被拆除。在城市开发的热潮中，对于文化遗址尤其是这类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遗址的保护，理应受到政府和公众的重视。
“慰安妇”其实是一个不准确的名词。在战争期间，有更大数量的女性虽然并未被纳入慰安妇体制之中，但仍然受到了日军非人的凌辱和折磨。如果用一种更加准确的说法，她们都是“日军性暴力受害者”日军铁蹄所到之处，处处皆有悲惨的性暴力受害者。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日军性不暴力受害者人数多达数百万。
留日学者班忠义无意中接触到性暴力受害者的史料，从此便将大部分时间、精力和金钱投入到对幸存者的援助上。班忠义的足迹踏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将募集来的每一笔资金都送到那些依然在凄风冷雨中哭泣的老妈妈们手中。
日军的暴行、屠杀与掠夺齐头并进，香港军票事件就是日军掠夺中国财富的一个突出表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日军攻占香港，香港人称这一天为“黑色圣诞节”此后
日军统治香港三年零八个月，这段历史成为香港最恐怖的浩劫岁月。
日军在香港实行宪兵政治和人口疏散政策，使人口急遽下降。一九四一年香港人口共一百六十多万人，到了一九四五年秋下降到不足六十万。日军以疏散人口为名，用船只装载市民出公海射杀，并强行在街上拉夫前往海南岛劳役至死。
日军在香港使用强迫手段，发行日本货币和军用手票，使之成为唯一法定货币。即使到了败局已定的战争末期，为了用军票筹集更多的战争物资，日本占领当局依然滥发军票。一九四五年秋，日军撤出香港“一走了之”至今没有向香港市民道歉，也没有兑现当年的军票。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一部分香港市民在香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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