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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满洲，我们现在的政府在台湾，隔着台湾海峡，距上海六百余里。接下来就不甚好讲了，我必须很自信地说:“我们在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保持中国文化的高水平，追求富足与和平。”
那时，这些话并不仅是口号和宣传，而是全民的企盼，在这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海岛上，将近一千万的人口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靠这个想法活着。一九四九年前，槛褛疲乏的“棉被兵”和他们幸存的眷属，多数仍在临时搭建的眷村中，怀乡念旧，同时也尽量教育子女安身立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过去了，政府已喊尽了反攻的口号。走下心来全力建设台湾。国民义务教育由六年延长到九年，大约是老蒋总统下的最后一张，也是最具有永久影响的手谕。台湾文坛也渐渐传出一些清晰的声音，能帮助我回答外面那些问题，诸如:“台湾是怎样的地方？人们怎样活着？心里在想什么？将往何处去？”
我胆敢主编英译中国现代文学选集的另一个信心也来自两次访美期间，我在密西根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那样有规模的图书馆搜寻询问，都没有看到一九四九年以后大陆真正的文学作品。这两校都开设不错的中国文史课程，虽然也有少数亲共学者努力帮中共说“解放”的好话，但多数学者指着书架上一排中共建国后的样板文学，如向雷锋学习、浩然金光大道、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老舍龙须沟等，说道:“中共虽然闭紧铁幕，但是他们政治斗争之无情，人民生活之艰苦悲惨仍是举世皆知的。我们能在这里的教室宣传这些歌功颂德的宣传文字吗？怎么对美国学生解说这些谎言呢？”然后。他们转换话题间我:“台湾有文学吗？”
我望着图书馆放置中国当代文学的书架，空空荡荡，心中暗自想着，也许我回台湾后，有机会可以借着文学评介具体为台湾说些什么吧！就是这一个长期存在的意念，我接受了国立编译馆编纂英译台湾文学的工作。
那是个共同寻求定位（identity）的年代，都似在雾中奔跑，找寻属于自己的园子，最早的年轻作者和读者并没有太大的省籍隔阂，大家读同样的教科书，一起长大。日治时代的记忆渐渐远去;大陆的牵挂和失落感也渐渐放下，对“流亡”（exile）一词也能心平气和地讨论。编纂英译中国现代文学选集时，自以为已经找到了共同的定位。因为发行者是国立编译馆，所以选取作品必须有全民代表性，编选公平，不可偏倚遗漏。我们五人小组中，何欣和余光中参加台湾文坛活动最早，拥有台湾文学的资料最丰富。我自回台北后，阅读重要作品甚少疏漏。开始教“高级英文”后，更是勤跑书店，新出版的书尽在掌握之中，和在美国读书时一样，可以跟上时代阅读重要作家的研究。从那年起，我那小小的书房里渐渐有柑当齐全的台湾文学作品。譬如黄春明的锣，房页有作者写给我的话，就和英国文学史八世纪第一篇初民史诗贝尔伍夫并排而放;司马中原荒原、黎明列车与朱西宁破晓时分、白先勇台北人，这些初版于一九六、七0年代的小说，随我自上海带来雪莱、济慈全集的珍藏本并列齐观。我曾经相当欣赏年轻女作家萧佩，她所有的小说则和薇拉凯瑟、舍伍德。安德许、伯那玛拉末等美国作家作品并肩而立。我往返于两种文字，乐在其中，有助于我写评论文章的视野与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