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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毛泽东终于意识别，此时已是黑云压顶，远远地已听到滚滚的雷声了。
周恩来当然也明白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他清楚，如果弄不好自己和毛泽东有同时被革职的危险，如果他们两个人中能保留一个那是最好的结果。他力保毛泽东，所以他在会上发言说：毛泽东在前方对战争是有利的，他了解红军也了解地形，这都有利于军事指挥，为了保证国际路线的贯彻，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由我负责战争的全部责任，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第二，就是由泽东同志全权指挥，我负责计划执行。
这次紧急会议是针对毛泽东而来的，周恩来这种提法显然不符合中央局的意愿，他刚一说完，马上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此时的毛泽东比任何人都要清醒，他知道，这次会议就是冲着他来的，既然没有希望使现实得到改变，还不如顺其自然为好。在别人发言时，他一句话也没说，坐在角落里一支接一支地吸烟，烟雾在他周围弥漫。他下定决心后，把半截烟掐掉了，缓缓站起身说：既然中央局不信任我，我留在前方就不合适了。说到这他用眼角扫了一眼中央局的人，微微笑了一下道：我现在身体也不太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向中央局请一个时期的病假，至于你们同不同意，请组织决定吧。
毛泽东说完这话，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奈。眼前这种态势下激流勇退，也未必是件坏事，否则，后果也不一定会太好。说到这，他瞅了眼发呆的周恩来，他和周恩来的目光对视在一起时，他同样感受到了周恩来的无奈，那无奈中却是另一种忍耐。
毛泽东讲完话并没有坐下，他推开身后的椅子，冷然地又说：也许大家当着我的面有许多话不好讲，那么，我现在退席了
不等别人有何反应，毛泽东摆动着宽大的衣袖向外面走去。周恩来望着毛泽东消瘦的背影，心里一时翻涌起不可名状的情绪。
中央局召开的宁都紧急会议，终于达到了预期目的：毛泽东被解除了军职，离开了他创建的红军。
那一刻，毛泽东推开椅子向门口走去，表面是平静的，其实内心是矛盾的、痛苦的，让他离开红军，这份失落感是无法诉说，也是无法形容的。
毛泽东一步步地向门外走去，他觉得双腿是那么沉重，时间是那么悠长，仿佛过了一个世纪，他才走完了那几步路。
据史料记载：
宁都会议之后，10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项英、顾作霖曾找周恩来谈话，批评他在与毛的斗争中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开展的斗争战线。
周恩来明确表示，他不能同意这种批评。
11月12日周恩来与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分别致电临时中央，报告宁都会议经过与争论情况。
后方中央局成员认为：
这次会议是开展了中央局内部从未有过的两条战线斗争，打破了迁就和平状态。周恩来同志会前与前方其他同志的意见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在报告中更没有提到积极进攻，以准备为中心的精神来解释中央指示，并且，不给毛泽东的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问题为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我们认为周恩来同志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中最大的弱点，他应该深刻了解此弱点并加以克服。
周恩来则在电中表示：
承认我在会议中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的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的，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后方同志主张召回毛泽东，事前并没商量好，致会议提出后，解决颇为困难。
临时中央复电：
肯定周恩来是正确的，指责周是调和派是不正确的，强调领导一致是目前最重要的。
就这样，毛泽东在第四次反“围剿”前夕，被解除了军职。
毛泽东从此开始了对他来说既是紧张又是痛苦的思索。
几次到于都搞的社会调查，其实也都是为他思索中的问题找到一个旁证。这种思索使他更加成熟起来，于是才有了西征以后那个决定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
在毛泽东失意的时候，唯一体贴他安慰他的便是贺子珍了。以前毛泽东忙碌的时候，他一直遵守着只有星期六才和贺子珍见面的规距，许多红军领导人，当时在苏区都尊重这条不成文的纪律。那时毛泽东虽然失意，但与贺子珍的爱情却是美好的。
贺子珍相貌隽秀，有点脾气，是个热情奔放的革命者，长征开始时，她24岁，她与毛泽东在井冈山相会时仅十七八岁。
贺子珍并非毛泽东的原配夫人，毛的父亲曾强逼他在15岁时就娶了一个比他大四五岁的媳妇。他顺从地按礼仪拜了堂，但是拒绝接触那个年轻女人，她的名字未透露过（因为这是一次没有圆房的婚姻）。
贺子珍也不是毛泽东的第一个爱人，他的第一个爱人和第一位真正的妻子是他老师的女儿。这位老师便是杨昌济教授，毛泽东跟随他到了北京。在北京毛泽东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也热烈地爱上了杨开慧。杨开慧是个身材苗条，才华出众的女子，比毛泽东小8岁，她立志献身建立新中国的事业，两人对革命志同道合，并携手合作。
毛泽东和杨开慧对传统婚姻的反抗是采取的“浪漫结合”方式，他们一起生活了许多年。1922年出生的岸英是一位才貌双全的青年，1950年在朝鲜战场被一颗美国炸弹炸死。1923年出生的毛岸青，一直生活在北京，已与一位叫邵华的女士结了婚。
1927年，毛泽东举行秋收起义的时候，把杨开慧留在了长沙，从此以后两人再也没有见面。1930年10月，开慧住在长沙东郊时遭国民党逮捕。她和长子毛岸英一起被关进了监狱。国民党企图让她背弃毛泽东。她拒绝了，于是便遭到了酷刑。她于1930年11月14日在长沙浏阳门外被刑警处决。
一个名叫陈玉庭的护士把毛岸英带回了家。毛泽东的妹妹毛泽建（实际上是堂妹）是地下工作者，她比开慧被捕得早，于1929年8月20日在衡山被杀害。她们两人的死互相是没有联系的，但两人都与毛泽东有关系。毛泽东在同开慧离别之前的几年里已经难得同她见面。他们常常在不同地方担任工作。离别后，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对杨开慧的思念日益深切，1957年，发表了一首题为蝶恋花的悼念开慧的诗词：“我失骄杨”
1927年，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井冈山相遇。她是刚从福音教会中学出来的优秀生，身材苗条，充满活力。她在加入井冈山的红军队伍之前就已在当地农民秋收起义中作过战。
贺子珍是在8月15中秋节那天降生的，她父母因此给她起了一个娇滴滴的、富有诗意的名字“桂圆”在中国南方，桂是8月的意思，而桂圆即龙眼，与荔枝差不多的一种水果。她长大成人后，觉得桂圆这个名字“太软绵绵了”便改为子珍，意为珍贵的孩子。她长得很漂亮，可算是永新城里的一位美人，白嫩的皮肤，明亮的眼睛，活泼热情，又娴熟诗书。她是学校里最早从事革命事业的女子之一，她领导同学剪去长辫，推倒了庙宇神龛里的菩萨，她高昂圆润的声音和善于表演的才能更使全县的人望尘莫及。她是永新县中遭国民党通缉的首批人员之一。1927年1月27日她参与领导了三个县的起义，使监禁在狱中等待处决的28名共产党员得救。贺子珍他们起义时仅有几支老式步枪，但是他们闹得满城风雨，终于取得了胜利。
贺子珍随毛泽东上山不久，便从事敌后的危险工作。有一次她不得不装成奄奄一息的病妇，才使自己免遭逮捕。另一次，她在执行一次侦察任务时，把遭伏击的毛泽东和朱德救了出来。她跳上一匹马，双手各握一支手枪，一口气奔驰了十几里，转移了敌人的注意力，使毛泽东和朱德得以脱险。
像这样的事迹很快使贺子珍在游击队中出了名，在井冈山早期斗争中，贺子珍和那些男人一样并肩作战。
毛泽东和贺子珍在1927年相遇不久，就在井冈山共同生活，但是直到1930年杨开慧牺牲后，他们才算正式结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出生于福建边界地区。1929年7月至10月，毛泽东身患疟疾，在福建、江西交界处的一座山上养病。
此后，贺子珍一直工作在毛泽东的身边，她给他充当女秘书。
贺子珍知道失意后的毛泽东痛苦在哪里，在这种时候，说更多的话是没有用的，她只想在生活上照料好毛泽东。
她想方设法地给毛泽东做他爱吃的湖南菜，可毛泽东的食欲并不好，每次吃饭时，只是夸奖几句贺子珍做菜的手艺。
贺子珍看着日渐消瘦下去的毛泽东，才真正明白“心病难医”这句古话。
贺子珍虽然知道自己医不了毛泽东的“病”但她作为一个女人知道怎样去关怀、照顾一个男人。
毛泽东爱吃炒黄豆，她总是想方设法到老乡家去买黄豆。
每天晚上毛泽东失眠时，她总是把一小袋炒黄豆塞过去，毛泽东抓过炒黄豆，有声有色地嚼着。贺子珍躺在毛泽东身边，听着毛泽东满足的咀嚼声，暗暗地吁了口长气。她知道，毛泽东用不了多久就会在咀嚼中睡去。炒黄豆成了毛泽东的催眠剂。
在那等待徬徨的日子里，贺子珍的心一天也没有轻松过。
她相信毛泽东是正确的，红军的劫难也是暂时的。
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也只有走进家门，看一眼贺子珍温馨的微笑，他的心才放宽一些。他时常久久地凝视着贺子珍的脸，一直到贺子珍羞怯地低下头。这时毛泽东就孩子似的说：子珍，你还是那么年轻。
毛泽东说这话时，贺子珍的眼泪差点落下来，她明白，这是毛泽东在宽她的心。每每这时，她也总是深情地望一眼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