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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国立编译馆五年，在那个年代，使命感很强，当然有许多可记忆的事。小学、国中、高中各科教科书都有编审委员会，聘请的学者专家至少有五百位，学术界菁英甚少遗漏。每书定稿都有许多“声音和愤怒”常有人辩论未决时拂袖而去，馆员追到楼梯上劝回。音乐科和美术科因选取代表作而争论甚多，历史科主编王德毅教授谦虚温和，编辑委员畅所欲言，书出后没有引起政治风暴。钱穆先生推荐杜维运教授编辑高中中国文化史教科书，也在一九七三年由国立编译馆顺利出版，使用期间未闻有太多批评。我的本行英语教科书编写过程虽有技术辩论，却是最稳妥顺利的，那时研究英语教学的师资几乎全在师大。一九七三年八月出版的国中英语教科书，大约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套自己编写的英语教材，几位有理论、有实际经验的青年学者反复讨论，慎重定稿，对台湾的英语教学有切实的影响。当时由朱立民先生担任主任委员，编辑小组有李敞、陈永昭、傅一勤、黄灿遂;直到二十多年后（一九九七年）我担任主任委员，聘请张武昌、周中天、施玉惠、黄灿遂等编审委员，都是师大最优秀的英语教学名师，与他们讨论是我最愉快的经验。
我的另一个工作是征询、阅读所有相关的重要的审查意见书。那时国立编译馆的权责是编审国小、国中、高中教科书和大学丛书，委托编译馆出版的学术用书和馆内自行编纂的书也在被审查之列。基本上以“政治正确性”与“专业正确性”为原则。由此我看到了当时及往后也成为各科系权威学者的审查意见书，几乎全是亲笔手稿。在复印机普遍使用之前，将争议性强烈的审查意见交给原著者，唯一的方式是由馆员抄写，才可以“保护”审查人，不致因同行认得手稿笔迹而引起争端。如今想象那些“落后”到原始的文书工作，颇有啼笑皆非的感觉。在阅读审查意见中，我对台湾学术界，甚至各校师资，有深一层的认识。各种领域的争论，虽颇为严苛，但大多数是认真可敬。至今我仍记得中文系几篇派系分明的审查意见，让我们难以处理。也仍记得有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审查文章，令人感动。师大英语系汤廷池教授，开会不停发言，他的审查意见往往长达十余页，用极小的字手写，读来感到他精力无穷，但他的确是真正关心，对应用语言学理论与批评方面的建议相当中肯，所以虽然态度严峻。坚持己见，仍是可敬的学者风格。另一位是台大中文系张亨教授，原是国文教科书执编小组成员，他倾全力搜集可能用上的资料，筛选读物，尽心致力，极为投入。然因对编审委员会的意见无法协调，愤而离去，是我在教科书编写工作上的一件憾事。
我在编译馆除了负责教科书，对不同领域的经典著作同时进行编译计划。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为“大学用书”出版的第一本书西洋哲学辞典，项退结教授带着编译计划和部份初稿来到这间屋子，坐在这张桌子前的情景。他说明根据布鲁格（w。brugger）"philisopphischesworterbuch德文中译，删去过多的宗教辞语，凡是经过修改的条文，都注明项退结（hang英文署名。在那个出版不易的年代，我当时确知这样的书就是一个国家出版者，一个归属教育部的国立编译馆（nationlinstituteforcompilationandtranslation）值得做的事。这本重要而巨大的参考书，一九七六年出版以来仍是相当实用的。
我亲自邀集增订(updating经济学名词，将一九四一年国立编译馆编订公布的三千六百二十五则中文名词，增为四千一百五十六则，一九七七年由台北正中书局出版，因应世界经济三十多年变迁的新时代。将近一年的工作时间，几乎每周参与编订会议的学者，有施建生、于宗先、田长模、侯家驹、陈昭南、陈超尘、华严、杨必立等经济学教授，由施建生先生担任主任委员。每次开会。认真斟酌定稿，却总是笑语盈盈。据年轻学者说，那是经济学界少有的盛会，留下的是珍贵成果。
在翻译英美名著方面，我自认最有价值的，一本是侯健翻译柏拉图理想国（一九八0年联经出版），一本是张平男翻译奥尔巴哈模拟：西洋文学中现实的呈现（一九八0年幼狮文化出版）。
侯健先生是我那一代外文系出身之中，中英文皆有深厚根柢的人，专长中西文学比较批评。柏拉图理想国不仅是哲学与文学批评，也是文学创造，是西方分析哲学相知识论的渊源。高友工教授在中译序称赞侯健的中译本完整而且详加注释“文字流畅而忠实，通俗而典雅，是件值得大书特书的文化史上大事。”我与侯教授在台大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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