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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时代里可以怀念人。司马迁生逢其时，所以总结那雄奇时代时，他的一部
部列传写得笔下生花。愈节省笔墨愈韵味无穷；刺客列传只是用残墨写了几位
不能不写的“恐怖主义者”——20个世纪后不知为什么连中国的电视台也操着一股
盎格鲁撤克逊式的正统秩序维护者的腔凋，念出恐怖主义者几个字时带着一种判
死刑的味儿，——但那刺客列传却是伟著史记的压卷之笔，永远地发射着
难言的、异端的美。
活不在那种时代则容易怀念狗。比如前苏联就制作过一部狗电影白鼻姆黑耳
朵，让人感动不己。近年来狗电影、狗电视、狗文学不用说养狗之风都常盛不衰，
不能不认为其中深藏著人类的时代感和潜意识。
在日本，连狗都知道在东京涩谷车站前面有一只狗的雕像。不用说，带着一个
动人的狗故事；不外是战乱离散，主人一去不返，那狗便“死心眼”死死地在那
儿等，一直等得死在它与主人约束的地方。日后，日本人为了抒发忠诚和宣扬这种
死而不渝的品质（日本人非常重视这种“不渝”；侵略战争过去半个世纪了，而他
们有几分“渝意”呢），——在涩谷为此狗铸了铜像。至今凡约会在涩谷的人都流
行把地点定在狗像前边，以表示自己也那么忠诚；至少能做到不见不散。
在东京挣扎着的百万外国人对那条铜狗大体上态度淡漠。大约是在那儿约得多
了，发觉只是给那条日本狗做了宣传，而事实上日本人远非那么守信用，尤其是无
利可图的时候。于是，怀念故乡狗的现象就产生了。
狗的回忆，有复杂的动机也有复杂的联想。世上狗文学的主流大致上是吹嘘；
比着吹自己的狗的奇、猛、忠、灵。不节制的例子，有描写狗不仅跟狼咬而且跟豹
子咬的。而我见过的狗却都很平常，平常得像一堆土。
那是在乌珠穆沁，我在那儿插队的第三年。不用说，牧人家都有几条狗；我家
的几条狗中，有一条名叫吉里格。这种狗名字其实不算名字，草原上吉里格这个音
类似于狗的通称也类乎一种唤狗的声音。
吉里格可没有那种斗虎斗豹的奇遇记，有没有直接与狼厮咬过，也弄不清楚了。
它只是一只忠实的北方牧羊犬，壮健多毛，脑壳硕大，浑身是黑色，喜欢卧在包的
正南方———监视着一切走近的异己者。那一年它大约是十七八岁，已经老得不能
再老了，眼睛呆滞、瞳孔混浊，嗅觉也已经失敏。牙齿软了，额吉每天留心给它弄
些稀食喂。它搂着一块骨头左啃右啃咬不下肉来的时候，额吉默默地蹲在地上陪着
它。
那一年不仅仅是狗虚弱的一年。我插队住进的这一家牧民，因为说不清的复杂
家族关系，在政治上正处于一个或者光荣地留在革命阵营、或者危险地陷进牧主阶
级的边缘。草原不动声色、但是阴沉地把一种薄薄的恐怖气氛送过来，让它弥漫在
我们家那顶灰旧毡包的四周。
——不是那时身在其境，不是那时身困其间，今天我是绝对无法体会也无法总
结的；那时我们被身份和地位而鞭挞，我们这个家族包括我这名插住其中的知识青
年，都在忍受人类最卑鄙的本性之一——歧视。
谁都知道、但谁也不说的东西最真实。
那个冬天来我家毡包串营子的人依然很多。 我们包里的成员，包括刚刚4岁的
男孩巴特尔，神色中都有一丝小心翼翼，有那么一点逢迎和胆怯。有两个例外：一
个是我，刚满20岁的我那时虽然感到压力很大但是心中不服，受不了那些趾高气昂
地来串营子的牧民。对他们我冷淡而怀着敌视，但那座毡包不由我作主，说透了我
是这个包的缘份更远的客人。一家之主是额吉的独子阿洛华哥；他那陪笑脸说奉承
话的一天天的日子，真叫我讨厌透了。还有一个例外是吉里格；它老糊涂了，忘了
世态和处境，有时会突然闷头闷脑窜出来，咬住人的毡靴不放。它的牙齿已经没有
劲头，齿尖也没有了锐利，所以一般是能吓人一跳、咬人一疼，而不会咬出血来。
真是那样：人弱得没有说一句硬话的勇气，狗弱得一嘴下去咬不出血来。然而
这一切并没有突发事变，并没有戏剧性和什么特殊性，日出日暮，四野茫茫，积雪
平静地随着寒风变厚着，一切都循着秩序。当一天天都是有苦说不出来时，那苦也
就无所谓苦了。
1992年冬，当我从日本回来的时候，我猛地悟出了我与那一家蒙古牧民之间情
份的缘由。
在东京每当路过涩谷，我都绕过去看看那条铜狗。看着它时心里想起了吉里格，
我变得怀疑一切编造的狗故事，我觉得我这种心情与涩谷聚集的各国流浪汉们非常
相似——因为在他们的神情中也有一丝对那钢狗的隔阂和蔑视。
在那里能看见各种外国流浪者。最谦恭的表情属于孟加拉人，最自尊而因为无
法施展而显得拘束的是伊朗人，无畏地唱着歌，跳着舞以求掩饰自己的孤单和慌乱
的是拉丁美洲人，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挣小日本儿的钱，大家五湖四海地走到一
起来了。人群中最隐蔽而一眼便可以发观的是中国人，当浸泡在歧视的空气中的时
候，中国人是不唱歌、脸上也不会出现好斗的自尊颜色的。
我想着狗的事，趁无事好做和这些流浪汉们寻机攀谈。孟加拉人要攫住每一口
食物，但不涡泯的善良天性使人微微心动。拉丁美洲人跳成一个盾形，故意不理睬
世界，愈没有人扔钱他们唱得愈凶，艺术原来是穷人护心的盾。我和一个伊朗小伙
子偶尔闲谈起来。凭着伊斯兰教，我们能互相信任地谈。他被一个日本警察奚落了
一顿，原因是他向警察问路，那警察先把他问了个底儿掉。进入日本的伊朗小伙子
大多用旅游签证入境，然后四处寻觅重体力劳动——日本人借他们一臂之力解决劳
动力不足的困难，再随心所欲地收拾他们。我和他聊得很痛快，聊海湾战争，臭骂
美国佬。
这时，有几个醉醺醺的穿西服的日本人围住那群拉美歌手。一个醉鬼不知为什
么亢奋了，搂住那弹吉他的小伙子又蹦又跳，其相丑恶难以形容。吉他手不知所措，
因为那丑恶醉鬼付了钱——我想起一个打工朋友说的话：日本人真是连男人也要调
戏一番的动物。我和那伊朗小伙子停住了闲谈，看着狗像前那歌摊。我们都有点紧
张，都不知那几个拉美歌手会怎样。在这个无耻的世道，人心很像火药库，爆炸只
需非常小的一个火星。
但是，歧视如果有强大的贫富为依据，歧视会被社会接受。爆炸是一件非常困
难的事，因为背叛了的社会太冷了，不给你一个炸的温度。
那拉美吉它手腼腆地、好不容易甩开了穿西服的鬼子 他也一样，在这样的世
道里人没法子炸，哪怕让鬼子“调笑”一通。
我看着这一幕，猜测着换了我会怎么样。伊朗小伙子盯着这一幕的眼光阴沉，
我一时无法判断这12伊玛目派的青年在想什么。
那一年我家最怕客。准确地说，是我和额吉两人厌恶客人。那个冬天的客人中，
有不少人有那么一点像涩谷狗前面的西服醉鬼：说他坏似乎又没有坏到该揍他，说
他不坏他一丁点儿一丁点儿地欺负你的心。额吉是一切的原因，因为她的出身问题
（她已经是老太婆了还是逃不开出身！）弥漫而来的不祥空气，压得我们喘不过气
来。
整个冬天我心情烦躁。冻硬的牛粪绊着脚，羊群渴盐硝已经急得啃围毡和车辕
了。天空一连两个月阴霾不开，不下雪，只是白毛风刮得积雪一天比一天硬。下午
4点钟羊群回盘， 我们忍着冻忙着圈里圈外的活。最后忙碌完了钻进包门时，冬日
的草原已经漆黑了。这种时候人全心全意想着的只是热腾腾的羊肉面条；而往往在
这种时候不速之客报门进来了。
如果是能称之为朋友的客，人谁都不乏好客之心，更不用说牧人。但是若来一
种心理上怀有一分欺主之意的客，那一天唯有的喘息和暖和就算完了。
70年代初，草地上很盛行这一套。成群结队到了一家门口，进门后热热闹闹地
扯皮，气氛快活融洽。而主人多是四类分子、牧主富牧——贵客临门赶紧张罗还唯
恐不及，谁还会去计较微乎其微的心理！我曾在一篇小说中写到过这种天天迎接欺
主之客的人，他每个月打发这些来客要用一二百斤粮食（北望长城外）。不用
说，这一套是轮不到我家的，因此那时和以后很久我都没有认真思考过人性的这一
面。
我住的阿洛华哥家轮上的，是近似歧视的一种交往。我当时只是极端地反感，
但是狗咬刺猬无处下嘴，像那个在涩谷卖唱的拉美小伙子一样。然而，老狗吉里格
可是不管有刺无刺，该下嘴就下嘴。它老透了，老得失去一切判断和分析的能力，
老得鼻头眼睛粘糊糊分辨不清，它只凭一个大致的好恶，并且本能地行动。
那一天是个晴天，羊群疲惫地走不远便大嚼起来。中午我哥来换我回家喝茶，
我就离开了羊群。
拴马时看见牧民a的马，配着他漂壳的银鞍。我进了包，看见额吉正在招待a喝
茶。我端起茶碗顺便坐在门坎上，和a问答了几句。
这一天的a和往常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喝着茶，扯扯天气膘情，草场营盘，
半个时辰后他告辞了。
吉里格突然一口咬住了他的腿。
a惨叫（该说是惊叫） 时，我们都没有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一向蹲踞在毡包
南线面对辽阔原野的吉里格，不知什么时候守候在门口，而且似乎等侯一般把大黑
脑袋紧凑着门槛。很久以来，它不吠叫了，有时无缘无故地低吼几声，嗓音浓浊，
分辨不清它的心情。它闷声闷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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