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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铁路局突然调派裕昌前往台北总管理处,参加国家十大建设,铁路电气化计划工作。第二年,我们离开居住了十七年的台中,搬到台北。两个读高中的儿子必须参加转学考试,小儿子刚由小学毕业,面临竞争激烈的台北初中入学考试。
自此到一九七九年,裕昌全副精神投注在电化工程上。铁路全面现代化,不烧煤不冒烟的火车将在通了电的轨道上飞驰!那是政府监督,全国百姓瞩目之事。刚刚进入所有家庭的电视,每天几乎都要报告它的进度,身为工程负责人的他,常常也必须在现场说清楚——那些年,他和他的家庭过的日子也并不容易!职务头衔由电务处长到总工程司,到副局长,只是配合工作的名称而已。三万员工的铁路局是有老传统的“衙门”阶级森严,不到层级,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我认为是个极不温暖的地方)。但是,裕昌生性淡泊,没有征逐名利的兴趣,这么大的工程由他执行,是对他能力的肯定。他在一场又一场的线路、图表、系统中全神贯注地使用精致细密的思考,看着它们一站又一站地施工成为实体。看到火车在新的轨道上行驶,他所得到的满足就是最大的报偿了。自一九五0年代的中央行车控制号志工程到电化铁路,可以说是一个工程师轰轰烈烈的日子。
但是想不到在这最忙碌的时候,情报机构的“两路案”竟延烧过来。
据我个人仅知“两路案”是调查局一九七0到一九八0年间,两岸隔绝时期,对公路局和铁路局一些高级技术人员的审讯。起因于台湾荣民工程处在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修公路时,有几位工程人员写信给在大陆家乡的家人,致使大陆交通界对台湾工程师喊话,召唤他们回归祖国服务,遂引起有关单位怀疑他们对国家的“忠贞度”;被拘捕、审讯、判刑的全是一九四六年与裕昌同船来台的运输人员训练班同学,大约四十余人。当时电化工程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阶段,继任的铁路局长董萍至警备总部力保他毫无牵连可能,并言现阶段无法失去执行负责人。调查局同意让裕昌先详细写来台后行踪、工作、家庭、交往的自白书缴上后再议。
我记得那几个星期,眼睁睁地看着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家,晚上在餐桌上写至午夜。最初的十四页自白书缴去后,又受命再补资料。他少年曾患中耳炎症,在忧劳过度、睡眠不足情况下复发。白天只能到铁路医院打消炎针,实在没有时间进一步治疗。一九七九年,电气化铁路现代化工程辉煌地完成,通车典礼标示着十大建设的大成功。他获颁五等景星勋章,且被聘为国家建设研究会研究员。但他的耳朵却只剩下一半听力,勉力完成北回和南回铁路的扩建工程,看到台北到花莲直接通车,但是他已听不见那美丽的海岸海涛击岸的声音。一九八五年退休的时候听力只剩十份之一、二。他与我有事相谈时也多半靠笔写,退休后不易与人交往,淡泊之外,更加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