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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八年六月，统治东北的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后，东北已近群龙无首，张学良已与南京中央议妥，新年前挂中华民国国旗，这有名的易帜盛事，使北伐革命减少了最大的阻力。
这年秋天，黄埔军校由广州迁往南京后已改名中央军校第八期在全国招生，党部请我父亲协助在东北招考学生。父亲面见蒋委员长，建议将初选合格的一百多名东北青年全部录取，使多年来只有地方观念的青年能有国家观念，成为具有现代军事知识的革命种子。因此，自第九期至十二期，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委托父亲派人到东北每年招收一百名高中毕业生。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学生几乎占军校生总数四分之一，家乡沦入日本人占领之下的青年人，自黄埔毕业后分发至各军种成为抗战的生力军，但能回东北的并不多。
除了军校，每年因招生而同时来到南京的还有中央政校和中央警官学校的二三十个学生，我父母每星期日轮流招待这一批离乡背井的东北孩子。我们家也由傅后冈街迁到新小区的宁海路，一则是地方大适于招待客人，再则，我母亲又怀孕待产，不久生下我第二个妹妹静媛。那一定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岁月吧，三十多岁才做了一个家的女主人。
那栋新建的米黄色小楼有个相当大的院子，我母亲很快种了各种层次的花草。由她二楼卧室的窗子望出去是南京最高的紫金山，中山陵在它北麓，从环绕山顶的云雾颜色就知道天气的阴晴。
照顾东北到南京的学生是我父亲的工作之一，每星期招待他们吃饭却是我母亲的快乐，也是她思念故乡最大的安慰。家中请了一位山东厨师老宋（他和我们流亡到四川十年），每星期日请一桌黄埔军校和政校的学生吃北方面食，在我母亲心中，每个人都是她的娘家人。她喜欢听他们说话，讲家乡春夏秋冬的情景，讲亲人，讲庄稼。
搬到宁海路后，她发现房子后面有一个不算小的后院，就买了大大小小的缸，除了最热的夏天，她带着李妈不停地渍酸菜白菜用开水烫过，置于缸内发酵一个多月后即成脆白的酸菜，又托人由北平买来纯铜火锅。七七事变前在南京那些年，齐家的五花肉酸菜火锅不知温暖了多少游子思乡的心！
母亲又认为东北的大酱最好吃，就是台湾说的甜面酱但不甜。东北因黄豆又多又好，一般家里都会做这个酱。母亲想做大酱，但做的过程其实满可怕的，得先让黄豆长霉。父亲知道了，就反对：“你在院子里搞什么？”母亲说：“我摆在后院里，又不给人看见！”父亲觉得又脏又恶心，不让她弄，但我母亲下定决心，还是偷偷做了一缸。等这些黄埔军校的学生来，母亲给他们切一段段的黄瓜，蘸大酱吃，然后又端出酸菜火锅。有人一边吃一边掉眼泪，因为想起家来了。这些人这一生没再回去了。
到台湾八二三炮战时，父亲和立法委员到战地去，金门防卫司令王多年将军说，他是我父亲主持招收的黄埔十期学生，忘不了我母亲的家乡菜。从南京打到四川的征途，许多黄埔的学生，照顾中山中学的弟妹和我一家人，也是对我母亲感恩。在母亲葬礼上，曾任驻马拉威大使的赵金镛说，怀念当年在政治大学读书时我母亲对他的关怀，家乡沦陷后还给零用钱。
那一年，我姥爷设法又来了一趟南京，看到他疼爱的女儿在前院种花和后院大大小小的缸间兴高采烈地忙着，终于放了心。回家后两年，他平静地去世，心中不再牵挂。
母亲虽然有了持家的幸福，却常常一面忙一面轻声地哼唱着，我不知道她唱什么，但是当她抱我妹妹的时候，我清清楚楚地知道她在唱苏武牧羊，唱到“兀坐绝寒，时听胡笳，入耳心痛酸”一句不漏，重复地唱着直到小孩睡着了，有时还独坐一阵子。
十多年后，抗战已经胜利了，她曾经回到家乡祭拜了姥爷和姥娘的墓，回过她枯守了十年的齐家小西山故居，接着却又被迫逃离北方，奔往更遥远的台湾。在台中，我儿子的摇篮旁，已经二十年后了，她又轻声地唱起苏武牧羊，那苏武仍在北海边牧羊，穷愁十九年。直到她埋葬于台北淡水之前的三十八年间，她未再看到心中的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