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夏宅邸的拆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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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踏节拍的“阿拉土喀”音乐。我借筑梦来逃避它。

    惟有的另一种逃避之法是跟母亲出门。因为当时的人还不习惯每天带孩子去公园或花园呼吸新鲜空气，因此跟母亲出游的日子是重大事件。“明天我要跟妈妈出门！”我会跟小我三岁的堂弟夸耀。我们走下回旋梯后，停在面对大门的小窗前，管家（当他不待在他的地下室公寓时）从窗里看得见大家出入。我对着窗中倒影检视衣着，母亲确认我的每个钮扣都扣上。一走出门，我便惊奇地叫道:“马路！”

    阳光，新鲜空气，光线。我们的房子有时很暗，跨出门就像在某个夏日骤然拉开窗帘——光线刺痛我的眼睛。我牵着母亲的手，着迷地注视橱窗里的陈设：透过布满水汽的花店橱窗，仙客来花看起来像红狼；在鞋店的橱窗里，几乎看不见的铁丝把高跟鞋吊在半空中；跟花店一样水汽腾腾的洗衣店，是父亲把衬衫送来浆烫的地方。但是我学到的第一课是从文具店橱窗看到，窗内的学校笔记本跟我哥哥用的一模一样——我们家的种种习惯和使用的东西并非独一无二，我们公寓外还有其他人过着跟我们相像的生活。我哥的小学——我也在一年后进这所小学——就在大家举办葬礼的帖斯威奇耶清真寺隔壁。我哥在家兴奋地大谈“我的老师，我的老师”导致我猜想，就像每个小孩都有自己专属的奶妈，每个学生也有自己专属的老师。因此当我隔年走进学校，发觉三十二个小孩挤在一间教室，而且只有一个老师时，我大失所望——发现自己实际上在外面的世界无足轻重，于是我更离不开母亲以及日常家居的舒适。当母亲去当地的商银分行时，我会没有任何理由地拒绝陪她走上六个阶梯到出纳员那里：木阶之间有缝隙，我跟自己说我有可能掉下去，永远消失。“怎么不进来？”母亲会从上面叫我，我则假装自己是另一个人。我会想像母亲不断消失的情景：现在我在宫殿里，现在在梯井底部假如我们一直走到奥斯曼贝或哈比耶，经过街角加油站，覆盖某栋公寓楼房整面侧墙的广告牌上的飞马，就会进入这些梦里。有个织补袜子兼卖皮带和钮扣的希腊老妇人，她也卖“村里来的鸡蛋”像取珠宝似的从一只漆匣里取出一个个蛋。她的店里有一口鱼缸，在缸里浮动的红鱼张开它们吓人的小嘴，企图咬我按在玻璃上的手指，傻头傻脑地舞来舞去，总是把我给逗乐。接下来是亚库和瓦席开的小书报店，兼卖香烟和文具，店面又小又挤，多数时候我们一走进去就出来了。有一家叫“阿拉伯店”的咖啡屋（正如同拉丁美洲的阿拉伯人通常被称做“土耳其佬”伊斯坦布尔的少数黑人被称做“阿拉伯佬”），当店里的巨型咖啡研磨机像家中洗衣机开始隆隆作响，使我躲开它的时候“阿拉伯佬”就会对我的恐惧宽容地笑笑。当这些过了时的店铺一家家关门，让位给一连串更现代的企业时，我和哥哥会玩一种游戏，其灵感与其说出自怀旧之情，不如说是想测试我们的记忆。游戏是这么玩的：一个人说:“女夜校隔壁的店”另一个人便列出它后来的化身：一、希腊妇人的糕饼店；二、花店；三、手提袋店；四、表店；五、足球彩券商；六、画廊书店；七、药局。

    在进入一家跟洞窟一样、一名叫阿拉丁的男人五十年来贩卖香烟、玩具、书报文具的店铺之前，我会设法请母亲为我买个哨子或几颗弹珠、着色本或溜溜球。她把礼物放进手提袋后，我立即迫不及待地要回家。但原因不单是新玩具的魅力。“我们一直走到公园吧。”我母亲会说。但突然间我从脚到胸痛得厉害，知道自己再也走不下去了。多年后，当我女儿在这个年龄跟我出外散步时，她也对极其相似的疼痛表示抱怨，我们带她去看医生，医生判断是一般性的疲劳以及成长的疼痛。一旦疲劳侵蚀我的身体，刚才令我着迷的街道和橱窗便逐渐失去色彩，整个城市在我眼中开始变成黑白。

    “妈妈，抱我。”

    “我们走到马奇卡吧，”母亲会说“搭电车回家。”

    电车道打从1914年就在我们那条街来回行驶，把马奇卡和尼尚塔石跟塔克西姆广场、突内尔、加拉塔桥和其他古老贫穷、似乎属于另一个国家的历史街区串连在一起。每天睡觉时，电车的忧郁乐声把我带入梦乡。我喜欢电车内的木头装潢，隔开驾驶舱与乘客区的靛蓝色玻璃门；我喜欢我们在终点站上车等开车的时候驾驶员让我玩的操作杆在我们回家前，街道、公寓，甚至树木都是黑白影像。