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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2月2日，黄昏时分，从湘江冲出来的红军，终于陆陆续续地集结在了三面环山的油榨坪。
油榨坪是一个只有几百户人家的小镇，红军指挥部就设在镇中的一个小院里。部队接到了在油榨坪休整的命令，镇里镇外到处可见红军临时搭起的帐篷，还有神情疲惫的红军战士的身影。
12月4日，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的名义发布了后方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命令缩小军团以及师级机关直属队，取消师的后方机关及兵站，将后方机关直属队的多余人员，全部编入团的作战部队中，立即检查、抛弃、销毁不必要的文牍、物资及行李。
湘江这一战，使李德在红军中的地位彻底遭到了动摇。这两天来，李德和博古的情绪都很低落，几乎一言不发。关于红军到底该往哪里走，他们也不再顽固地坚持以前的主张了。
周恩来坐在镇外的一个小山包上，望着眼前忙来忙去的红军战士们的身影，想的很多，也想的很远。这支从血战中冲出的部队，此时已经没有了后方，也得不到补充，更谈不上休息，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立即开拔了。
部队究竟要走向哪里？是坚持原来的与2、6军团会合的计划，还是改变行军路线，找到一个能让红军站稳脚跟的地方？目前，李德和博古已经在红军中失去了威信，在这种情况下若没有一个能统帅全军的人，达到上下一致，想冲出敌人的重围，仍然是个泡影。
此时，在他们“最高三人团”中，有谁能够担此重任呢？
对博古，周恩来是了解的，别说在如此危难关头，就是在一次小战役上，他也要依靠李德。那么李德呢？实践证明李德也不行，从广昌保卫战到这次红军西征的湘江血战，李德已经失去了威信。不仅失去了威信，在红军广大指战员中还酝酿着一种敌视情绪。
一个念头陡然跃入脑海，他想到了毛泽东。他了解毛泽东。从宁都会议毛泽东交出兵权后，他就一直在冷静地观察着这个人。看来，只有毛泽东此时此刻才有能力也有威信拯救这支近乎瘫痪的部队了。
周恩来想到这，心里多少踏实了一些。但很快周恩来又想到了这次湘江的失利。兵贵神速，这是作为一个指挥员必备的常识，然而此次红军西征却无视这种常识。从苏区出发时，仅就中央和军委纵队，就有1.4万人，还有2000多副挑子和担架，以及大批的骡马驮队。这个沉重的包袱足足拉长有50多公里，两面是保护他们的纵队。这种缓慢的移动，使红军主力一次又一次失去了战机。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这么大一个包袱，红军就不会在湘江两岸损失这么惨重。
然而，这个包袱能扔掉吗？
当时苏区的红军有3种选择。要么丢掉机关；要么丢掉战争的主动权；要么不作战略转移，和敌人在苏区一拼到底。
显然这3种做法都不可取，他们只好折中地选择了又背包袱又转移的策略。最后才有了湘江的惨败。
这个责任究竟谁来承担？周恩来一时想不清楚，也想不出个头绪。
天渐渐地暗了，周恩来站起身，茫然四顾，他的心里有股说不清的滋味。
小小的油榨坪镇，一下子挤进了这么多人，到处是匆匆忙忙奔走的身影，骡马、担架挤在一起，吵吵嚷嚷之声像一锅沸水。
博古挤在人群里。天很暗，没有人注意到他。此时，他也不想让别人注意到他。他想找洛甫或王稼祥等人谈一谈。究竟要谈什么，他也没有想好，总之他觉得应该谈一谈，他心里空落落的。
他突然听到一个人在高声叫嚷着：
打死我，快打死我。我不留下，你们打死我好了。
博古循声望去，看见一个伤员躺在担架上，和围着他的一群人争吵着。
一个指挥员模样的人蹲在担架前，安慰道：老王，你放心，我们把你安排到一个可靠的老乡家，多留点钱财，他们会好好照顾你的。
不，我不想留下，我要见见周恩来，博古也行，我要告诉他们，不能这样对待伤员。那个伤员仍然在叫嚷。
博古本想走到担架前安抚一下这个伤员，看情形，伤着的这个人是名指挥员，可当他听到这名伤员叫自己的名字，又改变了想法。最棘手的工作就是安慰伤员，这时的伤员是绝望的，他们什么样的话都能说得出来，任何人又都得忍着。想了想，博古还是快步向前走去。
博古找到了王稼祥的小院，他没想到的是，毛泽东也住在这个小院里。他一进门就听见毛泽东在用那口湖南话高声地说着什么，他停下脚步，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立在了那里，不知是进还是退。
这时王稼祥看到了他，喊了一声：博古同志进来吧。
他进到小屋，说：路过这里，顺便进来看看你们。
他在这小屋里没有发现洛甫。
毛泽东一边吸烟，一边笑着说：我们都很好，不要担心我们。
博古就有些尴尬，半晌才说：明天又要走了，翻山越岭的你们吃得消么？
王稼祥说：我没事，这一路都走过来了，不能坐担架就让人背，反正不会掉队。
博古点点头，把头转向毛泽东道：这次转移，比预想的要困难，在湘江又吃了败仗，真是有许多教训该吸取。
毛泽东没有说话，仍在吸烟，似乎是在沉思博古刚说过的话。
王稼祥却说：湘江这一仗红军损失是太大了，照这样下去，肯定不行，是该好好总结一下了。
博古勉强地笑了笑说：是呀，我们也在考虑这些问题。
毛泽东弹了弹手中的烟灰道：革命嘛，总会有成功，也会有失败，关键是我们要在失败面前找出原因，只有这样一切就好办了。
是呀，是呀。博古不尴不尬地说。
王稼祥又说：我看要找出主观和客观的责任，不能总是强调客观
突然，在博古的心中笼罩了一团浓重的阴影，他又想起了部队西征前项英让他们提防毛泽东的话。
西征途中，王稼祥、洛甫和毛泽东几乎形影不离。此时，他终于得到了验证，从王稼祥的谈话中，他已经明显地听得出来，王稼祥已经站到了毛泽东的那一边。
3个人都不说话了，面面相觑，博古此时急于知道洛甫是怎么想的，既然洛甫不在，他也没有必要再呆下去了。他站起身，讪讪地向毛泽东和王稼祥告辞。
红军在湘江遭到了空前的惨败。毛泽东在来油榨坪前便提议由洛甫完成一个任务，即总结红军失利的原因。毛泽东当时考虑到，他、王稼祥还有洛甫，只有洛甫出面最好。因为王稼祥有伤在身，毛泽东本人此时无职无权，况且，毛泽东一直就是右倾路线的代表，有些话从他嘴里说出显然也不合适。
洛甫的心情很复杂。一路上听毛泽东论兵，他自觉不自觉地站到了毛泽东的立场上来了。所以他很快同意了毛泽东的提议，对红军进行一次总结，但有一点让他为难，那就是他不懂军事，只能援引毛泽东的思路进行总结，可他又怕吃不透。这些天来，他一直为这件事伤脑筋。
这是一个清静的晚上，洛甫和毛泽东、王稼祥3人一起吃过饭，便推脱自己有些不适，早早回到了自己的住处。他要静静地想一想，整理一下自己纷乱的思绪。
他刚到屋，博古就推门走了进来。
博古微笑着说：怎么，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洛甫忙说：哪里，你怎么有时间到我们这来了？
博古苦涩地笑一笑，然后并排和洛甫坐在张吱吱作响的床上。
博古叹口气，开门见山地说：洛甫同志，现在红军正处在非常时期，李德同志也非常焦虑。他抓住了洛甫的一只手，用劲地握了一下，然后道：希望我们从莫斯科来的同志在这紧急关头能团结一致，共渡难关。
洛甫敏锐地感觉到博古话语中的弦外之音。想到湘江血战红军的损失，他低着头，一时没有说话。
博古又说：王稼祥这一路上经常和毛泽东在一起，他肯定受了毛泽东的影响。
洛甫抬头望了眼博古。长征中，他们3个人一直在一起，此时博古却说王稼祥受了毛泽东的影响，言外之意也把自己捎带进去了。博古似乎也察觉到了洛甫的反应，便忙解释说：
当然，王稼祥的表现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早在宁都会议上，对于撤销毛泽东职务，他也是有看法的。
洛甫眨了眨眼镜后的眼睛道：这都是个人的看法问题，不能说成是谁影响谁。
这回轮到博古发愣了。
博古想到红军从苏区出发前的一天傍晚，洛甫气冲冲找到博古质问转移名单中为什么没有瞿秋白和何叔衡两个人？
博古当时解释说：翟秋白身体不好，何叔衡年迈，两个人不利于转移。
洛甫则说博古缺乏感情。
最后博古答应让项英尽快安排把两人转移到上海，洛甫才没有说什么。
早在五中全会后，因为洛甫和博古意见不一致，被派到中央政府工作。洛甫当然明白这是博古把他排挤出中央的第一步。后来洛甫又被派到闽赣地区做巡视工作，直到长征前夕，他才从闽赣地区回来。对于最高“三人团”对长征的安排和决定，他并不清楚。这种失落，使他很自然地和毛泽东、王稼祥等人接近了起来。这也是他很快地站到了毛泽东立场上来的主要原因之一。
红军在湘江的失利，使洛甫意识到，红军上下对现在的中央领导已经产生了不信任感，而且这种不信任感在一天天地加强。
洛甫同志，博古又说：听说在转移的路途中，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人对现在党的工作很不满，有这事吧？
洛甫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昏暗中他盯着博古。博古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但语意中也并没有把他排除在外。这一点让他心里很不舒服。
博古又试探地说：这个，这个，不友好吧，是不是提出来，我们当面谈一谈，交换一下看法，这不更好么？
我们没有说党的路线是错的，第三国际的指示也不能说是错误的。洛甫终于说，但他首先肯定了大方向。
博古却不失时机地说：如果大家都承认路线正确，只是某些环节的失误，这样问题就好解决了。
洛甫在犹豫在沉思。他知道，博古在竭力寻找支持者。
博古又一次抓住了洛甫的手说：既然我们原则上没有大的分歧，我们还是可以团结在一起的。说到这博古停了停，但很快又补充说：尤其是我们从莫斯科来的同志。
博古把目光从洛甫脸上移开。洛甫不知该对博古说些什么好。他与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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