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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里外外忙碌到了一九七二年夏天，中兴大学外文系的第一班学生毕业时，令全校意外的是，我也辞职了。我已按约定教满三年。放下这个我推动、促成、创办、奠基的系，我是万分不舍，一草一木都似说着离情。我到台中一住二十年（全家住十七年，回国后我两地往返三年），最安定的岁月在此度过。如今我终于看到许愿树上结了第一批果实，可是我必须走了惜别晚会上，学生人人手持蜡烛，一圈圈围着我，哭成一团。没有人知道，一向积极，充满活力的我，此时面临一个全然陌生的末来，内心是如何的无奈与惶惑。
这一班学生，二十二岁左右年纪，从这日起要去开始一生了，四年来像独生子一样受到我一切的看顾与督促，在功课上达到应有的水平，气质也相当自信明朗，他们以后也有很多人成为认真的好老师，大半的男生进入贸易等行业也都相当成功，至今三十多年，李善琳、赵慧如、陈碗玫、王永明、丁义桢、李明朝、吴怡慧、徐春枝、徐淑如、丁振娟、徐松玉等人经常聚晤或来信，全班已产生手足之谊，对我仍存当年相依为命似的顾念之情。
最后的几个月，我在校园中骑脚踏车来来去去，看到的一切都感到留恋，处处是自己年轻的足迹。
告别中兴大学也就是告别了我的前半生。在台中十七年，生活简朴，却人情温暖。我亲眼看着国立中兴大学的牌子挂上门口，取代了原来农学院的牌子。看见原是大片空着的校园盖出了许多大楼。外文系成立之初。所有教室皆向别系借用，一年级上课的“基地”是最早为政府援助非洲农业计划的训练教室，两间瓦厝，小院有棵美丽遮荫的大树。二年级借用畜牧系一间紧靠牧场的教室。有一天我在上英国文学史最早的史诗贝尔伍夫的时候，一只漂亮的牛犊走进门来，我们双方都受了惊吓，幸好无人喊叫，牠终于好不容易地转了身，由原门出去。事后畜牧系主任告诉我，那是刚进口的昂贵种牛，是为台湾改良农业的珍品，你对牠讲文学，彼此都很荣幸呢。
事实上，自从农学院时代，各系对我都很好，我开大二英文课总是满座的原因，是一九六0年代台湾的农业学术研究已相当现代化，成为台湾发展的先锋之一，各系都鼓励学生出国进修。办得最有声色的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庆薯教授是立法委员“派”他所有的研究生上我的课，并且以父执的口气，令我多给他们改英文作文。他后来大约把他们都送去美国读了专业学位，回来都有实际贡献。
一九六0年代，许多毕业学生在中部和嘉南平原开创了一些现代化农场，常常邀请老师丢“指导”农学院长末勉南的太太刘作炎教授和我是英文科同事，也常常邀我们同去参观。当时已有一些外籍交换教授住在校园宿舍，也常一起下乡。那些年，深山僻野，上山下海真是走了不少地方，认识了真正的台湾，验证了高等教育在台湾“十年生聚”的扎根力量和热情。我们招待国际友人最常去的有一座在员林的玫瑰花圃，场主张君的妻子，后来当选为玫瑰皇后。初见那么大规模的花圃和科学化养殖法，听着他们讲新品种的动听的命名，大规模推广及外销的展望那时没有人会肤浅地问你“爱不爱台湾”？
我也忘不了一九六六年初冬，期中考刚过，突然传来校长汤惠荪先生，到南投县仁爱乡森林系的实验林场视察，登山殉职的消息。他在攀登山顶时心脏病发，倚着宋院长，坐在林场土地上逝世。四十多年来，我每次看到惠荪林场已成观光景点的消息，就会想起他和末院长那些温文儒雅的早期开创者，也会想起台湾第一任农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余玉贤先生。我刚去上课时，他是农经系讲师，娶了我最早的学生纪春玉。他们在为台湾农业奋斗的时候，会和我谈他农民十万大军的观念，谈他们为改良品种的水果命名为“蜜斯杨桃”、“杨贵妃荔枝”、“葡萄仙子”和我分享开创的快乐。当我看到美丽的行道树时，也想起他五十八岁与癌症奋斗三年去世前，最后的希望是看到窗外有树！
一九六八年我在美国进修的圣诞节，收到一张灰狗长途车票。信来自中兴农学院的客座教授a。b。lewis夫妇，刘易斯太太的父亲清朝末年在中国传教，她出生在天津。她在台中时把我当北方老乡，常和我分享读文学书之乐。她邀我乘灰狗车作一趟真正的美国之旅，由印第安纳州到康乃狄克州，坐两天一夜的灰狗bus，然后他们带我在新英格兰跑跑，看看他们的农村。带我穿上长筒雪靴在积雪中去看诗人佛洛斯特的树林。追踪雪中的灰兔子有一天大清早开车说“带你去看一个人。”车子在狭窄的乡村路上不停地开了六、七小时，一半的路被密密的玉蜀漆杆子和灌木丛交围，充满了神秘感。正午过后，突然眼前一亮，前面是阳光照耀的小山坡，山坡上有一所独立的农庄，房子里走出一个穿着旗袍、梳着高髻的中国女子，欢呼迎宾。一向寡言的刘易斯教授给我介绍说:thisismrs.buck，出现在大门口的是布克先生（johnbuck），是写大地得诺贝尔奖的赛珍珠的前夫。
赛珍珠自幼随她传教士父亲赛兆祥曾住在我家南京宁海路附近，她一九二一年结婚后随夭到安徽凤阳一带从事早期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改良农村工作，搜集了荒灾的小说资料写出大地，一举成名，后来离婚嫁了她的出版人。mr.buck娶了一位中国淑女为妻。她到美国后，坚持穿旗袍会客，作为对故乡的思念。在他农庄的壁炉前，我们兴奋地谈他曾献身服务的，我生身之地的。苦难的中国。
这些人和这些事，缘中有缘，是忘不了的。
我家自一九六七年搬到台北以后，我一直在为自己的学业、工作忙着，有一半的时间都不在家，从美国回来这三年多都在台北、台中往返通勤，风雨无阻地每星期二坐早上七点的火车到台中去，星期五下午六点多搭自强号回台北。我不在台中的时候，系上有事都由丁贞婉先生率助教黄春枝代为处理，她写给我的“救火情书”累积数十封。星期六早上，我去台大上三小时为中文、历史两系研究所开设的“高级英文”课，下午多半会去中山北路敦煌书店看新出的盗印版英文新书，看看可不可以用作教材。那样的日子，身心俱疲而不敢言倦。家搬到父母对面有了照顾，但是拖累妈妈太多，裕昌的工作又进入铁路电气化工程的高峰，我内心的不安渐渐成为熬煎。那些年中，能静下心想想事情、看看新书的时间反而是台北和台中间火车上那三小时，那种全属于自己的独处三小时。我终生感激！如今，这第一班毕业了。我坚持辞职的要求终于得到刘道元校长的同意。离开中兴大学后，我往何处去？那时也无暇安排，台北的那些外文系没有人会相信，我会离开办得那么有劲的新系，我也并不想为找个工作而引起揣测，也许先在家安定一年再看更好。
这时，是不是命运之手又伸出来了呢？王天民教务长受新任教育部长罗云平之邀，到台北出任国立编译馆馆长。王天民先生（一九二一九八三年）字季陶，是我父亲的革命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出身，在东北家乡有良田数千亩，曾捐产报国。东北沦陷成满洲国，他到北平成立的“东北中山中学”教历史，由北平到南京、湖南、四川，流亡路上看到我由小长大。中山中学在胜利后由四川迁回沈阳时他担任校长，原以为可以服务故乡，安定办学，一九四八年共军进城，他一家十口辗转逃来台湾。他的学生说，他的历史课从古史到现代史是一本本不同朝代的兴亡史，内容极丰富。在一九七0年代初期，国立编译馆在台湾的大、中、小学教育上有重要的份量。他知我确已离职，邀我去担任人文社会组主任，可以施展一些书生报国的想法，尤其希望我去作编译中书外译的计划，把台湾文学先译出一套英文选集，让台湾在国外发声。他对我说“一生在学校教书，也没作过公务员，你先到编译馆落脚，帮帮我，若不行再说。”如此，我又走上一条从未梦想过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