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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所有的幸福时光都似不长久。编译馆第二年，我那运指如飞的打字机上，拥有唱歌心情的日子就骤然停止了。
原任教科书组主任黄发策因病辞职，而业务不能一日停顿。教科书组不仅须负责中小学所有各科教科书的编、写、印刷、发行，还有一把“政治正确”的尚方宝剑祭在头顶。王馆长令我先去兼任，以便业务照常进行，他努力寻找合适的人。于是，我勉为其难兼任教科书组主任之职。
那时所有教科书都只有部定本一种，一九六八年，蒋中正总统下手令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由国立编译馆先编暂定本教材，一九七二年正式编印部定本，这一年也就是我随着王馆长走进舟山路那座门的时候。
全国万所国民中学要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因此教育部明智决定:教科书有三年暂用本的缓冲。缓冲期间，教学的实际建议和民间舆论的具体反应，都是编部定本最有帮助的根据。我们接任之初，国立编译馆是舆论最大的箭靶，样样都不对，最不对的是教科书，编、写、印刷、发行。全有弊病，恶骂国文教科书更是报章大小专栏文章的最爱，从“愚民误导”到“动摇国本”从种种文字讨伐到立法院质询，馆里有专人搜集，一周就贴满一目册。
我们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国民中学的第一套部定本国文教科书，它几乎是众目所视、众手所指的焦点。三年来，社会舆论对已编国中三年六册的暂定本有许多不满的指责和批评。表面上都只说选文不当、程度不对，也有稍坦白的说。学生没有兴趣。究竟哪些课不当、不对？为什么没有兴趣？没有人具体地指出，只是转弯抹角继续呼吁:救救孩子！给他们读书的快乐！培养他们自由活泼的人格这些批评没有一个人敢直截明白地说：暂用本的教材太多党、政、军文章。即使有人敢写，也没有报纸杂志敢登。
我到国立编译馆之前，对自己的工作已做了一些研究。台中的教育界朋友很多，那才是真正的“民间”国民中学的各科编审委员会全是新设，可聘请切合时代精神的专家学者，而不似过去只以声望地位作考虑。在这方面，王馆长和我在大学校园多年，应已有足够的认识和判断能力。我的工作之一就是掌理人文社会各科的编写计画。既被迫兼掌教科书组，又须负责计划的执行，包括各科编审委员会的组成，编书内容的审定。在一九七二年，那并不只是“学术判断”的工作，也是“政治判断”的工作。
我第一件事是仔细研究，分析暂定本国文的内容编排。每学期一册，各选二十篇课文。翻开暂定本第一册篇目表，前面两课是蒋中正国民中学联合开学典礼训词和孙文立志做大事，接续就是孔子与弟子言志、孔子与教师节）、民元的双十节、辛亥武昌起义的轶闻）、示荷兰守将书、庆祝台湾光复节、国父的幼年时代、革命运动之开始。政治色彩之浓厚令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更何况十二、三岁的国一学生！
是什么样的一群“学者”用什么样“政治正确”的心理编出这样的国文教科书？这时我明白，我所面临的革新挑战是多么强烈巨大了。但是走到这一步，已无路可退，只有向前迎战。
第一件事是组成一个全新的编审委员会，最重要的是聘请一位资望深、有骨气、有担当的学者担任主任委员。不仅要导正教科书的应有水平，还需挡得住旧势力可能的种种攻击，编出符合义务教育理想的国文课本。我心目中的第一人选是台大中文系系主任屈万里先生（一九0七一九七九年）。
屈先生字翼鹏，是国际知名的汉学家，从普林斯顿大学讲学返台，担任中央图书馆馆长，其后转任台大中文系系主任，不久又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而后膺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学术声望很高。
这时我在台大文学院教“高级英文”课已经三年了，我的学生一半是中文研究所的学生，有一位学生认为我课内外要求阅读太多，随堂测验不断，对他本系的研究无用。徒增负担，写信请他的系主任屈万里先生向外文系反映。屈先生与文学院长和外文系主任谈过之后，认同我的教法，回去安抚了抗议的声音。因此屈先生对我有一些印象。
屈先生在学术上属于高层的清流，我在文学院回廊上看到他，总是庄重俨然、不苟言笑的清瘦学究形象。国文教科书是为中学生编的，那时又正是各界嬉笑怒骂的箭靶子，我怎么开口向他求援？
天下凡事也许都有机缘。我刚回台大教书的时候，除了外文系几位同事之外，尚有一位可以谈话的小友中文系助教柯庆明，认识他的经过非常戏剧化。
一九七一年入秋，我在中兴大学担任外文系主任，施肇锡先生气冲冲到系办公室告状:“上课二十分钟了，学生都不见，一个也没来！我派人去查，全班去听演讲了，至今未回。”我心想何方神圣有此魅力？连受他们爱戴的施先生。居然都集体跷课！我与施先生到演讲厅一看，果然座无虚席，台上的演讲者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兴高采烈地。从诗经讲到现代文学的欣赏。
我悄悄地坐在最后一排，听完这一场吸引“新人类”的演讲，看到一个年轻文人对文学投入的热情，也忘记“抓”学生回去上课了。这位演讲者就是何庆明，应中文系陈癸淼主任和中兴文艺青年社之邀而来演讲。他那时刚从金门服役退伍，已由晨钟出版社为他出版一本散文集出发，担任台大中文系的文学期刊夏潮的主编和外文系白先勇等创办的现代文学执行主编，对台湾文学创作、评论已经投入颇深。他回台北后写了一封信.，谢谢我去听他的演讲。
机缘是连环的，那时柯庆明是屈万里先生的助教，诚恳热情的二十七岁，初入学术界的助教，与外表冷峻内心宽厚的屈主任，在中文系办公室日久产生了一种工作的信托，师徒之情，可以深浅交谈。在昔往的辉光散文集之中谈笑有鸿儒，柯庆明写下这份情谊。
柯庆明对于文学，是个天生的“鼓舞者”自从在中兴大学听他演讲，三十七年来，我与他无数次的谈话中心是书。教书、读书，三十年来西方文学理论的创新与冷却，围绕着台大和重庆南路书店的特色及其新书，可谈的事太多了。他很耐心地听你讲述心中的观念，然后兴高采烈她响应，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许多老、中、青三代的朋友，都记得他鼓励别人写书的热诚，包括林文月初期翻译源氏物语，以及我的散文写作。他使迟疑的人产生信心，使已动笔的人加快速度。而他自己，自从建国中学读指定课外书，读到林语堂所说:“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起，就大展思维疆界;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热血沸腾，感动落泪。以第一志愿考入台大中文系，从文艺青年到文学教授，岂止读了万卷书！书中天地，海阔天空，更增强他助人“精神脱困”的能力。小自行文，有时卡住一句，过不了门，转不了弯，他总是擅于引经据典，引出一条通路来：大至人生困境，他常有比较客观的劝解，助人走出低潮深谷，找回一块阳光照耀的小天地。
柯庆明对我在国立编译馆要做的事很有兴趣，也深深了解其重要性，所以他以接续编辑现代文学的心情，提供许多帮助，助我建立了第一批台湾文学作品的书单，开始公正而不遗漏的选文作业。譬如他最早告诉我，司马中原早期作品如黎明列车等，由高雄大业出版社印行，已近绝版，我写信去才买到他们尚称齐全的存书。因他的协助，我们建立与作者的联络与认识通道，日后选稿能站住国家编书的立场。对于国民中学国文教科书的改进和定编，他有更真挚的关怀。他深感民间普及教育的重要，愿意帮我说动屈先生领导这艰巨的工作。终于有一天，屈先生同意我到中文系办公室一谈。
在那次相当长的面谈中。我详谈旧版的缺点和民间舆论的批评与期望。这原也是王馆长和我在台中淳朴校园未曾深入了解的。现在，不仅是基于职责而编书，更是为国家文化的前途，为陶冶年轻世代的性灵，必须用超越政治的态度。当然，这样一套新书是与旧制为敌的，虽无关学术立场，但将来不免会为主持者引来一些政治立场的敌人。但是，不论付出什么代价，为了未来国民教育每年每册三十万本的教科书，是义不容辞的。我清晰地记得，屈先生坐在那间陈旧的办公室，深深地吸着他的烟斗，然后叹了口气，说:“好罢我答应你！这下子我也等于跳进了苦海，上了贼船。”他语气中有一种不得不然的复杂情绪。我觉得其中有种一诺不悔的豪情和悲壮，从洁净超然的学术天地，走进政治、文化立场的是非之地，应是也经过许多内心交战的思量决定。
屈先生主持“国民中学国文教科用书编审委员会”由台大、师大、政大各三至五位教授和几位中学老师组成。主编执笔者是台大中文系张亨教授、师大应裕康教授、政大戴琏璋教授，他们都是中文系普受肯定四十岁左右的年轻学者。
为了一年后即须使用正式部编本教科书，第一、二册必须编出定稿，在次年八月前出版。国立编译馆所有会议室，日日排满会程，有些委员会晚上也开会。国文科委员开会经常延长至黄昏后，当时还没有便当简餐，编译馆就请屈先生、执编小组和编审委员到隔壁侨光堂吃很晚的晚饭。屈先生有时主动邀往会宾楼，杯酒在手，长者妙语如珠。
一九七三年以后，数代的国民中学学生至少是读了真正的国文教科书，而不是政治的宣传品。想来屈先生未必悔此一诺，他当年付出的心力和时间是值得的。可惜屈先生逝世后的追思文章，甚少言及他在这方面的贡献。
三位主编初拟国文课本第一、二册目录之后，我们的编审委员会才算真正开始运作，屈先生掌舵的船才开始它的苦海之旅。在那政治氛围仍然幽暗的海上，他不仅要掌稳方向，注意礁岩，还要顾及全船的平稳航行。开会第一件事是由主编就所选二十课的文体比例及各课内容、教育价值加以说明，然后逐课投票，末过半数者，讨论后再投票。如我们预料，这个过程是对屈先生最大的挑战。有两位委员严词责问:为什么原来课本中培育学生国家民族思想的十课课文全不见了，现拟的目录中只有两篇，远二分之一变成十分之一，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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