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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外围译事工作,在江苏理工大学找到工作,娶了贤慧妻子,三个女儿女婿都很孝顺顾家,是少数幸福的人。振烈中学毕业后投考空军,已经到飞行阶段,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因地主家庭背景被停飞,命令回乡耕地,在小西山种庄稼十多年,终得“平反”到铁岭市石油公司工作,妻子在卫生所作护士,一家得以温饱。但“从天上掉到地里”(东北人称“田”为“地”),对他心理创伤很大,一生未能平息怨忿。临别时,弟媳请我劝他脱掉那件空军皮外套,已经磨得发白了,他就是不肯丢掉,那是他一生最辉煌的纪念。
另一位堂兄齐振武,原在家乡种地,淳朴本份。一九五0年韩战爆发(韩战又称韩朝战争),大陆一片“抗美援朝”声(中国人民志愿军参与朝鲜战争者)。他参加村民大会时。冬天大家坐在热炕上,征兵的干部请志愿参军者站起来,一面叫人在炕下加火,热得坐不住的人刚一起身就被鼓掌,欢迎参军不由分说拖上了瓦罐车(运货的火车厢)。第二天早上,车已过了鸭绿江,到了韩国的新义州车站,从此是暗无天日的生活,不断的血战,不断的转移,人只是个拿枪的机器,敌人是谁都不清楚,家乡当然不能联络。一九五三年七月韩战结束后,幸存者选择自由退伍或回乡:不愿回大陆的一万四千多官兵来台湾,成为全球瞩目的“一二三自由日”这些义士给蒋总统的反共力量增加了很大的声势。
全世界的记者都到义士村访问,台北采访记者发现名单上有位齐振武,辽宁铁岭人,回来问我哥哥“会不会是你的家人?”我哥哥即亲自去探访,临去时问我父亲,如何相认?父亲说,你问他爸爸的小名叫什么。他说他爸爸的小名是“老疙瘩”我父亲自己也前去相认,是同曾祖兄弟的儿子,我们称他五哥。他退伍后找了个守仓库的工作,一九七0年后期死于脑溢血,我哥哥和我大姑的儿子在高雄传教的毛中颖表哥,把他葬在高雄燕巢乡的基督教公墓。
又三十年后,振武哥的亲侄子齐长凯不知如何由一本笔会季刊看到我的名字,由沈阳打电话到台北笔会找我,取得联系。他说自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就不知他伯父齐振武生死存亡或流落何方,已到处打听多年了,如今得知他已死,埋葬台湾,电话中哭了起来,说:“他怎么死了呢?怎么会是这样呢?”(我请中颖表哥托人照了墓地的照片寄给长凯,他们看到白石墓的照片,似乎感到一些安慰。)
怎么会是这样呢?当我回到小西山时,我也问,怎么会是这样呢?
我独自从北京坐白天的火车回辽宁铁岭,就是为了要看见每一寸土地。堂弟振烈带我由铁岭回去小西山。我回到村庄旧址问人“鬼哭狼嚎山在哪里?”所有的人都说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山名。我才明白,幼年时听母亲说的“鬼哭狼嚎山”原来就是她当时的心情。
由于父亲一直在国民政府做事,祖居庄院早已摧毁,祖坟也犁平为田,村子已并入邻村茨子林。我曾满山遍野奔跑、拔棒槌草的小西山,半壁已削成采石场。各种尺寸的石材在太阳下闪着乳白色的坚硬冷光,据说石质甚好,五里外的火车站因此得名“乱石山站”齐家祖坟既已被铲平,我童年去采的芍药花,如今更不见踪影,而我也不能像李伯大梦中的ripvanwinkle,山里一睡二十年,鬓发皆白,回到村庄,站在路口悲呼“有人认得我吗?”我六岁离开,本来就没有可能认识的人。
这万里还乡之旅,只见一排一排的防风林,沃野良田,伸向默默弩苍,我父祖铁石芍药的故乡,已无我立足之地了。
许多年来,我到处留意芍药花,却很少看到:在台湾大约因为气候的缘故。更少看到。几乎所有的人都住在公寓大楼里,没有庭院,也没有闲情逸致去种那种娇贵的花吧?我记得陪着哭泣的母亲去的祖坟,四周种满了高大的松树,芍药花开在大树荫庇之下,风雪中有足够的挡蔽。我记得祖母把我采回的一大把花,插在大花瓶里,放在大饭桌上,整个屋子都好像亮起来了。祖坟松柏随着故园摧毁,那瓣瓣晶莹的芍药花却永远是我故乡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