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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室、宿舍、餐厅甚至运动场上，左派同学们已半公开活动，读书会、歌咏团。既不再有抗战心情，竟大半狂热于苏俄书籍和革命歌曲如东方红等等。那一年在珞珈山最红的女同学王云从，大概是领导人之一，很亮丽，很酷，从不在女生宿舍与人作“小女子语”有一天下午我从操场经过，看到一场排球赛，场外可以说是人山人海，大家全注目着王云从，只见她不但球技好，且全场指挥若定，绝非一般大学女生姿态，那种战斗的魅力我至今记得清楚。
缪朗山教授所发挥的影响则更巨大。但比起西南联大闻一多和李公仆、潘光旦等人当然是小巫见大巫。他们在联大骂现状批政府的演讲、激烈活动。乃至身殉，引起全国学潮，帮助中共影响知识分子，意义是不同的。
缪教授自抗战中期起到武大任教，上课、演讲、座谈都很吸引学生。由内容丰富的俄国文学作品引申至骂中国时局，骂政府，穿插许多恢谐言谈以自嘲嘲人，听时很“过瘾”场场客满，也引领许多不满现状的学生“前进”投入左派阵营。但他自称并非共产党员。
一九四五年二月初，警备司令部要逮捕他。他去见王校长，请校方保护，校长说无法保证。请他离开以保安全。学生对这件事的反应很激烈，有些老师认为他太爱说话，在文学课上讲太多政治是不太妥当的。系主任朱光潜老师想挽留他，但校方认为没人敢保证缪教授究竟是什么背景。然而因前线战局转折，正式公文并未发出。寒假后开学，盟军在欧洲大胜，苏俄抢先进占柏林城，保住了缪教授的职位，所以我三年级读了他一年的俄国文学。那一年。一九四五年秋季到一九四六年夏，他还很顾及课程的内容与进度，守住了文学教授的本份。但回到珞珈山，缪教授的课演变成三分之一文学。三份之二政治。他的政治攻击语言配合戏剧性动作，在中共由敌后到公开的攻城夺地开始之时找到了着力点，更具有煽动力。外文系师资刚复员武汉还不够充实时，他的舞台扩张至全校。那是一种潮流，一种趋势，几乎没有人敢公开批评他的言论。
袁昌英教授的丈夫杨端六教授留学英国，是货币理论专家，与刘乃诚教授连手将武大经济系办成培养数代经济人才的重镇。夫妻俩与武大相守二十多年。在抗战艰困中。这一批学术报国的读书人守住学术标准和学者尊严。当他们研究“前进”的女儿杨静远攻击现状时，做父亲的娓娓相劝“固然现在政府缺点很多，可是转过来想想，如果现在没有它，我们还能好好地在这里过日子吗？日本人早把中国灭了。国民政府虽不好，我们完全靠它撑持，才打这七年仗。而且要说它没有做一点好事也是不公平的，自民国以来已经有相当的建设，你只和清代比一比就可以看出这进步。”女儿回说“大学教育有什么用？专门读书有什么用？一点不能和现实结合起来。”父亲说“一个人不读书怎么能懂得世界上的事情，怎么晓得分辨对与不对？人对于问题的看法完全要靠他的脑筋来判断，而脑筋不经过读书怎么训练？”
杨教授这一席话，即是我在乐山三年，几乎所有学校集会时校长和老师们说的话。危急时考虑把学生撤至“雷马屏峨”山区去，教育部的指示也是说要“弦歌不辍”即使在俄国文学课上，缪教授也是规定我们读那些重要著作，才能认识那个文化的深度和演变。也许，他对中国的文化演变反而没有深思。他和其他的左倾教师如闻一多等，在各校园中煽动青年人反政府的效果，远胜于共军初期的兵力。当年在校如有人敢反驳他们的煽动言语，先会被嘲骂为国民党的职业学生，以后会有更实际的侮辱。到了一九四七年“六一惨案”发生之后，男生宿舍的同学已有人拳脚相向了。
一九四六年起，国共内战全面展开。至一九四七年，在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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