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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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在她看来，这无可非议，相反，生活已向他们表明，也许这是最值得赞许的方式。

    前天晚上，他们一起去看电影，各自买了票，坐在隔开的座位上。自从意大利侨民加利莱奥？达孔特在十七世纪一个修道院的废墟上开设了露天电影院以来，他们每个月至少这样去两次。前天的电影虽已过时，但那是以上年一本畅销书为基础改拍的。乌尔比诺医生怀着痛苦的心请读了这本书，因为作者把战争描写得太残忍了。这本书的书名叫前线无奇事。然后他们一块去工作室，她发现他心烦意乱，惆怅忧郁，她以为那是因为看了电影里的某些场面所致：垂死的伤兵在淤泥中挣扎，令人不忍目睹。她想驱散他这种情绪，便邀他下棋。为了使她高兴，他答应了，但是心不在焉——当然他用的是白子。后来他发现再有四步，他就要输了，于是不光彩地投了降。医生这时才明白，最后一盘棋的对手是她，而不是他原来以为的赫罗尼莫？阿尔戈特将军。他惊奇得喃喃自语道：“这盘棋下得妙极了！”

    她坚持说赢棋的功劳不在她，而应归于阿莫乌尔，因为他已被死神的信息弄得神志恍惚，没有心绪去把握棋子。当那盘棋中断时，他请求她让他独自留下来。那时大约是十一点一刻，因为舞厅的音乐已经停止。他想写封信给乌尔比诺医生，他认为这位医生是他熟人中最值得尊敬的人，而且也是他的挚友。就像他经常喜欢说的那样，”尽管他们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下棋这个撤好，他仍然这样评价他。他把下棋看做理智的对峙，而不是一门学问。那时她知道阿莫乌尔的末日已到，他的生命只有写一封信的时间了。听了这番话之后，医生真是难以相信。

    “那么说，您当时知道他要死了？”他惊叫道。

    她证实说，她不仅知道，而且十分愿意帮助他分担痛苦，正如当年她怀着同样的感情帮助他发现幸福那样，因为那是他最后的十一个月：一种残酷的垂死挣扎。

    “您的责任是告发他。”医生说。

    “我不能对他做这种事！”她愤怒地说“我太爱他了。”

    乌尔比诺医生象听海外奇遇一样听着这闻所未闻的故事，她讲得如此直截了当，以致他不能不全神贯注地看着她，企图将她当时的形象永远铭刻在记忆里。她矗立在那里，有如一尊穿着黑衣的冷漠的海神，眼睛象蛇一般，耳朵上插着一朵玫瑰。

    许多年之前，在交欢之后，两个人曾赤身躺在海地一个荒凉的海滩上，阿莫乌尔突然叹息道：“我将青春常在。”当时她理解他的意思是要同时代的灾祸进行英勇的殊死斗争，但是他进一步把话说明了：“我决定到七十岁就离开人间，说到做做，决不反悔。”

    果然，这一年的一月二十三日他年满七十，于是他把最后期限定为圣灵降临节前夕，因为圣灵降临节是这个城市膜拜上帝的最大节日。那天晚上的任何一个细节她都是事先知道的。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那件事。时光流逝，他们对那个无法挽回的局面感到忧心忡忡，肝肠寸断。阿莫乌尔以麻木般的激情爱着生活，爱着大海，爱着他的狗，自然也迷恋着她和爱情。随着日期的临近，他完全绝望了，仿佛他的死不是他自己的决定，而是无情的命运的安排。

    “昨晚当我同意他独自留下后，他就悄然辞别了这个世界。”她说。

    她本想把狗带走，但是他看到狗靠着拐杖昏昏欲睡，便用指尖抚摸它说：“我很遗憾，不过，维尔松将同我在一起。”他在写信时，请求她把狗拴在行军床的床腿上。可是，她打了个活结，以便它能够自然松脱。那是她唯一背信弃义的行为，但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她希望从那条狗阴冷的眼睛里永远记住它的主人。乌尔比诺医生打断了她，告诉她那条狗并没有逃生。她说：‘哪是它不愿这样做。”这时，她的情绪一下子活跃起来，因为她更愿意按照阿莫乌尔的意愿来纪念这位已故的情人。当时他正在写信，突然停下笔来，最后看了她一眼，说：“请用一朵玫瑰花纪念我。”

    她回到了家，那时刚过半夜。她和衣躺在床上吸烟，用一个烟蒂点燃另一支烟，为了等他把信写完，她一支接一支吸着。她知道这封信又长又难写。将近三点钟时，狗开始吠叫，她在灶上煮咖啡，并穿起了重孝，然后到院子里去剪下了黎明时分开放的第一朵玫瑰花。乌尔比诺医生早就意识到，他是多么讨厌那个不可救药的女人。

    他有他的道理：只有玩世不恭的人才会从痛苦中得到满足。

    访问结束时，她又对乌尔比诺医生讲了更多的事情。她不想参加葬礼，因为她是这样答应自己的情人的，可是医生认为，信中有一段话内容与此恰恰相反。她不会流一满眼泪，也不想在有生之年记起那个惨死的人来折磨自己。她也不会关起门来埋头编织裹尸布，这对当地的寡妇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她打算出卖阿莫乌尔的房子。根据他在信中的遗嘱，这所房子连同里面的东西从现在起都属于她了。她将象往常那样继续生活，安分知足地生活在这块穷人的葬身之地上，因为她在那儿度过了自己的幸福日子。

    在回家的路上，那句话一直回荡在乌尔比诺医生的耳际：“这块穷人的葬身之地。”这个评语是有道理的。那座城市，也就是他所居住的城市，尽管岁月流逝，旧貌仍在：炎热，干燥，充满恐怖的夜晚，享受着独居乐趣的年轻人。在那里，花朵凋谢，食盐发霉，除了月桂树正在日渐萎败和人们正在烂泥塘中慢慢地衰老以外，这座城市四个世纪以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冬季，阵阵突降的灾难性暴雨使厕所漫溢，把街道变成令人作呕的沼泽地。夏季，一种刺鼻的、有如鲜红的粉末似的看不见的尘埃被狂风吹荡着，透过哪怕堵得再严实的缝隙钻进屋里。可怕的狂风可以掀走屋顶，把孩子们吹到空中。在星期六，那些黑白混血儿吵吵嚷嚷地乱纷纷地离开在泥沼地边上用马粪纸和锌皮搭成的棚屋，带着家畜和炊具，来到殖民区多石的海滩举行他们的欢宴。在那些最年迈的人中，有些人不久前胸脯上还留着用烙铁打上的印记，这是真正的奴隶的标记。周末，他们疯狂地跳舞，豪饮家酿烈性酒，喝得酩酊大醉后在椰林中自由寻欢。星期目半夜时分，他们便以一场全体出动的血腥格斗来代替方丹戈舞。在一周的其它日子里，这一股浩浩荡荡的人流又涌进了老区的广场和小巷，摆起小摊，做各式各样的生意，他们使死气沉沉的城市变成了散发出煎鱼香味的热闹非凡的集市；展现一种新的生活。

    摆脱西班牙统治，以及随之而来的废除奴隶制，加速了王公贵族们的衰落，而乌尔比诺医生正是在那种环境中出生和成长的。昔日的名门望族静静地呆在他们撤去防卫的宫殿和城堡里，深居简出。在一度十分有效地防止了海盗突袭登陆的用石块砌的城墙上，杂草沿着墙头爬了下来，在石灰粘缝的墙上打开裂缝，哪怕它是本市最豪华的府邸。下午两点钟，这些府邸唯一有生气的标志就是在午休的昏暗时刻传出无精打采的练琴声。里面，在充满香气的凉爽的卧室里，女人们躲避阳光就像躲避瘟疫那样。即使在做早弥撒的时候，她们也用毛巾蒙着脸。她们的爱情来得又迟缓又艰难，而且往往被不祥的预兆扰乱，生命在她们看来是无尽头的。傍晚时分，在交通拥挤的时刻，黑压压的长脚坟子从沼泽地里飞起来，好像一团团乌云，追赶着路上的行人。同时，难闻的人粪尿味也从那儿涌来，热乎乎地扑到人脸上，扰得他们心烦意乱，确信那是死神送来的信息。

    年轻的乌尔比诺在令人忧郁的巴黎常常怀念的那座殖民城市的生活，此刻也只不过是记忆中的一场幻梦。在十八世纪，它的贸易在加勒比海地区是最繁荣的，尤其是由于它的令人诅咒的非人的特权——这里是美洲最大的黑奴市场。此外，它还是新格拉纳达王国总督的传统驻晔之地。总督们喜欢呆在那儿，面向世上的大洋进行统治，而不愿意住在遥远寒冷的首都，生怕首都连绵不断的毛毛雨打乱他们对现实的理解和认识。满载波多西、基多和维拉克鲁斯的巨大财富往来于美洲和西班牙的大船队，一年几度要在这里的港口汇集，那是这个城市最荣耀的黄金时代。一七八年六月八日，星期五，下午四点钟，圣约瑟大帆船载着时价五千亿比索的宝石和贵金属起航，开往加的斯，刚出港口就被一支英国舰队击沉，直到漫长的两个世纪以后还没有打捞上来。那批躺在海底珊瑚间的财富和斜着身子漂在指挥台上的船长的尸体，经常被历史学家们作为那座被淹没在记忆中的城市的象征提及。

    乌尔比诺医生的家坐落在港湾另一边的拉曼加住宅区。那是一幢旧式房子，一座宽大凉爽的平房，室外平台上建有陶立克式的柱廊，从平台可以看到散发着瘴气、布满遇难船只残骸的水塘。从门口到厨房，地板上都铺着黑白相间的方格瓷砖。不止一次，这一建筑都归因于乌尔比诺医生的别出心裁，而忘记了那是本世纪初叶，建筑那个暴发户住宅区的加泰隆尼亚建筑师们的共同弱点。宽敞的客厅象家中所有的房间一样，天花板很高，临街有六扇落地窗。客厅有一扇巨大的石色古香的玻璃门和饭厅隔开，上面雕着茂密的葡萄藤和一串串的葡萄，还有金色的林中牧神和受他的芦笛诱引的姑娘。客厅里的家具，包括活哨兵似的壁钟在内，都是清一色的十九世纪的英国货，吊灯上装饰着水晶坠子，苏雷斯的各式花瓶和异教的石膏情人小雕像处处可见。但是，那种欧洲家具在家里的其他地方并不多见。在别的房间里，既摆着藤制扶手软椅，也有维也纳摇椅和当地手工制作的皮靠背椅。卧室里除了床，还有圣？哈辛托的豪华帆布躺椅。躺椅上用丝线以哥特文字绣着主人的名字，四周还垂着彩色的流苏。饭厅的一旁有一块地方，原来是用来举行盛大宴会的，后来成了小音乐厅，每当出色的演奏者来到本市时，主人便邀亲朋好友来开音乐会。花瓷砖地面上铺着从巴黎万国博览会上买来的土耳其地毯，为的是使环境更为幽静。近处摆着整整齐齐的唱片架，放着一台时新的电唱机。在房间的一角，有一架用马尼拉大披巾盖着的钢琴，乌尔比诺医生已有多年不弹琴了。这个家里，到处可以看出一个务实的女人的精明和操劳。

    然而，最庄严肃穆的地方要算书房了。它可谓乌尔比诺医生在进入老年以前的圣殿。那里，在他父亲的胡桃木写字台和皮革安乐椅四周，镶满一道道上过釉的搁板，把墙壁甚至窗户都遮得严严实实。搁板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三千册书，全部用小牛皮精装，书脊烫金。其它房间都充满港口的喧闹和污浊空气，书房恰恰相反，它有着修道院的宁静和芬芳。乌尔比诺医生和他的妻子是在加勒比海海边诞生和长大的，那儿有一种迷信的说法：打开门窗可以引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凉爽空气。所以起初他们关在那座书房里感到呼吸局促。但是，最后他们终于相信了罗马人对付炎热的好办法，就是在闷热的八月，白天把门窗全部关闭，不让街上的热空气进来，晚上有风时再把它们统统打开。从那个时候起，他们的房子就成了拉曼加区炎炎赤日下最阴凉的所在了。在卧室的昏暗中睡午觉，下午坐在柱廊上观看新奥尔良满载货物的沉重的灰色货船和水船通过，真是一种美好的享受。这些木船一到黄昏就点燃起全部灯火，呜呜地鸣响着，清除滞留在港口的垃圾。每年十二月份至翌年三月份，来自北方的信风掀开屋顶，夜间象饿狼似的在屋子周围呼啸不止，打着转转寻找缝隙企图钻进屋里时，乌尔比诺的书房也是保护得最好的。谁都不会去想，住在那样一幢房子里的夫妇有什么理由会是不幸福的。

    尽管如此，乌尔比诺医生在那天早晨十点钟赶回家时并没有感到什么幸福。两次拜访弄得他心神不安，脑袋昏昏沉沉。这两次拜访不仅使他误了圣灵降临节的弥撒，而且有可能使他变成一个和他心力交瘁的年龄不相称的另一个人。他本想在跟拉西德斯？奥尔贝利亚医生一起用丰盛的午餐之前睡个午觉，但是仆人们却在乱哄哄地追捕一只脱笼飞走的鹦鹉。仆人们把它从笼子里抓出来，想替它剪翅膀，它却冷不防飞到了芒果树最高的枝上。那是一只秀毛的怪鹦鹉。训练它讲话时它死不张嘴，但有时却愣头愣脑地自言自语起来。眼下它开了胜，而且那种清晰的语调和才智，即使在人的身上也是不常见的。鹦鹉是乌尔比诺医生亲自驯化的，这使官享有全家人谁都没有的特权，就连他儿子在小时都没有这种特权。

    鹦鹉已在医生家里养了二十多年，谁也不知道它以前活了多少年。每天下午午睡之后，乌尔比诺医生坐在院中的花坛上，与鹦鹉为伴。花坛是家里最凉爽的地方，他以教育家的热情，勤奋地训练那只鹦鹉，直到它能象大学教授一般讲地道的法文。

    之后，纯属对它的过分宠爱，医生又教会它用拉丁文为做弥撒伴唱，并背诵马太福音的一些片断。他还企图给它灌输算术上的加减乘除四个概念，但是没有成功。

    在他最后几次到欧洲旅行时，有一次他带了一个有喇叭的留声机，还有很多流行唱片和他喜欢的古典作典家的唱片。在几个月之间，他让鹦鹉日复一日地听吉尔布特和布鲁安谱写的歌曲，这两位作曲家上个世纪在法国曾红极一时，鹦鹉终于把他们的歌曲背熟了。它能用女人的嗓音唱女士歌曲，用男高音唱男士歌曲，唱到最后还来一阵纵声大笑，跟女仆们听它用法语唱歌时的哄笑不差分毫。这个鹦鹉的美名远扬，几乎无人不知，以致某些从内地乘船来的贵客都来求见。有一次，几个英国旅游者不惜一切代价要把它买走。那个时期，许多英国旅游者都乘新奥尔良的海盗船打那儿经过。然而，鹦鹉最荣耀的一天是共和国总统马尔科？菲德尔？苏阿雷斯带着他的全体内阁部长屈尊驾临，他们想来证实一下它是否真的象传说那样神奇。他们大约在下午三时到达，头戴大礼帽，身穿呢料大礼服，这一身打扮使他们热得透不过气来。他们在赤日炎炎的八月，在整整三小时的访问中，不曾有片刻宽衣。他们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因为在令人难以忍受的两个小时中，鹦鹉始终一言不发，请求和威胁都无济于事。乌尔比诺医生羞愧得无地自容，因为他对妻子明智的劝告置之不理，固执地发出了鲁莽的邀请。

    在那一历史性的轻举妄动之后，鹦鹉仍然保持了它的特权，这一点，证明它在这个家庭里始终享有神圣的权利。在那个家里，除了陆龟之外，不准豢养任何动物。

    那陆龟曾失踪过三、四年，人们以为它一去不回了，可后来又重新出现在厨房里，不过，人们并不把它看成生灵，只把它看做交好运的含矿物质的护身符。至于这个护身符到底起不起作用，谁也说不清楚。乌尔比诺医生拒不承认他憎恶动物，他用各种科学的杜撰和哲学的遁辞来掩饰这一点。他的那些冠冕堂皇的道理征服了许多人，唯独没有征服他的妻子。他说，如果谁爱上了动物，就会对人类做出最残忍的事情来。他说狗并不忠诚，而是奴性十足；猫是机会主义者和叛徒；孔雀是死神的传令官；兔子使人贪心；猴子能传染色情狂；而公鸡是罪该万死的东西，因为它们甘愿三次拒绝为基督效劳。

    他的妻子费尔米纳？达萨却相反，那时她已七十二岁，不能再如从前那样外出狩猎，但她对热带花草和家养动物着实爱得发疯。刚结婚的时候，她利用方兴未艾的爱情，在家中养了许多动物，简直有点违反理智。最初饲养的是三条以罗马皇帝命名的南斯拉夫达尔马提亚狗，它们为争风吃醋互相残杀。争夺的母狗不愧叫梅萨利娜，因为它刚产下九个小狗就又怀了十个。以后又饲养了阿比西尼亚猫，它们有老鹰的外貌，法老的风度，逞罗人的斜眼，波斯王朝大臣的橙色眼珠。夜晚，它们象幽灵的影子一般在卧室里窜来窜去，发情求偶的叫声搅得人们难以入梦。有几年，院子里芒果树上挂着一只亚马逊长尾猴，它被拦腰捆着，委实令人同情，因为它有着奥布杜利奥大主教和国王的悲天悯人的外表，天真的目光，还有一双富有感染力的灵活的双手，但是费尔米纳并非因此而抛弃了它，而是因为它有以向贵妇们献殷勤而自鸣得意的坏习惯。

    在走廊上的笼子里，她养了各种各样危地马拉小鸟，家中还养了先兆鸳鸯和黄色长腿的泥塘里的鸳鸯，以及一头小鹿，这只小鹿经常从窗口探进头来啃花瓶里的花枝。最后一次国内战争前不久，当第一次传说教皇可能采访时，他们从危地马拉弄来了一只天堂鸟。可是，当获悉政府宣布教皇来访只不过是用来吓唬密谋反抗的自由人的谎言时，那只鸟便被送回它的故上去了，而且回去得比来时还快。另有一次，他们在荷属库拉索奥岛的走私者的帆船上买了关在铁丝笼里的香乌鸦，一共六只。这些乌鸦和费尔米纳小时候在娘家驯养的一模一样。她结婚后仍然想养这种乌鸦。但是，那些乌鸦不停地拍击翅膀，使整个家里弥漫着丧仪花圈的气味，谁都忍受不了。他们还养了一条四米长的蟒蛇，这个不服猎手的飒飒声扰乱了寝室夜间的安宁，尽管他们利用它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用它那死神般的呼吸吓跑骗幅和珠爆，以及多种在雨季侵入家中的害虫。乌尔比诺不仅职业上忙得不可开交，而且还有许多社会文化活动，所以照他看来，在那么多令人讨厌的生灵中，只要他的妻子不仅是加勒比海地区最漂亮的女人，而且是最幸福的女人，他就知足了。可是，在一个雨天的下午，当他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疲惫不堪地回家时，看到的一场悲剧使他重新回到了现实生活。从会客室直至视力所及之处，一长排动物的尸体漂浮在血泊之中，女仆们爬到椅子上不知所措，对这场大屠杀惊魂未定。

    事情的起因几条德国大猎狗中有一条突然得了严重的狂犬病，失去了理智，见什么咬什么，亏得邻居家的园丁胆略过人，挥起砍刀把它杀死。不知那条狗咬死了多少动物，也不知它用绿色的唾沫传染了多少动物，因此，乌尔比诺医生下令对全部幸存者枪杀勿论，并把它们弄到一个偏僻的处所烧掉。他还请慈善医院的工作人员到家里来进行了一次彻底消毒。唯一得救的是一只象征好运的雄陆龟，因为谁也没有想到它。

    费尔米纳史无前例地在一件家务事上称赞丈夫做得有理，此后许久也没有再提动物的事。她拿林奈的帕然史彩色插图作为消遣，使自己得到慰藉。她把那些彩色插图镶上镜框挂在客厅里，倘苦不是一天黎明盗贼砸开浴室的窗户偷走了一套五代相传的银制餐具的话，也许她终身再也不愿意在家中看到一只动物了。乌尔比诺医生在窗外的铁环上加了双领，用铁门闩把大门插得死死的，把贵重的东西锁进保险柜，并且从此培养了睡觉时把手枪放在枕头下面的战时习惯。然而，即使盗贼把他们洗劫一空，他也反对买一条恶狗来看家，不管那狗是否接受过防疫注射，也不管是把它放开还是用锁链挂起来。

    “不会说话的东西不准进咱们的家11。”’他说。

    为了不再让妻子啧啧叨叨地纠缠，乌尔比诺医生说出了这句斩钉截铁的话。他的妻子固执地想再买一条狗，压根儿没想假如狗在家中一条一条地繁殖起来，终有一天会使她丧命。费尔米纳的任性，随着年龄的增长也逐渐地变了，她立即抓住丈夫话中的漏洞，在家中被盗几个月后，重新回到库拉索奥海盗们的帆船上，买来了一只真正的帕拉马里博鹦鹉。这只鹦鹉只会说水手们的骂人话，可是它说得跟真人一模一样。十二个生太伏的价钱虽说贵了点儿，但还是很值得的。

    那是一只良种鹦鹉，比想象的还要聪明。它黄脑袋，黑舌头，这是跟曼格雷鹦鹉的唯一不同之处。曼格雷鹦鹉即使用松节油栓剂也不能让它们学会说话。乌尔比诺医生是个有气魄的男子，他在妻子的才智面前心悦诚服地认输了。那只鹦鹉的进步使他兴趣盎然，他对自己的转变也感到惊讶。一到雨天的下午，鹦鹉由于羽毛浸湿而感到惬意，便说一些从前的老话，这些话在这个家里是没人说过的。后来，医生态度上的最后一点保留也取消了。那是一个夜晚，盗贼打算从屋顶平台的天窗上钻进来，鹦鹉居然用猛犬的吠声把他们吓跑了。它模仿得非常逼真，它还高喊有贼，有贼，有贼，这两个有趣的呼救的词儿也不是在这个家里学的。从此，医生亲自负起照料鹦鹉之责。他吩咐在芒果树下面搭个支架，放一个盛水的小碗和盛熟香蕉的容器，外带一个吊杆，供鹦鹉练走绳索的本事。从十二月到翌年三月，晚寒袭人，北风使鹦鹉在户外不能居住时，他们便把它装进一只罩着毛毯的笼子，让它睡在卧室里，尽管乌尔比诺医生知道它的慢性鼻疽病对人的正常的呼吸是有害的。多年以来，他们总是把它的翅膀剪短，把它撒在院子里，让它象个老骑上似的弯着身子，自由地踱来踱去。但是，有一天它在厨房的横梁上兴致勃勃地做起了杂技演员的动作，一下子掉进了木薯香蕉肉菜锅里。它吱吱喳喳地呼叫求救，幸好厨娘用大汤勺把它舀了起来，虽说热汤把它的羽毛烫掉了，它还是活了下来。从那时开始，甚至在白天，他们都把它关在笼子里，尽管人们常说关在笼子里的鹦鹉会忘掉学会的东西。只有在下午四点钟天气凉爽时才把它放出来，由乌尔比诺医生在院子的花坛前给它上课。谁也没有及时注意到它的翅膀长得太长了，那天早晨女仆们正准备为它剪翅膀，没想到它居然飞到芒果树冠上去了。

    她们费了整整三个小时还没有捉住它。在邻居的女仆帮助下，她们用了种种办法想把它骗下来，也无济于事，它继续顽固地停在原地不动，还放声大笑，使劲地高呼自由党万岁，扯蛋的自由党万岁。这种胆大妄为的呼叫，近来已经使四、五个幸福的醉汉送了命。乌尔比诺医生望着在茂密的树枝间肆无忌惮的鹦鹉；用西班牙语、法语、甚至拉丁语规劝它，鹦鹉则用同样的语言，同样强调的声调，同样的音色来回答他，赖在那儿一动不动。看到好言相劝无效，乌尔比诺医生便吩咐求助于消防队员，他们是他在本市的最新的玩具。

    确实，不久前，火灾都是让声愿人员架起泥瓦匠的梯子，用水桶来泼水扑灭的，他们的秩序是如此紊乱，以致造成的灾难比火灾更为严重。但是，前年开始，由于公共福利社——乌尔比诺医生是这个团体的名誉主席——的募捐，这儿有了一个职业消防队和一辆配有警报器、警铃和两条高压水龙带的贮水卡车。一切都是现代化的。当听到教堂敲钟报警时，为了让孩子们看消防队救火，学校甚至宣布停课。最初，消防队的任务只是救火，但是乌尔比诺医生告诉市政当局，他在汉堡看到消防队员们曾救活了一个在三天大雪之后冻僵在地窖里的孩子，他还在那不勒斯的一个小巷里，看到消防队员从第十层楼的阳台上把一具装着死人的棺材运下来——因为楼梯弯弯曲曲，家人无法把棺材抬出来。这样，这儿的消防队员便学会了其它紧急服务项目，如撬锁开门和杀死毒蛇。医学专科学校为他们专门开了一般事故急救课。

    因此，请消防队把一只跟绅士一般具有种种美德的高贵鹦鹉从树上捉将下来自然也是义不容辞之责。乌尔比诺医生说：“请告诉他们，这是我的鹦鹉。”说罢他便去寝室换衣服，准备出席丰盛的午宴。事实上，这会儿他已被阿莫乌尔的信弄得昏头昏脑，并没有把鹦鹉的命运放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