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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反“围剿”广昌保卫战的失利，使红军的军事顾问李德的“短促突击”“堡垒对堡垒”的战术宣告破产。红19军团和守备14师，从1934年4月10日到28日，在广昌与蒋介石的11个师，激战18天，以损失5500多人的代价，以广昌失守而告终，全体将士含泪带恨撤离广昌。
广昌是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要冲，中央苏区主要的门户之一，地处几条要道的汇合点，南通宁都、石城，是守卫苏区的要冲。广昌失守使一向沉稳自居的军事顾问李德也坐不住了。他背着手一遍遍走在稻田阡陌的田埂上，不时地望一眼建筑在稻田旁那幢孤零的房子，那是红军总部特意为他修建的，中国人也许为了他工作方便，也许是为了他生活得更舒适些。记得他刚到苏区时，他住在这幢房子里是那么的志得意满。这位倔强而又孤傲的日耳曼人，当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派遣，只身一人，通过种种险阻，几经辗转，踏上苏区这片土地时，他那蓬勃的梦想便在苏区这片土地上发芽了。他要把在德国没有实现的梦想，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实现，他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不顾毛泽东主张游击战术的建议，一意孤行，推行他的堡垒战术。在保卫巴伐利亚共和国时，那一年他才19岁，惨烈的巷战，使19岁的他变得更加自信和泰然了，他不相信血与火的经验在中国会行不通。
第五次反“围剿”几个月下来，使他吃到的不仅是苦果，还有比苦果难以下咽的是莫名其妙的心情，这种心情使他烦躁不安，他时常想发火骂人，可又冲谁发火呢？最高“三人团”中，博古在他面前总是谦逊小心的，对他的战术思想从来都是推崇备至，从没提出过任何异议。周恩来虽对他的战术打法提出过不同的见解，可他们最高“三人团”决定的事，周恩来又总是勤勤恳恳地去执行。对中国这样的合作者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难道去指责那些红军战士？他走过许多国家，参加过无数次战役，他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英勇的战士。在前线他曾亲眼见过，手执梭标、大刀的红军战士，呐喊着冲向敌人，他从没怀疑过红军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
可敌人却在一天天地向前虯e进，苏区的土地却在一天天地缩小。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的纵横各千里，缩小到如今的仅300里。此时的李德不能不困惑，不能不懊恼。
他一遍遍走在田埂上，在困惑中思索，在思索中困惑。
7月的瑞金，到处是金灿灿的一片，即将成熟的稻田在微风中荡漾，到处是一片美好的景象，坏着的却是他李德的心情，他扔掉了吸了一半的“美丽”牌香烟，顺手折断了一根稻秆，信手放在嘴里嚼着，一缕苦涩的汁液流进了他的嘴里，他却浑然不觉。
他又想到了刚刚结束的“三人团”的碰头会，在博古和周恩来面面前，他不能不使自己冷静下来。早在第四次反“围剿”之初，被剥夺了军事权利的毛泽东，以苏维埃主席的名义，多次建议他用游击战术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计划。他不仅没有采取毛泽东的计划，相反更使他坚定了自己的战术：短促突击，以堡垒对堡垒。直到这时他想也许毛泽东是对的，可他又不想承认这个事实，这一想法，无疑影响了他下一步的打算。在最高“三人团”的会议上，他提出了先派一支部队深入到敌人后方去的想法，这一想法一经提出，立即引来了一阵沉默。博古不解地望着他，周恩来则低头沉思，这瞬间的沉默，使李德有时间完善了自己的想法和打算，于是他很快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这支队伍插到敌人后方，不仅可以牵制一部分敌人，当然愈多愈好，而且可以起到缓解敌人对苏区的压力。另一方面，事到如今不能不为红军的后路着想。万一这支部队在敌人后方有了更大的作为，建立一片新苏区，不能不说是李德在战术上的一次胜利。第三种想法是博古和周恩来帮助完成的，周恩来首先提出这支部队要以抗日先遣队的名义，一来可以赢得人心，更重要的是对蒋介石只剿共不抗日的做法也是一个压力。
在这之前，瑞金已经收到了皖南地区几个县农民暴动的消息。最后最高“三人团”一致同意，这支部队应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一方面宣传抗日主张，一方面赴皖南，建立更大的根据地。这也是最高“三人团”对外的一致口径，对这支队伍他们心里清楚，这是一支投出去的问路石，是一支一石三鸟的队伍。这支部队是否成功，关系着他们酝酿已久的计划——红军大部队的转移。博古提出让7军团担负此次任务，对他的这种提法，李德和周恩来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于是，红7军团，在1934年的7月初从福建的连城奉命赶回瑞金。7军团刚赶回瑞金时，由于在东线执行猛烈的短促突击的战术，使这支顽强苦战的部队损失到仅剩下4000人。有一部分战士，他们甚至没有武器，他们肩扛梭标，风尘仆仆地回到了瑞金，从军团长到战士，他们只知道要领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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