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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开始谈起一个这类错误他便十分坦诚，其实一讲起自己做的蠢事他还能反常地从中得到几分乐趣呢。比如说，有一个女人，他追求这个女人已经差不多有十年了——先是在美国，后来又在巴黎。这是同他保持真诚友好关系的唯一一个异性，他们不仅都喜欢对方，还相互理解。起初我觉得他若真能把这个女人弄到手，问题也就解决了。促成他们成功结合的一切因素都有了——只是缺少最基本的。贝西为人处事几乎同范诺登一样乖张。对于把自己献给某个男人，贝西丝毫不感兴趣，正如她对于餐后甜点心不感兴趣一样。她通常会自己挑出选中的男人，然后自己向他提议上床睡觉。她长得不丑，可是谁也不能说她长得好看。她的身材很好，这是最主要的——据说她很欣赏自己的身材。
他们两个人十分亲密，有时为了满足贝西的好奇心（同时也是徒劳地希冀显显本事，从而激发贝西的情欲），范诺登同别的女人约会前便设法把她藏在自己的衣橱里。完事后贝西从藏身之处钻出来，他们便会满不在乎地谈论此事。就是说，他们几乎对一切都漠不关心，除了“技术”“技术”是贝西最喜欢用的词之一，至少在我有幸聆听到的那几次讨论中是这样的。范诺登会问“我的技术有什么毛病？”贝西说“你太粗鲁。如果你还希望勾引我就得温柔一些。”
如同我说的，他们彼此间十分理解。我在一点半钟去找范诺登时常看到贝西坐在床边，被子掀到一边，范诺登在请求她抚摸自己的下体他说“只要轻轻摸几下，这样我就有勇气爬起来了。”要不他就催促贝西吮吸它，她不干，这时他俩便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永远也没法把这个婊子弄到手，”他说。
“她一点儿也不尊重我，我向她倾诉心曲，得到的就是这个。”他会突然又冒出一句“你跟我昨天介绍给你的那个金发女郎玩得怎样？”这话当然是对贝西说的，贝西嘲笑他，说他没有眼光。
他说“得了，别给我来口是心非的那一套了。”然后他又开了一个玩笑，这个玩笑恐怕已开过一千次了，因为他俩总是以此取乐——“喂，贝西，咱们麻利地睡一次怎么样？只睡一次不行？”待这个玩笑像往常一样收场了，范诺登又以同样的口吻补充一句“喂，他怎么样？你干吗不跟他睡一次？”
贝西的中心思想是说她不能、不愿意把自己当作一个性伙伴。她谈论激情，好像这是一个新名词一样。对于很多事情她都充满了激情，甚至像xìng交这种小事她也全力以赴。
“有时候我也会动情的。”范诺登说。
“哼，你呀，”贝西说“你不过只是一个疲惫的色鬼罢了。
你不懂激情的含义，你一勃起便以为自己动情了。”
“好，也许那不是动情可是不勃起也就无法动情，是不是这样？”
我和范诺登步行去餐馆时脑子里始终想着关于贝西的事，以及被他拽进房间没日没夜鬼混的那些女人。我已经完全适应了他的自言自语，根本不用打断自己的思绪，一听到他说完了我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发表一些正中他下怀的评论意见。这像二部合唱，而最像大多数二部合唱之处在于，一个人全神贯注地听只是为了听到要他自己启齿唱的信号。今晚他不上班，我又答应了陪他，他的提问已经使我生厌了。我明白不等今晚过去我就会精疲力竭的，如果运气好我就在他上厕所时乘机溜之大吉——也就是说，如果我能以某种借口从他那儿先骗到几法郎。
可是他知道我惯于中途溜走，因而他不愿受奚落，紧紧握住他的钱包以防发生这类事情。如果我向他要钱去买烟，他便非跟我一道去不可，他自个儿绝不独自呆着，一秒钟也不。甚至当他成功地搂住一个女人时他也十分害怕独自同这个女人一块儿呆着，只要可能他就要我坐在房间里看他干那件事，如同刮脸时叫我在一旁等着一样。
晚上不上班时范诺登至少要设法在衣袋里放上五十法郎，可是这仍挡不住他一遇到可能有钱的主儿便开口要钱。他说“喂，我二十法郎我等钱用。”与此同时，他有本领作出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若是对方断然拒绝了，他便出言不逊了。
“得了，你至少得给我买杯酒喝。”喝到酒后他又和气他说“那么给我五法郎好了给我两法郎”我们走遍一家家酒吧去寻找一点刺激，每一回总能添几个法郎的收入。
在“库波勒”那儿我们偶然遇到了报社里的一个醉汉，是一个在楼上干活的家伙。他告诉我们办公楼里刚刚发生了一场事故，有一个校对员从电梯上摔下来，看来活不成了。
起初范诺登吃了一惊，深深地吃了一惊，后来听说那人是佩克奥弗，那个英国人，他便显得轻松些了。他说“可怜的家伙，他死了还比活着好，他也是那天刚装的假牙”一提到假牙，楼上那个人就哭开了，他一把鼻涕一把泪他讲述了这次事故中的一个小插曲。他为此很难过，这个小插曲比这场灾难本身更使他难过。佩克奥弗摔到电梯底后恢复了知觉，这时来救他的人还没有来。他的腿摔断了，肋骨摔碎了，可他还是挣扎着站起来四处摸他的假牙，在救护车上他仍在昏迷中大声呼唤丢掉的假牙。这个小插曲既可悲又可笑，楼上那人讲述时简直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这是需要加倍小心的一刻，同这样一个醉鬼打交道，弄不好他便会用酒瓶子砸你的脑袋。他并不特别同佩克奥弗好，实际上他几乎根本不曾进过校对部——报社里楼上楼下的工作人员之间竖着一堵无形的墙。现在听到死了人他也想表示一下同伴情谊。若能哭得出他便要哭，以表明他也是正常人。而乔和我都很熟悉佩克奥弗，也明白他根本不值什么，因而我们对这一番喝醉后的多愁善感很不以为然，哪怕只是几滴眼泪也罢。我们想明白告诉他，可是跟这样一个家伙打交道你可诚实不起，你只得买一口花圈去参加丧礼，装出一副很伤心的样子。你还得祝贺他写了一篇如此缠绵悱侧的讣告，好几个月内他都要把这篇讣告带在身边，把自己吹个不停，吹他是如何处理当时的局面的。这些我和乔都预料到了，尽管我们一句话也不用说，于是我们站着，以凶狠、沉默的心情听他说，一有机会逃走我们便逃走了，让他在酒吧里喝着茴香酒自己对自己哭诉去了。
一走到他看不见的地方，我们便狂笑起来。假牙！不论我们说这个可怜家伙什么，而且还说到他的一些优点，但最终总是回到假牙上来。世上有些人就是十分古怪，甚至死亡也会使他们变得可笑。死得越可怕他们就越显得滑稽可笑。想把他们的死亡看得严肃一点儿也没有用——你想要在他们的死中找出什么可悲因素，你就得撒谎，就得伪善。由于无须摆出假惺惺的姿态，所以我们可以纵情为这件事放声大笑。我们笑了整整一夜，其间还发泄了对楼上那帮家伙的蔑视和厌恶。这帮蠢货无疑是在劝自己相信佩克奥弗是个好人，他的死是一场灾难。我们又忆起了各种趣闻轶事——他漏掉了分号，为此他们大喊大叫，吓得他尿裤子。他们用该死的小小分号和分数弄得他坐卧不宁，他常常把它们搞错。有一回他来上班时口中有股酒气，他们甚至还要解雇他，他们瞧不起他，因为他总是可怜巴巴的，有湿疹，有头皮。在他们看来，他只是一个小人物。现在他死了，他们全都起劲地凑钱给他买了一只巨大的花圈，还要把他的名字用大号字登在报上的讣告栏中。凡是会使他们自己略受一点非难的事他们都干，只要能做到，他们情愿把他描绘成一个大人物，不幸的是，他们替佩克奥弗编不出什么来。他是一个零，甚至死亡也无法在他的名字上添上什么。
乔说“这件事只有一个好处，你可以接替他的工作了。如果你走运，说不定也会从电梯里掉下去摔断脖子。我们会给你买一个很不错的花圈的，我向你保证。”
天快亮时我们坐在多姆饭店的露天咖啡座上，早已把可怜的佩克奥弗忘得干干净净。我们在“黑人”舞厅里乐了一下，乔的思想又回到那个永恒不变的消遣上来了——女人。到了这个时辰他的一夜休息时间已快结束，他的烦躁不安也达到了狂热程度。他想到今夜早些时候放过去的女人和那些一叫就来、关系稳定的情侣，可惜他对她们已感到厌烦了。这也不可避免地使他想起他的格鲁吉亚女人——最近她一直在追逐他，乞求他收容她，至少直到她找到工作。他说“我不在乎偶尔请她吃一顿，可我不能长期养着她她会把别的女人都赶走的。”这个女人最使他不快的是身上一点肉也没有。他说“就像抱着一具骷髅上床一样。那天夜里我出于同情收留了她。你知道这个发疯的婊子替自己干了什么？她把那个地方全刮光了上面一点儿毛也没剩下，叫人反感，是吗？也挺好玩的，像是疯了。它不再像女人的下体了，倒像一只死蛤或是别的什么。”他向我描述好奇心激发起来后他如何下床去找手电筒。“我叫她叉开两条腿，把手电照在上面。当时你若看到我就好了真是好玩极了。它叫我激动起来，竟把她全忘了。我一辈子从来没有这样认真地看过一个女人的下体，你会以为我从前从来没有看过。我越看越觉得没劲，它只是告诉你那儿没有什么，尤其是剃过以后，是毛使它变得神秘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一座雕像打动不了你的原因，只有一次我在一座雕像上看到过一个真正的女人下体——那是罗丹的作品。以后你也该看看她的腿叉得很开我记得这个雕像没有脑袋，你可以说只有一个下体。老天，看起来可怕极了，问题在于她们全都是一模一样。她们穿着衣服时你看到她们会产生各种想法，你会给予她们一种个性，而她们当然是没有个性的，不过只是两条大腿之间有一道缝而已。你会生它的气，甚至不愿再看它一眼。这是一场幻觉，你为虚无缥缈的东西发脾气为一道长毛的缝或一道没有毛的缝发脾气，这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所以它吸引我去看，我仔细看它，准看了十分钟或是更长时间。你这样以超然的态度看着它，脑子里便会产生一些古怪的念头。性本来是十分神秘的，接着你发现这也没有什么——只是一个空洞而已。如果你发现里面有一支口琴不会觉得好玩吗？或是一本日历？可是里面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它令人厌恶。它差一点儿叫我发疯喂，你知道我后来干了什么？我同她很快睡了一次便转过身去背对着她，对了，我拿起一本书看。你可以从书中学到点儿什么，即使是一本坏书可是一个女人，那纯粹是浪费时间范诺登正要结束这篇高谈阔论，正巧有一个妓女在向我们抛媚眼。他连一刻都没有踌躇便突然对我说“你愿意跟她亲热一下吗，花不了多少钱叫她接待咱俩。”不等我答话，他便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朝她走过去。过了几分钟他回来了。“全说妥了。”他说“喝光你的啤酒。她饿了，这时候又没有什么事情好做要十五个法郎，咱俩她都接。到我的房间里去这样便宜些。”
去旅馆的路上这个姑娘冻得浑身发抖，我们只好停下来给她买了杯咖啡。她倒是个挺温柔的小姑娘，看上去也挺漂亮。显然她早就认识范诺登，也明白不能指望从范诺登那儿得到什么，除了这十五法郎。“你一文钱也没有。”他压低嗓门喃喃道。我衣袋里的确连一个生丁也没有，所以我不大明白他这样说目的何在。后来他嚷开了，这时我才明白。“看在基督的份上，记住，我们没有钱。待会儿咱们上了楼你可别心软，她会向你再额外讨一点儿的——我了解这婊子！本来花十个法郎也能把她弄到手的，若是我想这样做的话。把她们惯坏了那可是没有什么好处”“这个人很坏。”姑娘用法语对我说，她懵懵懂懂地猜出了范诺登用英语讲的话的大意。
“不，他不坏，他很可爱。”
她摇摇头大笑道“我很了解他这种人。”接着她开始讲述她的一段倒霉的经历，住院费、拖欠的房租，还有寄放在乡下的婴儿。不过她的表演并不很过火，她也明白我们对此充耳不闻，不过她心里很不好受，像是搁着一块石头，所以也就顾不上想别的事儿了。她并不是要设法求得我们的怜悯，只是要把压在心里的重负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而已。我相当喜欢她，但愿老天保佑她没有性箔到了屋里，她机械地替自己作准备工作。蹲在洗下身的盆上时她还问“一点儿面包都没有吗？”范诺登听到这话就乐了“来，喝一口。”说着他便把一只酒瓶推过去，可她抱怨道，她什么都不想喝。肚子早饿瘪了。
“这是她惯用的伎俩，”范诺登道。“别叫她打动你，又是老一套。但愿她说点儿别的，搞到一个饥肠辘辘的婊子，你又怎么能唤得起激情来？”
对极了！我俩都没有一点激情。至于这个姑娘，希冀她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激情犹如指望她拿出一条宝石项链一样不切实际。不过这儿是那十五法郎，总得想个法子把它花了才是。正像打仗一样，战况一吃紧人人都只想着和平，想着快点儿渡过难关，可是谁也没有勇气放下武器说“我受够了不干了。”
不行，还有十五法郎，谁也不再在乎这点儿钱，到头来谁也得不到它。可是，这十五法郎正像各种事情的原始动力一般，一个人总是屈从于他周围的环境，而不是听他自个儿高谈阔论或是干脆抛弃这个原始动力。这个人不断地杀人、杀人，越是感到懦弱就越要表现出英勇无畏的气概，直到某一天战争结束了，所有的大炮一下子寂静下来，担架兵抬起缺胳膊少腿、血流如注的勇士们，把勋章挂在他们胸前。这时候他便可用余生去思索那十五法郎了。他失去了双眼，也许是双臂，也许是两条腿，然而他也得到了慰藉，从此可以在冥冥苦想那早已被人忘却的十五法郎中安度余生了。
这件事真是同打仗一模一样，我简直摆脱不了这种想法。姑娘想给我注入一点激情，这种纠缠人的方式不禁使我想到，假如我犯傻钻进这样一个圈套里，被人拖上前线，我准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士兵。就我自己而论，我明白我会放弃一切，包括荣誉，只要能从这个烂摊子上逃脱出来。我无心干这种事，这就是我的全部想法。可这女人早已拿定主意要赚这十五法郎，即使我不愿为此拼命她也要逼我去拼。不过，若是一个男人没有去拼命的勇气，谁也无法给他这个胆量。我们当中有些人这么懦弱，谁也无法叫他们成为勇士，哪怕把他们吓死了也无济于事。也许是我们懂得大多了，有些人并不是生活在此时此刻，他们或生活在刚刚逝去的过去，或生活在尚未到来的不久的将来。
我的脑子里始终想着要订立一个和约拉倒，我忘不了都是这十五法郎惹出来的麻烦。十五法郎！十五法郎对我意味着什么？何况这十五法郎还不是我的。
看来范诺登对待此事的态度倒是正常得多。他不在乎十五法郎这笔小钱，是此刻的情景本身激发了他的兴致。在这类事情上需要显示勇气，因为这关系到他的男子汉气概。不论我们成功与否，十五法郎算是扔掉了。或许除男子汉气概外还有别的什么也是不可缺少的，这就是意志吧。这一回我们又像战壕里的士兵了，他压根儿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还活着，如果他现在躲过去，以后反正还会挨一枪的，然而他并不躲避，仍像往常一样作战。纵使在灵魂深处，他像一只蟑螂一样胆小，而且自个儿也承认胆小，他仍会杀人，不断地杀人。只要给他一枝枪、一把刀，或者干脆叫他赤手空拳好了，他宁愿杀掉一百万人也不愿住手问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干。
我望着范诺登对付这姑娘，只觉得自己是在看一部齿轮已脱开的机器，把这些齿轮丢下别管，它们就会永远这样摆着，摩擦、滑脱，永远不会发生变化，直到有一只手关上电动机。他俩毫无半点激情地像一对山羊一样交媾，什么也不为，就为了那十五法郎在一块儿磨来蹭去，这副情景弄得我很倒胃口，最后只剩下一点儿那种动物般的好奇心了。那姑娘躺在床边上，范诺登俯在她身上，两脚牢牢地踩在地板上，真像一条色狼。我呢，就坐在他身后的一把椅子上，以一种冷静的科学态度矜持地看着他们扭来扭去，即使这情景一直延续下去我也不在乎。这正如看着一部疯狂的机器把报纸不断地抛出来，几百万张，几十亿张，几十兆张，上面的标题全是扯淡。尽管机器也疯了，看它反倒比看人和人搞的这种把戏更来劲儿，更叫人着迷。我对范诺登和这姑娘的兴趣等于零。若能就这样坐着看此刻正在进行的、世界上的每一场这种表演，我的兴趣恐怕会比零还低。我无法区别这事儿同下雨或火山爆发究竟有何不同。只要仍缺乏激情，这场表演便没有人味儿。看着那部机器也比看他们强，他们正像一部齿轮脱开的机器，需要有一只手碰碰它，把它弄好。
它需要一个修理工。
我在范诺登身后跪下，更加留神地检验这部机器。姑娘把脑袋偏向一侧，绝望地瞧了我一眼说“没有用，不行了。”听到这话，范诺登又鼓足劲儿干起来，活像一头老公羊。他就是这么一个固执的怪物，宁肯折断了犄角也不肯停祝现在我又在他屁股上搔痒，更使他恼羞成怒。
“看在上帝份上，乔，住手吧！你会弄死这个可怜的姑娘的。”
“别打搅我，”他咕噜道。“刚才我差点儿就插进去了。”
他这会儿的姿势和说话时那种武断的态度又一次突然叫我回忆起了从前做过的那场梦，只是这一回他走路时大大咧咧夹在腋下的那根扫帚把永远不见了。如今发生的事情是那场梦的继续——还是同一个范诺登，不过没有了那个原始动力。他像打完仗归来的英雄，一个可怜的残废人，在梦幻中的现实里生活。无论在哪儿他往下一坐椅子便散了；无论他走进哪一扇门那个房间都是空的；无论他吃什么嘴里都留下一股不好的味道。
每一件事情都跟以前一样，环境未变，梦与现实并没有多大区别。只是，在睡觉和醒来这段时间之内他的躯体被人盗走了。他像一部抛出报纸的印刷机，每天抛出上百万、上亿张报纸，头一版上尽是灾难，尽是暴乱、凶杀、爆炸和撞车事故，但是他却全然无动于衷。如果没有人关上开关他绝不会明白死是怎么回事，假如自己的身体被人盗走了你就不会死了。你可以哄骗一个女人，可以像一头公山羊一样没命地干下去，永远干下去。
你也可以投身于战壕中，让炮火炸个粉身碎骨，但是如果没有一只人手的参与什么也造不出这激情的火花。总得有人把手伸进机器里去，把机器把手扳下来——若要叫齿轮重新啮合的话。
这个人要在不指望得到酬劳的前提下去这样做，他不能总惦记着那十五法郎。这个人的胸脯不能厚，一枚勋章就会叫他变成驼背。这个人还得给快饿死的女人吃一顿，而不必害怕吃的东西又被吐出来。否则这场戏便会无休止地演下去，没有一条走出迷津的道路舔老板的屁股舔了整整一个星期后我设法弄到了佩克奥弗的工作，在这儿就得这样干。这可怜虫果然死了，是掉在电梯下过了几个小时后死的。正如我所预见的，他们替他举行了隆重的丧礼，庄严的弥撒，巨大的花圈，一切应有尽有，应有尽有。仪式结束后楼上的家伙们在一家酒吧里尽情吃喝了一顿，遗憾的是佩克奥弗无法再吃一点儿了——能同楼上的人坐在一起。又不断听到别人提起他的名字，他一定会感激不尽的。
一开始就应该说明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这就像置身于一个疯人院里，得到允许可以从此手淫一辈子。全世界都摆在我的鼻子底下，要我做的只是安排好发生灾祸的时间。楼上那帮圆滑的家伙事事都要插手，没有一件欢乐的、悲痛的事能逃过他们的注意。他们活在生活的严酷事实之中，也就是人们称之为“现实”的东西之中。这是沼泽地里的现实，他们就是除了呱叭叫之外无事可做的青蛙，他们叫得越厉害，生活就越显得真实。
律师、牧师、医生、政客、新闻记者——这些人是把手放在世界的脉搏上的江湖郎中。持续的灾难气氛，太棒了，晴雨计仿佛永远不动，旗子仿佛永远只升起了一半。人们现在可以明白天堂的理想如何独占了人类的意识，如果在所有精神支柱都被从下面击倒后仍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除了这片沼泽外一定还有一个世界，那儿的一切都弄得一团糟，很难设想这个人类朝思暮想的天堂是怎样的。无疑这是一个青蛙的天堂，瘴气、泡沫、睡莲和不流动的水，坐在一片没有人烦扰的睡莲叶子上呱呱叫上一整天——我设想天堂大概就是这样的。
我校对的这些大灾难对我产生了一种神奇的治疗效果。想一想一种完全免疫的身体状态！一种令人陶醉的人生！一种处在毒菌中间而又绝对安全的生活！任何东西都奈何我不得，地震、爆炸、动乱、饥馑、撞车、战争和革命都触动不了我。我注射的预防针可以预防每一种疾病每一种灾难、每一种悲哀和不幸，这是坚毅的一生的顶点，坐在我的小小壁龛里，全世界每天散发出的各种毒药从我手中流过，却连我的一个指甲盖也玷污不了。我是绝对免疫的，我甚至比一个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境况还好些，因为这儿没有不好的气味，只有铅燃烧的味儿。
地球可以爆炸掉，我仍要呆在这儿添上一个逗点或分号。我甚至可以多十一会儿，因为遇到这样一个大事变非得在最后多干一点儿。当世界爆炸了，最后一份报纸也送去付印了，校对们将轻轻收拾起所有逗点、分号、连字符、星号、方括虎圆括虎句点、感叹号等，把它们装进编辑椅子上方的一个小匣子里。一切安排就序。
我的伙伴们似乎没有一个理解我为什么会如此踌躇满志，他们一天到晚发牢骚，他们有野心，想显示自己了不起，要发泄怒气。一个好校对却没有野心、不骄傲、不发脾气。好的校对有点像上帝，他也在世界上，可又不属于它。他只在星期日露面，星期日便是他的休息日，到了星期日他从宝座上走下来叫忠于他的人看看他的屁股。他每星期聆听一次世上每个人的悲哀和不幸，这就足够让自己在其余几天内咀嚼了。这几天里他仍呆在冬天被冰封住的沼泽里，成为一个完善的人，一个完全纯洁的人，只有一个种过牛痘的疤痕将他与广袤的无限空间区分开。
对于一个校对，最大的灾难莫过于丢掉工作的威胁。休息时我们聚在一起，叫我们从头凉到脚的问题便是：如果失掉工作你怎么办？围场里的人的职责是清扫马粪，他最大的恐惧莫过于世界上可能会没有了马。告诉他把一生花在铲热马粪上是令人恶心的则是在干蠢事，如果一个人的生计要指望马粪，如果马粪涉及到他的幸福，他是会爱上马粪的。
如果我仍是一个有自尊心、有荣誉感、有抱负的汉子，那么这种生活无疑是跌到了堕落的底层。可是我欢迎这种生活，犹下过了几个小时后死的。正如我所预见的，他们替他举行了隆重的丧礼，庄严的弥撒，巨大的花圈，一切应有尽有，应有尽有。仪式结束后楼上的家伙们在一家酒吧里尽情吃喝了一顿，遗憾的是佩克奥弗无法再吃一点儿了——能同楼上的人坐在一起。又不断听到别人提起他的名字，他一定会感激不尽的。
一开始就应该说明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这就像置身于一个疯人院里，得到允许可以从此手淫一辈子。全世界都摆在我的鼻子底下，要我做的只是安排好发生灾祸的时间。楼上那帮圆滑的家伙事事都要插手，没有一件欢乐的、悲痛的事能逃过他们的注意。他们活在生活的严酷事实之中，也就是人们称之为“现实”的东西之中。这是沼泽地里的现实，他们就是除了狐叭叫之外无事可做的青蛙，他们叫得越厉害，生活就越显得真实。
律师、牧师、医生、政客、新闻记者——这些人是把手放在世界的脉搏上的江湖郎中。、持续的灾难气氛，太棒了，晴雨计仿佛永远不动，旗子仿佛永远只升起了一半。人们现在可以明白天堂的理想如何独占了人类的意识，如果在所有精神支柱都被从下面击倒后仍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除了这片沼泽外一定还有一个世界，那儿的一切都弄得一团糟，很难设想这个人类朝思暮想的天堂是怎样的。无疑这是一个青蛙的天堂，瘴气、泡沫、睡莲和不流动的水，坐在一片没有人烦扰的睡莲叶子上狐叭叫上一整天——我设想天堂大概就是这样的。
我校对的这些大灾难对我产生了一种神奇的治疗效果。想一想一种完全免疫的身体状态！一种令人陶醉的人生1一种处在毒菌中间而又绝对安全的生活！任何东西都奈何我不得，地震、爆炸、动乱、饥饿。撞车、战争和革命都触动不了我。我注射的预防针可以预防每一种疾并每一种灾难。每一种悲哀和不幸，这是坚毅的一生的顶点，坐在我的小小壁龛里，全世界每天散发出的各种毒药从我手中流过，却连我的一个指甲盖也沾污不了。我是绝对免疫的，我甚至比一个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境况还好些，因为这儿没有不好的气味，只有铅燃烧的味儿。
地球可以爆炸掉，我仍要呆在这儿添上一个逗点或分号。我甚至可以多十一会儿，因为遇到这样一个大事变非得在最后多干一点儿。当世界爆炸了，最后一份报纸也送去付印了，校对们将轻轻收拾起所有逗点、分号、连字符、垦号、方括虎圆括虎句点、感叹号等，把它们装进编辑椅子上方的一个小匣子里。一切安排就序。
我的伙伴们似乎没有一个理解我为什么会如此踌躇满志，他们一天到晚发牢骚，他们有野心，恩显示自己了不起，要发泄怒气。一个好校对却没有野心、不骄做、不发脾气。好的校对有点像上帝，他也在世界上，可又不属于它他只在星期日露面，星期日便是他的休息日，到了星期日他从宝座上走下来叫忠于他的人看看他的屁股。他每星期聆听一次世上每个人的悲哀和不幸，这就足够让自己在其余几天内咀嚼了。这几天里他仍呆在冬天被冰封住的沼泽里，成为一个完善的人，一个完全纯洁的人，只有一个种过牛痘的疤痕将他与广紊的无限空间区分开。
对于一个校对，最大的灾难莫过于丢掉工作的威胁。休息时我们聚在一起，叫我们从头凉到脚的问题便是：如果失掉工作你怎么办？围场里的人的职责是清扫马粪，他最大的恐惧莫过于世界上可能会没有了马。告诉他把一生花在铲热马粪上是令人恶心的则是在干蠢事，如果一个人的生计要指望马粪，如果马粪涉及到他的幸福，他是会爱上马粪的。
如果我仍是一个有自尊心、有荣誉感。有抱负的汉子，那么这种生活无疑是跌到了堕落的底层。可是我欢迎这种生活，犹如一个重病人迎接死亡的到来。这是一种消极的现实，同死亡一样，这是一个没有死亡的痛苦、没有死亡的恐怖的天堂。在这个地下世界里唯一一件要紧的事是正确拼词和添标点符号，报上有何种灾祸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只是词儿拼写的是否正确。
每一件新闻都同等重要，不论是晚礼服的最新款式还是一只新战舰、一场瘟疫、一次大爆炸、一项天文学新发现、河堤决口、列车颠覆、炒卖股票、毫无希望的赛马赌注、处决、拦路抢劫、暗杀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什么也逃脱不过校对者的眼睛，可是什么也穿不透他的防弹背心。希尔夫人（从前的埃斯特乌小姐）给印度人阿格哈米尔写信，说她对他的工作甚为满意。
“我于六月六日结婚，谢谢你。我们很幸福，我希望在你的神力庇护下我们会永远很幸福的。我电汇给你钱这是奖赏你的”这个印度人是算命的，他能准确而又神秘地察觉你在想什么。他会劝导你，帮你摆脱所有烦恼和各种不遂意的事情“请往巴黎麦克马洪大道二十号打电话或写信。”
他猜你在想什么真是猜得棒极了！按我的理解这是说他没有一回猜错，从最琐碎的到最无耻的念头。这个印度人的时间一定很宽裕。或者是，他只集中精力去猜那些给他汇钱的人的思想。在同一版上我还看到一条标题宣布“宇宙扩展太快，甚有可能爆炸”标题底下的照片上是一个头痛欲裂的脑袋瓜，再下来是一篇关于珍珠的谈话，署名是特克拉。他告诉大家，牡蛎可生产两种珍珠“野生的”或东方珠和“养”珠。同一天在特里尔城大教堂里，德国人在展览基督的外衣，这是四十二年里首次把它从樟脑丸中取出，不过没有提到裤子和背心。还是同一天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两只老鼠出生在一个人的胃里，信不信由你。一个有名的女电影演员两条腿搭在一起的照片登了出来：她正在英国海德公园里休息。下面是一个著名的画家说“我承认柯立芝太太有魅力，有个性，即使她丈夫不是总统她也能成为十二位最有名望的美国人之一。”从采访维也纳的亨姆霍尔先生的一篇访问记中我读到亨姆霍尔先生说“在结束之前我想说，无可挑剔的剪裁和试穿仍是不够的，好裁缝的手艺只有穿着合适才算。一套衣服必须贴身，可是穿衣人行走或坐下时还要保持线条。”无论何时煤矿——一个英国煤矿里发生爆炸，请注意，国王和王后准会立即拍来电报表示哀悼。他们还经常去看重要的赛马，据这篇报道说，尽管那天的比赛是在德比举行的他们也去了。我相信这番记述“下起了大雨，使国王和王后吃了一惊。”更令人心碎的还是这样的消息：“据称，在意大利那些迫害活动不是针对教会的，然而它们被用来反对教会的某些最敏感的机构。据称，它们并不反对教皇，只反对教皇的心脏和眼睛。”
我得走遍全世界才找得到这样一个舒服、适意的职位，这几乎难以置信。在美国，人们往你屁股底下塞爆竹来给你打气，当时我怎么能预料到自己这种气质的人的最理想职位竟是去寻找拼写错误？在那边你一心只想着有朝一日要当美国总统，可能每个人都是做总统的材料。这儿却不同了，这儿每个人都只能是一个零蛋，如果你成了名人也是出于侥幸，是一个奇迹。在这儿你能离开你出生的村庄的可能性只有千分之一，你的腿被枪打断或眼珠被打出来的机会却是一千比一。除非发生奇迹你才会成为将军或海军少将。
可正是因为机缘对你不利，正因为没有多大希望，这儿的生活才可爱。过一天算一天。没有昨天，也没有明天，晴雨表永远不变，旗子始终半升半降。你在胳膊上系一块黑纱，在纽扣孔里别一段丝带。如果你有幸买得起，还可以替自己买一副特轻人造假肢，最好是铝的，它不妨碍你喝开胃酒、上动物园去看动物或是同时刻准备扑向一块新鲜的臭肉、沿着林荫道飞来飞去的兀鹰嘻戏。时光在流逝。如果你不是本地人而且一应证件都全，你尽可以接触传染源而不必担心感染。如果有可能，弄一份校对员的工作更好。这样，一切都妥了。就是说，假如你凌晨三点往家走时碰巧被骑自行车的警察拦住，你可以朝他们嘛僻啪啪地捻手指。早上市场上最忙乱时你可以买比利时鸡蛋，五十生丁一只。校对员通常不睡到中午不起床，甚至更晚。
挑一家紧挨着电影院的旅馆就好了，因为你若容易睡过头，日场电影的开映铃声会唤醒你。如果找不到一家紧挨电影院的旅馆，挑一家靠近墓地的也行，结果也是一样的。要紧的是，永远别泄气。永远别泄气。
这也是我每天晚上试图向卡尔和范诺登耳朵里灌输的，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不过用不着泄气。我仿佛皈依了一种新的宗教，仿佛每天夜里都向圣母玛丽亚做一次一年一度、连续九夭的祈祷。我想象不出如果自己当了报纸的编辑或美国总统又能得到什么好处，我处在一条死胡同里，这儿既自在又舒服。手里拿着一份报，我听着身边的乐声、嗡嗡的人说话声、排字机的叮当声，像是有一千只银手锅在通过衣物绞干机。不时有一只老鼠从我们脚下跑过，一只蟑螂从我们面前的墙上爬下来，细嫩的腿灵巧地小心移动着。白天的事件从你鼻子底下滑过，轻轻地、不引人注目，你不时地会遇到一个署名使你想到一只人手、一种自我主义以及这人的虚荣心。它们安详地滑过去，像送葬队列走进公墓大门时那样。用作抄写的桌子底下铺了厚厚的一层纸，一踩上去有点像踏在有一层软毛的地毯上。范诺登桌下到处洒着褐色的汤汁。十一点左右卖花生的小贩来了，他是一个智力有缺陷的美国人，他对自己的命运也挺满意。
我不时收到莫娜的电报说她将坐下一条船来，上面总是说“信随后就要。”这种情况延续了九个月，可我从来没有从乘船来的旅客名单上看到她的名字，仆人也从未用银盘子托着一封信拿给我，我也就再不指望发生这种事情了。如果她真的来了，她可以在楼下找我，就在厕所后面。也许她会立即告诉我这里不卫生，一个美国女人对欧洲的第一观感便是不卫生。如果没有现代化抽水马桶她们就无法想象这儿是一个天堂；如果发现一只臭虫她们就要马上给商会写信。我怎么启齿向她解释我在这儿很满意？她一定会说我已经堕落了，她这一套我很清楚，她想找一间带花园的工作室，当然还得有浴盆。她要穷得浪漫，我了解她。不过这一回我都替她预备好了。
有些天太阳出来了，我走下那条被人来回踏了许多遍的小径，一边如饥似渴地思念着她。尽管这种严酷的生活也令人满意，我仍不时会渴望过另一种方式的生活，会臆想如果身边有个年轻活泼的女人将会发生什么变化。麻烦的是我几乎已不记得她的模样了，也记不得搂着她时是什么感觉。过去的一切似乎都己沉入大海，我还有记忆力，不过眼前的形象已失去生气，它们好像死去了、散乱了，像插在泥沼上久经岁月侵蚀的木乃伊。若试图回忆我在纽约的生活，我想起的只是几个支离破碎的片断，这些片断极可怕，上面还蒙着铜锈。我的整个生命似乎已在某个地方终止了，可是我说不上确切在哪儿。我己不再是美国人、纽约人，更不是欧洲人、巴黎人。我不忠于什么人，没有责任、没有仇恨、没有忧虑、没有偏见、没有激情。我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什么，我是中立的。
在我们三个人夜里回家的路上，一阵恶心过后我们常常开始谈论一些事情的状况，那种热心劲儿只有不积极参与生活的人才表现得出。有时我爬上床时感到奇怪的是这种热情的产生只是为了消磨时光，为了打发从办公室徒步走到蒙帕纳斯所需的这四十五分钟。也许我们有改进这个或那个的最机智、最实际的主意，可是却没有把这些主意拉到需要它们的地点去。更奇怪的是主意与生存之间毫无关系并不使我们痛苦或不快，我们已经十分适应了。假如明天有人吩咐我们用手走路，我们也会毫无怨言地照办。当然，条件是报纸照样印，我们定期领薪水。其他的都没有关系，什么都没有关系。我们已经东方化了，已经成了苦力，白领苦力，每天一捧米就封住了我们的嘴。那天我读到，美国人脑袋的一个特点是在枕骨部有一块缝间骨，或者叫顶间骨。横向枕骨骨缝常在这块骨头上出现，据这位著名学者后来说，这是由于胎儿期的挤压造成的。这是抑止发育的迹象，表明这是一个低劣的人种。他继续写道“美国人的头颅的平均脑容量比白种人低，但高于黑种人。不分性别，如今的巴黎人的脑容量是1448立方厘米，黑人是1344立方厘米，美国印第安人是1376立方厘米。”从这一大堆话中我推理不出什么来，因为我是美国人，却又不是印第安人。可是这样解释这些事情，比方说，根据一块骨头、一块顶间骨未免有些狡辩。他也承认个别印第安人的脑子达到了罕见的1920立方厘米，这样大的脑容量是其他人种都不曾超过的，但是这个事实也丝毫没有动摇他的理论。我满意地读到无论男女，巴黎人的脑容量都正常，显然他们的横向枕骨骨缝不那么执拗。他们懂得如何消受一杯开胃酒，也不为房子尚未油漆而焦虑不安。就脑颅的数据来看他们的脑袋并没有特殊之处。他们把生活的艺术发展到了十全十美的境地，这一定是基于其他一些原因。
在路那边保罗先生开的小咖啡店里，我们可以在为记者保留的一间里屋里赊帐吃饭。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小房间，地板上洒着锯末，苍蝇随着季节的改换飞来飞去。我是说这是专为记者保留的房间，可我并不是指我们单独吃饭。恰恰相反，这是说我门有幸结交妓女和拉皮条的，他们在保罗先生的常客中占了一大部分。这样的局面正中楼上那些家伙的下怀，因为他门总在注意寻找性感女人，就连那些有一个牢靠的法国小姑娘的人也不反对不时改换一下胃口。要紧的是别染上花柳病，有时好像一场时疫横扫了整个办公室，也许这也可以解释为他们全都跟同一个女人睡了觉，不管怎么说，看到他们不得不坐在一个皮条客旁边时那副愁眉苦脸的样子真叫人痛快。尽管一个拉皮条的也有一些职业上的小小困难，相比之下他们却过着奢侈的生活。
这会儿我特别想起了一个高大的金发男人，他骑着脚踏车送哈瓦斯信使报。他吃饭时总是迟到一会儿，总是汗流浃背，脸上涂满了污垢。进门时他是迈着优雅、可笑的步子，他举起两根手指向每个人致敬，然后匆匆忙忙走到厕所和厨房之间的污水槽边去。擦脸时他迅速查看一下吃的东西，若看见案板上有一块烧好的牛排便捡起来闻一闻，要不就把勺子伸进大锅里尝一口汤。他像一头警犬，鼻子始终贴在地上。撒完了尿，捍完了鼻涕，准备工作算是做完了，这时他便大大咧咧地朝他的姑娘走来“吱”地狠狠亲她一下，同时还爱抚似的拍拍她的屁股。我从未见过这个姑娘有过不干净整洁的时候——甚至在早晨三点钟工作了一夜后她也很整洁，真像刚刚从土耳其浴室的浴盆里爬出来的。看到这两个体魄健壮的野人，看到他们那么安详，那么相爱，胃口又是那么好，这倒也令人愉快。我现在谈到的是晚饭，是她去干活前吃的一点点零食。过一会儿她就得告别她的大块头金发野人，到林荫道上某个地方去啜餐后酒。
即使这个差事使人厌烦、累人，她当然也不会流露出来。大块头的家伙来了，饿得像一只狼，她便搂抱住他，急不可耐地亲他，亲他的眼睛、鼻子、脸、头发、颈后她也会吻他的屁股，若是这事儿能当着众人的面干。显然她对他感恩戴德，并不是为了得一份工钱才跟他厮混的。吃饭时她笑得前仰后合，一直笑到吃完饭，你会以为她无牵无挂，无忧无虑。有时作为爱的一种表达方式她扇他的耳光，又清脆又响亮，这一掌若掴在一个校对员脸上准会把他打得晕头转向。
他俩似乎根本没有察觉到周围的一切，除了他们自己和大口大口吞进肚里的食物。他们这么踌躇满志，这么和谐，这么彼此互相理解，范诺登疯了一样死死盯着他们看，她把手伸进大块头的裤裆里，大块头做出反应抓住她的乳头玩笑似的捏——这是使范诺登最着迷的一幕。
另外一对男女通常也在这个时间到来，他们的举动像结了婚的夫妻。他们吵架，把家丑当着众人面扬出来，给自己也给别人造成不快，在威胁、诅咒、训斥和苛责之后又和好了，搂在一起接吻，情意绵绵，真像两只斑鸠。这个被男人称作卢西恩的女人是个长一头白金色头发的大胖子，表情残忍、严肃。一发起脾气来她便恶恨恨地咬住厚厚的下唇，她的眼睛很冷酷、很小，有点儿呈黯淡的灰蓝色，一盯上男人就盯得他直流汗。不过这位卢西恩是个好女人，尽管这场口角开始时她摆出一副兀鹰的架势，她包里总是装着钱，付钱时小心谨慎也只是因为不想纵容男人的坏习惯。如果你把卢西恩滔滔不绝的斥责当真，她男人便是一个意志力薄弱的人，等她时他会一晚上花光五十法郎。侍女来问他吃什么，他却没有胃口了。卢西恩吼道“哼，你又不饿了！我想你是在蒙马特尔街等我呢。但愿你在我替你当牛做马时玩得愉快。说，笨蛋，到哪儿去了？”
当她这样发火而且气得要命的时候，他只是胆怯地望着她，似乎认为保持缄默是最好的策略，他随即低下头去玩弄自己的餐巾。然而这个小举动更使卢西恩怒不可遏，她很熟悉这个动作，心里当然也暗暗在高兴，因为她现在可以确信他有过失了。
“说呀，笨蛋！”她尖叫道。于是他以尖细怯懦的声音悲哀地解释说，等她时他饿极了，只是站下吃了一个三明治，喝了一杯啤酒。他愁眉苦脸他说，这已足以败坏他的胃口了，不过现在使他忧心的显然不是吃的，他试图以更有说服力的调子不假思索地说“不过我一直都在等你。”
“撒谎！”卢西恩叫道“骗子！哼，幸亏我也是个骗子一个高明的骗子。你的小谎言叫我恶心。你怎么不编一个大谎？”
他又垂下头去心不在焉地捡起几块碎屑放进嘴里，她在他手上打了一把“别这样！你叫我心烦。你是这么一个笨蛋。骗子！你等着，我还要跟你算帐的。我也是个骗子，不过可不是笨蛋。”
过了没多久他们便紧靠着坐在一起了，手挽着手，卢西恩低声耳语道“啊，我的小兔子，现在真跟你难舍难分了。来，吻吻我！你今晚干什么？说实话，我的小东西对不起，我的脾气真坏。”他轻轻吻吻她，正像一只长着粉红色长耳朵的兔子，他轻轻碰碰卢西恩的嘴唇，像是在啃一块卷心菜叶。与此同时他明亮的圆眼睛贪婪地盯上了放在她身边长椅上的钱包，他只是在等待机会大大方方从她身边溜走，他巴不得快走，快坐到蒙马特尔街上一个安静的咖啡馆里去。
我认识这个长着一双兔子似的圆而胆怯的眼睛的天真无邪的小鬼，也知道钉着铜牌子、卖避孕套的蒙马特尔街是一条多么声名狼藉的街道，那儿灯光彻夜通明，性像阴沟一样充斥着整条大街。从拉斐特街步行走到这条林荫道上犹如受夹答刑一样，她们无休止地缠着你，像蚂蚁一样咬住你，她们哄、骗、勾引、哀求、乞求，她们用德语、英语、西班牙语试着跟你攀谈，她们给你看她们破碎的心和走乏了的双脚。你嗅得到厕所里的香味，即使你早已把触手砍掉，即使那嘶嘶哧哧的声音早已消逝——这是“舞蹈香水”的气味，只保证在二十厘米距离以内有效，一个人可以在从这条林荫道到拉斐特街这一段短短的路上花费完一生的光阴，每一间酒吧里都很活跃、热闹，骰子都灌上了铅，收款员像鹰一样蹲在高凳子上，他们经手的钱有一股人身上的臭味。法国银行里也找不到这儿流通的这种充满血腥味的钱，这钱被人的汗水浸得发亮，它像森林火把一样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里，留下烟和臭味。谁若能在夜间步行走过蒙马特尔街而又不气喘、不出汗，不祷告也不骂娘，他准是一个没有睾丸的男人。如果有，也应该把他阉掉。
假如这个胆小的兔子在等他的卢西恩时真的一晚上花掉了五十法郎呢？他真的饿了买了一块三明治和一杯啤酒，还是停下跟别人的婊子聊了一会儿？你认为他应该厌倦这种夜复一夜的老一套生活？你认为这种生活应该给他造成负担、压垮他、烦死他？但愿你并不认为一个皮条客不是人，别忘了，一个拉皮条的也有自己的悲哀和不幸。也许他最乐意做的事情莫过于每天晚上站在角落里，牵着两条白狗，看它们撒尿。或许他喜欢一开门便看到卢西恩在家里看巴黎晚报，已经困得眼皮有点儿沉重了。或许一俯在卢西恩身上便闻到另一个男人的气息会使他不那么快活。也许，只有三个法郎和一对在墙角里撤尿的狗也比去亲那破了的嘴唇好些。我跟你打赌，当她把他紧紧搂注当她乞求得到那个只有他才知道如何发送的那一小兜爱时，他便像一千个魔鬼一样拼命干，好把从她两腿间穿过的那个团队消灭光。也许他占有她的身体、练习一首新曲子时并不全是出于激情和好奇心，而是在黑暗中搏斗，独自一人抗击冲破城门的大军——踩她、践踏她的大军，这支大军使她如此贪婪，连瓦伦提诺也难以满足她的强烈欲望。每当我听到对卢西恩这样一个姑娘的责难，每当我听到她受到诋毁或轻视，因为她冷酷和唯利是图，因为她太呆板、太匆忙、太这个。太那个，我就对自己说，得了，你这家伙，别这么性急！记住你在这列队伍的最末尾，记住整整一个军包围了她，她已被糟塌坏了、抢光了。我对自己说，你这家伙，别因为知道替她拉客的人正在蒙马特尔街乱花这五十法郎就舍不得你给她的这笔钱，钱是她的，拉皮条的人也是她的。这是血汗钱，这是永远不会退出流通的钱，因为法国银行中没有可以取代它的钱。
坐在我的小位子上摆弄哈瓦斯信使报或解译芝加哥、伦敦和蒙特利尔来的电报时，我便常常会这样想。在橡胶和丝绸市场与温尼伯的谷物之间不时传来蒙马特尔街上微弱的嘶嘶哧哧声，当证券疲软、关键经济部门受挫、有翅动物兴奋不已；当谷物市场不景气、公牛开始眸眸叫；当每一个见鬼的灾祸、每一个广告、每一则体育消息和时装评述、每一条船的抵达、每一个旅行见闻讲座、每一段闲话的开场白都标上了标点符号，都校定了，加上了标题并通过戴银手镯的手交出去；当我听到第一版被人用锤子毁了，看到青蛙如同喝醉酒的爆竹一样乱蹦乱跳——每每在这些时刻我便想起卢西恩展翅飞过林荫道，像一只巨大的银白色兀鹰悬在缓慢移动的车流上。这是一只从安第斯山顶上飞来的怪鸟，肚皮是白玫瑰色的，身上有一个坚硬的瘤子。有时我独自步行回家，便跟着她穿过漆黑的街道，穿过卢浮宫广尝艺术桥、拱廊、出口、裂缝、梦幻状态、病态的“一片惨白、卢森堡的羽管、缠绕在一起的树枝、鼾声和呻吟声、绿色的板条、乱弹琴时发出的叮当声、星星的光、闪光的星、防被堤以及卢西恩的翅膀尖掠过的带蓝白条纹的帆布篷。
即将破晓时路灯蓝光下的花生皮显得苍白、皱在一起，蒙帕纳斯沿岸的荷花弯了，折断了。退潮时污泥中只剩下几个有梅毒的美人鱼搁浅在那儿，多姆饭店像遭到暴风袭击过的射击常一切都慢慢滴回阴沟里去，死一般的寂静持续了大约一个钟头，在此期间呕吐物被擦净了。突然树木尖叫起来，一支疯狂的歌响彻林荫道两端，像是宣布交易中止的信号。原有的希望被扫荡殆尽，撤最后一泡尿的时辰已到，白天像麻风病人一样偷偷溜进来上夜班时必须留意的一件事是别打乱你的作息时间，假如小鸟开始叫你还没有上床，再上床也就完全无济于事了。这天早上我无事可做，便去参观了植物园。来自查普特佩克的漂亮鹈鹕和开了屏的孔雀用傻呼呼的眼光望着你。突然，下起雨来了。
坐公共汽车回蒙帕纳斯去的路上我注意到对面坐着一个小小的法国女人，她僵直地坐着，似乎还为自己感到自豪。她只坐了一个椅子边，似乎怕把自己丰满的屁股压坏了。我在想，如果她摇摇身子，从她屁股那儿突然窜出一只大开屏的光艳孔雀尾巴就太妙了。
在阿维尼咖啡馆停下吃东西时，一个大肚子女人企图吸引我对她的状况的兴趣，她希望我跟她到一个房间里去消磨上一两个钟头。这是头一次遇到一个怀孕女人提出要跟我睡，我差点儿就想试试了。她说孩子一生下来就交给政府，她就可以重操旧业了，她是制帽子的。看出我的兴趣越来越小，她便拿起我的手放到她肚子上。我感觉到肚子里有东西在动，便兴趣索然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地方像巴黎这样能满足各种不同的性要求了。一个女人一失去一颗门牙、一只眼睛或一条腿便马上去当婊子。在美国，如果她是残废而又别无所长便只有饿死的份了。在这儿却不同，少了一颗牙、鼻子被人咬掉或是子宫干瘪了，任何使本来就不漂亮的女性更丑的不幸遭遇都被人认为是更有情趣，是对男性已腻味了的胃口的一种刺激。
我自然是在讲大城市里特有的那种情况，这里的男男女女的最后一点精力都被机器榨干，他们是现代进步的殉难者，画家觉得难以画上血肉的正是他们的一堆骨骼和衬衫领扣。
只是到了后来，到了下午我来到塞兹街上一家艺术博物馆、被崇拜马蒂斯的男男女女围住时，我才又被带回人类世界的正常领域里。在一个四堵墙都在闪闪发光的大厅门口，我站了一会儿才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当四周早以习以为常的灰色被扯得四分五裂、生活的绚丽多彩用歌曲和诗篇弘扬开来时一个人常会感受到这种震惊。我发觉自己置身于一个如此自然、如此完美的世界里，我发觉自己沉溺于其中了。我的感受是自己置身于生活的核心，不论我从何处来，采取何种态度，一旦陷进发芽的树丛中央，一旦坐在已勒贝克那个巨大的餐室里我便沉溺于其中了，我第一次领会了那些室内静物画的深邃含义，它们借视觉和触觉的威力体现出其存在。站在马蒂斯创造的这个世界的门口，我又一次体验到了那种启示力量，正是这种启示令普鲁斯特得以大大改变生活的图景，使那些像他一样的人对声音和意义的炼丹术十分敏感，并能把生活中令人不快的现实转换成艺术中实在的、有意义的轮廓。只有那些能让光线射进喉咙的人才能解释自己心里想的是什么，现在我仍清晰地记起巨大枝形吊灯反射出的炯炯闪光如何散开并且变成血红色，点缀在单调地照在窗外暗晦金色上的光波顶端。海滩上，桅杆和烟囱交织在一起，艾伯丁大厦像一个黑褐色的影子滑过海浪，与一个原生质地域的神秘中心融合在一起，将她的情影同死亡的梦幻和预兆连结在一起。随着白天的结束，痛苦像雾气一样从地下升起，接踵而至的是悲哀，它阻塞了海洋和天空的无尽的景致。两只蜡黄的手无生气地摆在床罩上，一只贝壳用呜咽的笛声沿着苍白的静脉血管复述它诞生的往事。
马蒂斯的每一首诗里都包孕着一小块人肉的历史，它拒绝接受死亡的结局。整个肉体，从头发到指甲都体现了活着的奇迹，仿佛在对更伟大的现实的渴求中精神力量已将肌肤上的毛孔变成了看得见的饥饿大口。不论一个人幻想什么，总有航海的气味和声音，即使只回顾他的梦境的一小隅他也不可避免地会感觉到涌起的浪头和凉爽的、四处飞溅的浪花。他站在舵前，瞪着坚定的蓝眼睛凝视时间之囊。他长时间地斜着眼凝视过那些遥远的角落、低头越过隆起的大鼻子，他便看到了一切——科迪勒拉山系堕入太平洋、写在羊皮纸上的流亡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的历史、透过缝隙看见的海滩上的漂亮姑娘、贝壳状的钢琴。花冠发出轻松的悦耳声响。变色蜥蜴在书的重压下蠕动、音乐像火焰一样从苦难的隐身日全蚀中迸发出来、芽胞和石珊瑚在地上滥生、肚脐里吐出痛苦的明亮鱼卵他是一位贤明的哲人、一个跳来跳去的先知，画笔一挥便用生活中不容置疑的事实取代了丑陋的绞刑架，人类的躯体就锁在这个架子上。假如今天哪个人具有天赋，知道在哪儿消溶人的身体、有勇气牺牲一条和谐的线条以发现血液的流动节奏和细微声响、放出折射在自己体内的光线并让它照在调色板上——这个人就是他了。他在生活的琐事、混乱和嘲弄后面发现了无形的模式，并且在空间里玄之又玄的颜料中宣布他的发现。他意在创造，不寻找俗套，不窒息思想，不冲动。即使世界毁灭了仍有一个人留在地球的核心，他站得越发牢固，随着分解过程的加快越具有离心力。
世界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昆虫学家的梦。地球偏离了自己的轨道，地轴错了位，鹅毛大雪从北方飘下。新的冰河时代正在来临，横的缝口正在合拢，胎儿的世界在美国中西部谷物带濒临死亡，成为死去的乳状突起，三角洲突然间消失，河床平滑如镜。当世界同一阵阵明亮的黄色岩石相撞时，新的一天开始了，冶金的一天开始了。温度计的水银柱落下来时，世界的形象变得模糊不清了，仍有渗透，有些地方还会发出声音，但在地球表面的静脉全曲张了，在地球表面光束曲折了，太阳像迸裂的直肠一样鲜血直流。
马蒂斯就处于这个正在散架的车轮正中，他会一直滚动，直到组成这个车轮的一切都散开。他已在地球上滚出相当一段距离了，滚过了波斯、印度和中国，像一块磁铁，他从库尔德、俾路支、廷巴克图，索马里、吴哥、火地岛等地把微小的颗粒吸附到自己身上。他用孔雀石和宝石打扮起来的土耳其女奴的身体上长着一千只眼，这些洒了香水的眼睛全在鲸鱼的精液里浸过。微风起处便出现静似果冻一样的野生物，是白鸽子来到了喜马拉雅山的冰蓝色血管里拍动翅膀、发情。
科学家们用来遮盖现实世界的糊墙纸正在变成破烂，他们制造生命的大妓院并不需要装饰，要紧的是下水道必须有效地工作。美，在美国使人们如醉如痴的、狡狯的美不存在了。要探究新的现实首先必须拆开下水道，割开生疽的排泄管，因为它们构成了供给艺术排泄物的泌尿生殖系统。白天有股高锰酸盐和甲醛味，下水道被纠缠在一起的动物胚胎堵住了。
正像一间老式的卧室，马蒂斯的世界仍是美好的，没有看到滚珠轴承、锅炉板、活塞、活动扳手，这与波伊思公园里快乐的饮酒和通奸成风的牧人时代同属一个古老世界。在这些生着活的、通气的毛孔的人中间移动，我觉得慰籍、提神，他们的背景同光线一样稳定、牢靠。沿着马德莱娜林荫道步行，妓女们在身边擦过时我深刻领悟到了这一点，这时看她们一眼便使我发抖。这是不是因为她们艳丽或营养好？不是，沿着马德菜娜林荫道很难找到一个漂亮女人。然而在马蒂斯这儿、在他的笔触下有一个颤抖的发光世界，它只要让女性来使最容易瞬时即逝的愿望具体化。在小便池外面遇到一个卖身的女人的经历始于已知世界的疆界消失之处，这个小便池里贴着香烟纸、甜酒、杂技、赛马的广告，浓密的树叶透过厚厚的墙和房顶。晚上绕着墓地围墙转，我不时跌在马蒂斯拴在树上的土耳其女奴的幽灵身上，她们缠绕在一起，长发浸透了树枝。几英尺以外脸朝下躺着波德莱尔裹得像木乃伊一样的鬼魂，经过难以计算的漫长岁月才移到了这里，整个世界再也不会产生他这样的人了。手被捆注两腿问布满很多斑斑点点的男人和女人呆在咖啡馆的幽暗角落里，边上站着侍者，围裙里兜满了铜子儿，耐心等待曲间休息好扑到他妻子身上抢光她的钱。即使世界分崩离析了，属于马蒂斯的巴黎仍会随着美好的、叫人喘息不止的性欲高xdx潮一起颤动，空气中总是充满了凝结的精液，树木像头发一样纠缠在一起。凭借摇摇摆摆的车轴支撑，车轮稳稳地滚下坡去，没有制动闸，没有滚珠轴承，没有充气轮胎。轮子散架了，但是革命未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