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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天来临时公主不见了，工作室里只有一个小火炉，使人越来越不舒服。卧室冷得像个冰窖，厨房也好不了多少，只有火炉周围的一刊、块地方是真正暖和的。于是玛莎又找了一个被阉割过的雕刻家，她离开前还对我们讲了这个人的情况。几天后她又想回到我们这儿来，可是菲尔莫坚决不同意。她抱怨说雕刻家不停地吻她，弄得她一夜睡不成觉，而且没有热水，无法使用灌洗器。最后她还是认为不回来也一样，她说“这样我身边再也没烛台了。总有那个烛台叫我受不了。你们要是老老实实地不招惹我，我当时是不会离开的”玛莎走后，我们晚上的消遣方式变得全然不同了。我们经常坐在火炉旁，喝着加了热水的烈酒谈论在美国时的生活。我们谈论它的口吻就好像永远不再指望回到那儿去了。菲尔莫有一张纽约市地图，他把它钉在墙上，于是我们常常花去整个晚上探讨巴黎和纽约这两个城市共有的优点。我们在讨论中是不可避免地要谈到惠特曼这个人，这个美国在其短促的历史上造就的一个孤零零的人物。在惠特曼的诗中，整幅美国景象有了生命力——她的过去和未来、她的诞生和死亡，美国有价值的一切惠特曼都已说到，没有更多的话可说了。未来是属于机器、属于机器人的。惠特曼，他是灵与肉的诗人，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诗人。今天他的诗几乎已无法解读了，这是一座刻满粗糙的神秘符号的纪念碑，我们没有解读它的钥匙。欧洲语言没有一种可与他创造的不朽精神相提并论，欧洲已到处皆是艺术品，她的土地中尽是死人骨头，她的博物馆被掠来的珍宝塞得满满当当，不过欧洲从未得到的是一种自由、健康的精神，也就是你可以称其为“人”的精神。歌德离这方面最近，但是相比之下歌德不过是一件填进东西的衬衣。歌德是一位有名望的公民，一个学究、一个令人生厌的家伙、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物，只是他身上打着德国的双鹰商标。歌德的安详，那种宁静、气派十足的态度不过是一个德国资产阶级神灵在昏昏迷迷地沉睡。歌德是事情的结尾，惠特曼却是开端。
讨论过一阵这类事情后我有时便起身穿好衣服出去散步，我穿起毛衣和菲尔莫的风衣，又在上面套上一件披肩。这种阴湿寒冷的气候很难抵挡，只有精神坚强才行。人们都说美国是一个极冷和极热气候并存的国家，而且温度计上显示出的严寒温度在这儿是闻所未闻的，不过巴黎的寒冬也是美国所没有的，这是心理上体验到的寒冷，心里冷，身上也冷。这儿从不结冰，也就无所谓解冻了。人们学会了如何抵御遒劲、清新的寒冷气候，正如他们用高墙、门闩和百叶窗，用不断咆哮、说话刻雹蓬头垢面的看门人来防止别人侵入他们的隐私一样。他们加强自己抵抗寒冷的能力，保暖是关键。保暖和安全，这样他们便可以在安逸中烂掉。在一个阴湿的冬夜里根本毋须查阅地图以确定巴黎的纬度，它是一个北方城市，是建在填满人脑壳和人骨的沼泽地上的前哨。沿着林荫道有冰凉的人造电气热源，这就是用紫外线打出的“皆大欢喜”在它的照射下光顾一连串杜邦咖啡店的顾客显得像生了坏疽的尸首。“皆大欢喜！”这是滋养孤苦伶仃的乞丐的金玉良言，他们在蒙蒙细雨般的紫色光线照射下整夜在街上走来走去。凡有光线的地方总有一点点热气，看着大腹便便、无衣食之忧的王八蛋们喝下一杯杯烈酒和热气腾腾的黑咖啡，一个叫花子也会暖和起来，凡是有光线的地方人行道上总会有人，他们互相推挤，透过脏内衣，通过恶臭的、诅咒谩骂时哈出的气释放出一点儿热量，像牲口一样。或许熙熙攘攘的景观会延续八到十个街区，过后街道又沉入黑夜之中，阴沉、污秽、黑暗的夜，像汤碗里凝结的动物油。参差不齐的住宅延伸了好多个街区，每扇窗都紧闭着，铺面都闩着、锁着。这是连绵多少英里的石筑监牢，里面没有一丝热气，狗和猫全同金丝雀一道呆在屋里，蟑螂和臭虫都被妥当地监禁起来了。“皆大欢喜”如果你一文不名，为什么不拿几份旧报纸在大教堂的台阶上给自己铺一张床？那儿的门都闩好了，而且不会有管理人员来打搅你。睡在地铁门外更好，那儿有人给你做伴。在一个下雨的夜里看看他们吧，他们全像床垫一样僵硬地躺着——男人、女人、虱子，全抱成一团，用报纸遮挡别人吐唾沫和没有腿的害虫。到桥下或市场上的棚子底下看看他们吧，同像珠宝一样装在袋子里的干净新鲜蔬菜相比，他们是多么卑贱呀！就连油腻腻的钩子上挂着的死马、死牛和死羊看起来也更诱人些，至少明天我们还要吃这些东西，甚至它们的肠肚也有用途。可那些睡在雨里、浑身发臭的叫花子又有什么用呢？他们能替我们做什么？他们叫我们流五分钟血，如此而已。
唉，得了，这些是基督教诞生两千年后的夜间我在雨中散步时产生的感想。至少现在那些鸟儿都有人养活了，还有猫和狗。每一回从看门人窗下经过并且被她恶狠狠地盯住瞧了个够之后，我就会产生一种疯狂的欲念，想掐死世上所有的鸟类。在每一颗冷酷的心灵深处仍有一两滴爱——刚好够喂小鸟的。
仍叫我难以忘怀的是观念与生存之间竟有这么大的区别，其中存在永久性的脱节，尽管我们试图用一块鲜艳的篷布把两者蒙在一起。而这也办不到，观念必须同行动结合在一起，如果观念中没有性，没有生命力，那么也就没有行动。观念无法在头脑的真空中单独存在，观念是同生存相联系的：肝观念，肾观念，组织间隙间的观念，等等。如果仅仅是为了一个观念，哥白尼本会砸烂整个现存宇宙的，哥伦布也会葬身马尾藻海。这个观念的美学孕出一个又一个你摆在窗台上的花盆。可是如果既不下雨又不出太阳，把花盆摆出窗外又有什么用呢？
菲尔莫关于黄金的主意多极了，他把它叫作关于黄金的“神话”我喜欢“神话”也喜欢有关黄金的事，可我并不为此着迷，也看不出我们为什么要造花盆，即使是金子的花盆。他告诉我法国人正在把他们的金子贮藏在防水箱子里，存放在地下，他说有一部小火车头在这些地下洞穴和走道中到处跑。我极欣赏这个主意，金子置身于深深的、无人破坏的寂静中，在摄氏十六又四分之一度的环境中静静地沉睡。他说一个军的部队花四十六天零三十六小时仍数不清埋在法国银行下面的全部金子，还有储备的金假牙，手镯、结婚戒指，等等。还储存了够吃八十天的食物，金子堆上还有一个抗御高爆炸药造成的震动的人工湖。他说黄金趋向于渐渐消失，这是一个神话，并不是又有人侵吞公款。太妙了！我在设想当我们放弃了观念上、衣饰上和道德上的金本位制后，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想想看，爱情上的金本位制！
迄今为止，我的符合自己心愿的想法一直是要摆脱文学的金本位制。简单他讲，我是想展现情感的再生，描写一个人处于最艰深的思考时的行动，就是说，在他处于谵狂状态中的行为。我要刻画一个苏格拉底之前的人物，一个半是色鬼半是巨人的生灵。简而言之，我要在肚脐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世界，而不是在钉在十字架上的一个抽象观念上。你在一些地方会遇到遭人冷落的塑像、设有陷讲的绿洲、被塞万提斯忽视的风车、流到山上去的河流、从上到下身上长着五六个rx房的女人。（斯特林堡在给高更的信中说“我看到的树是哪一个植物学家都不会再看到的，我看的动物是居维叶从未想到过的，我看到的人是只有你才能够创造的。”）当雷姆卜兰特如愿以后，他带着金条、干肉饼和折叠床下到地洞里“黄金”是住在地下的神的黑话，这个词里包含着梦幻和神话。我们正在回到炼金术的年代，回到造出我们膨胀的象证的虚假的亚历山大式的智慧上去。真正的智慧却已被学问的小气鬼藏在地窖深处，他们用磁铁在空中划圆圈的这一天就要到来。为了找到一块矿石你得带上两件仪器走到一万英尺的高处，纬度高的地方最好，你得在那儿同地球内部及死人的幽灵建立起精神感应式的联系。再也没有克朗代克，再也没有富金矿了，你将不得不学着唱两句、跳两下，读一读十二宫图，研究研究你的内脏。所有掖在地球口袋里的金子都得叫人提到，所有的象征主义都得重新从人的肠子里扯出来，不过首先要改善工具，首先要发明更好的飞机，要分辨声音来自何方，这样便不至于听到屁股下有爆炸声便傻呼呼地乱跑。其次有必要适应平流层中的寒冷层次，成为空中的一条冷血鱼。没有崇敬，没有神灵，没有渴求，没有懊悔，没有歇斯底里。总之，正如菲力浦达茨所说——“别灰心！”
这些都是在三一广场喝下一杯味美思和黑茶蕉子酒后激发的快活念头。正值一个星期六下午，手中拿着一本“失败”的书，一切便在神圣的痰液里游泳了。酒在我嘴里留下一股发苦的草药味，我们伟大西方文明的庇荫处现在像圣人的脚趾甲一样地腐烂。女人们正从我身边走过，成千上万的女人，她们全在我面前扭屁股。大钟声在震荡，公共汽车驶上了人行道，互相撞在一起。侍者在用一块肮脏的破布擦桌子，老板兴高采烈地给现金出纳机搔痒。我脸上一副空虚的表情，烂醉如泥，视线模糊，我死死盯着擦过我身边的屁股。在对面的钟楼上，那个驼背在用一支金槌敲钟，鸽子闻声惊叫起来。我打开书。那本尼采称之为“迄今为止最好的德国书”——书中写道：“人会变得更聪明、更敏感，但是不会更好、更幸福，行动更坚决，至少在某些时期是如此。我预见上帝看到人类不再欢悦的时刻会到来，那时他会打碎一切以便重新创造。我坚信一切都是为达到这一目的而设计的，而且这焕然一新的新纪元在遥远的未来降临的准确时间已确定。不过在此之前有一段漫长的时间，我们人类仍能在这片亲爱的古老土地上过几千几万年欢乐的生活。”
妙极了！起码在一百年前就有人有眼光看出整个世界快完蛋了！我们的西方世界！每当我看到男男女女在监狱大墙后面无精打采地移动——他们头上有遮盖，只是与世隔绝短短的几小时——我便大吃一惊，这些衰弱的人身上居然仍具有表现出情趣的潜力。灰色的大墙后面仍有人性的火花，只是永远也不会燃成大火了。我问自己，这些是男人和女人还是影子？被看不见的细绳吊着晃来晃去的木偶的影子？他们显然是能自由活动的，不过却无处可去。他们仅仅在一个区域内是自由的，在那儿可以随心所欲地游荡，不过他们尚未学会如何飞翔。至今还没有一个人在梦里飞起来过，也没有一个人生下来便很轻、很欢快，能飞离地球。鼓动有力的翅膀的雄鹰有时尚会重重地跌到地面上，它们呼呼振动翅膀的声音使我们头晕眼花。呆在地球上吧，你们这些未来的鹰！天空已有人邀游过，那儿是空的。
地底下也是空的，填满了枯骨和幻影。呆在地球上，再漂浮几十万年吧！
现在是凌晨三点钟，我们这儿有几个婊子，她们正在光地板上翻跟头。菲尔莫光着身子走来走去，手里端着一只高脚杯，他的肚皮绷得像鼓一样，硬得像一根管子。从下午三点开始不停地往下灌的茵香酒、香摈酒、科尼亚克白兰地和安如葡萄酒在他嘴巴里像阴沟一样汩汩响，姑娘们把耳朵贴在他肚子上倾听，像听音乐匣似的。用一根纽扣钩拨开他的嘴，往里面再倒一杯酒，当这阴沟发出潺潺响声时我听见蝙蝠飞出钟楼，这场梦也变得奇妙了。
姑娘们脱光了，我们检查一遍地板，以免木刺戳进她们屁股里去。她们仍全穿着高跟鞋。她们的屁股！她们的屁股磨光了、擦破了、用沙纸打光了，光滑、结实、鲜艳得像一只台球或一个麻风病人的脑袋。墙上挂着莫娜的像，她面朝东北方，与她的视线平行的是用绿墨水写的克拉科夫，她左边是多尔多涅河，这个词是用红铅笔圈起来的。突然我看到眼前一个鲜艳、光亮的台球上出现了一道黑洞洞毛茸茸的缝，这时支撑我的两条腿像一把剪刀一样。瞧一眼这个黑洞洞的、未缝台的伤口我的脑袋上便裂开一道深深的缝。所有以前费力地或心不在焉地分门别类、贴标签、引证、归档、密封并且打上印戳的印象和记忆乱纷纷一涌而出，就像一群蚂蚁从人行道上的一个蚁穴中涌出。这时地球停转了，时间停滞了，我的梦之间的相互联系也断了、消逝了，在精神分裂症大发作中我的肚肠流出来，这一次大扫除后我就与上帝面对面站在一起了。我又看到了毕加索笔下仰卧着的伟大母亲，她们的rx房上爬满了蜘蛛，她们的传奇深藏在迷宫里，而莫莉布卢姆永远躺在一块脏垫子上了。厕所门上涂着红粉笔画的xxxx，圣母用悦耳的声音发出哀号。我听到一阵放荡的大笑，这儿是满满一屋子患了牙关紧闭症的人，那个发黑的身体像磷一样在发光。放荡、完全控制不住的狂笑，还有冲着我来的格格狂笑，那是从青苔般的髭间发出的笑声，这笑声使那个台球鲜艳、光滑的表面起了皱褶。这是血管里含有杜松子酒的伟大妓女、人类的母亲。婊子们的母亲啊！蜘蛛在你对数的坟墓里滚动我们，这是一只贪得无厌的恶魔，它的笑声叫我心碎。我低头看看这个深陷下去的坑，这是一个不留痕迹的迷失的世界。我又听到钟鸣，斯塔尼斯拉斯宫那儿有两个修女，她们衣衫下散发出陈腐的奶油味，还有因为下雨始终未付印的宣言、为了发展整形外科而打的战争、威尔士王子飞遍全世界装修无名英雄的陵墓。每一只飞出钟楼的骗幅都是一项失败的事业，每一次狂欢都是注定要死的人从单人战壕里通过无线电台发出的呻吟。从那个黑洞洞的未缝合的伤口、从那个令人嫌恶的臭水沟、从那个挤满黑压压人群的城市的摇篮（思想的乐曲就在这儿被淹没在动物油中）、从被扼杀的乌托邦中，生下一个小丑，一个半美半丑、半明亮半混沌的怪物，这个小丑向厂向旁边看时是撒旦，向上看时是一个涂了黄油的天使、一个长翅膀的蜗牛。
低头看那条缝里，我看到一个方程式符号，一个处于平衡状态的世界，一个化为零蛋、一点痕迹不留的世界，这不是范诺登用手电筒照的那个零蛋，也不是那个过早地醒悟过来的人身上的空洞，这更像一个阿拉伯数码里的零，从这个符号中能跃出无数数学的世界和一个杠杆支点，这个杠杆平衡星星、不清晰的梦、比空气还轻的机器、轻量级的四肢及生产这些东西的炸药。我要在那条缝里一直穿上去，穿过眼睛，让这双可爱的、古怪的、炼金术炼成的眼睛拼命转动。只有在它们转动时我才会又听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听见这些话滚过一页页纸张，这些话观察极为细致入微，内省极为大胆，所有悲哀的言外之意都轻轻地幽默地提到了，现在这些话就像风琴曲子一直奏到人的心脏破裂为止。过后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令人目眩、的人的强烈光线，它将群星多产的种子带走，这是艺术史，它植根于大屠杀中。
每当我低头看一个婊子被人操过多次的阴户时便感觉到了脚下的整个世界，这是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一个精疲力竭的世界。它光滑得就像麻风病人的脑袋一样。假如哪个人敢把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都谈出来，他就连一平方英尺的立足之地也得不到。一个人一露面这个世界便重压在他身上，把他的腰压断。总有过多的腐朽柱子立着，过多令人痛苦的人性有待人去繁衍。上层建筑是一个谎言，其基础则是巨大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怖。如果说在过去千百年间真的出现了一个眼睛中流露出绝望、饥饿神色的人，一个为创造一种新生物把世界翻个底朝天的人，那么他带给世界的爱便会化为忿怒，他自己则会变成一场灾难。如果我们不时读到探究真理的书、刺伤人使人冷酷无情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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